改革开放40年：1977、1978年我考了两次大学 | 新京报专栏
说起来，我的几个成长阶段都踩在国家变局的点儿上。当时自以为明白，其实懵懵懂懂，是绝对的后知后觉。
▲柳红。作者供图
文|柳红
决定去见识一下高考
还是先从恢复高考说起。
1977年，我17岁，在北京第七十二中上高二。
当时的学制没有高三，就到高二。“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让人有点盼头，但当时似乎高中毕业只有下农村一条路。大学从工农兵中挑选学员，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份儿。
很多人都在千方百计躲插队。比如，当兵是最令人羡慕的去处，又精神又光荣。那年我也做过些挣扎式努力，比如考福州军区对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文工团等等，但一个也没成。
1977年暑假之后，北京形势大变，中学里气氛很不一般，同学老师见面谈的都是上大学的消息。我也蠢蠢欲动，想上大学。
慢慢地，恢复高考的消息比较确实了。各个学校纷纷开始行动，进行高考辅导。1977年9月10日，学校也开始让我们报名参加提高班考试，要从高二的四个班里选拔出一个提高班来，所用题目是1963年初中生统考高中的题。我的成绩算相对比较好的，实际上很差。也就是说，经过“文革”，高中毕业生的程度还不及1963年的初中毕业生。
我的文化基础实在很差，也想放弃1977年高考，好好补习，来年再考。但后来还是决定试试，增加一次实战机会，见识一下什么是高考。
11月中旬，“大学热达到极大值”。提高班再不是权宜之计，而要成为专为高考生开设的班。也就是要在毕业前，重新打破班级界限，分班。我自然是进了提高班。
17日，听到消息说，此次高考没有在校生的份儿，但学校还是允许我们报名了。11月18日，日记记载：“下午报了名，不管学校批不批”。11月19日“发了高考报名表。”此时，距离高考也就20天了。从知道有高考这回事到参加高考，时间极其短促。天天熬夜，去一切可能更好的地方听课。比如，去北师大听过电学。
备战下一次高考
12月10日是北京市高考的日子。我们学校大约八名同学参加高考。文科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我考理科。那时的观念是理科不行的才考文科。老三届的多考文科，他们年纪大，有阅历，有思考，读书多，数理化丢得年头长。
这年，我家有两个高考生。姐姐从农村插队回城，在北京地安门五金商店当售货员。白天上完班，夜里我把当天提高班上课的内容给她讲一遍，给她做习题、试卷。不仅比我大5岁的姐姐和我同考，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在这一年参加高考，他考上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
1978年1月21日我算正式高中毕业了；2月27日，接到通知回校学习。
还不知道上一次高考成绩，已经为下一次高考备战了。两次中间只有半年时间。期间，开始拜访和求教于名师，找了二中的语文雷老师、八十中的物理邵老师等等。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大大小小彼此不认识的好多人，都去邵老师家，挤在小屋里，听他讲物理。他用拓蓝纸，复写数份作为板书，讲完课，我们抢着拿一份，那真是漂亮之极！他讲得好，独创一套解题思路，给我开了窍。后来，我的高考成绩数物理最好。
1978年的高考不再是各省考试，而是全国统考，加试外语，物理、化学不再合并而是分开考。3月16日，前一年的高考成绩下来了，我得292分。77级录取对老三届和在校生要求不一。我们大概需要高出几十分，我没达到要求。
这中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说。比如，3月19日，在北京举行科学大会，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妈妈的二伯孔宪武，我们称二姥爷的事迹《勤奋治学五十年》，还有照片。孔宪武是植物分类学家，时年81岁。科学大会在全国掀起了重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热潮，我也因为孔宪武而感到光荣和受到激励。
7月23日高考完毕，8月16日公布高考成绩：372分。在七十二中，只有四位考取，女生只我一人，去上海机械学院自动化系自动化仪表专业。
8月31日，北京盛传要扩大招生名额，分数宽限到300分。这样一来，我家双喜临门。姐姐也被录取了，她在化工学院学化工机械。两个人满足了父母的希望：学工。
去外地上大学
1978年10月初，我去上海机械学院报到。家人到北京火车站送行，火车一开，我就哭上了，哭了大半路。车上人劝我，“考上大学是多大的喜事啊，别哭啦”。1978年是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有610万考生，录取了29.3万，考取比例是4.8%。到了年底又扩招11万。
入学不久就有一场报告会是在10月19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来，我的几个成长阶段都踩在国家变局的点儿上。当时自以为明白，其实懵懵懂懂，是绝对的后知后觉。
去外地上大学，获得一种独立感，也生出许多亲情友情，每个月要写几十封信，常常上课写信不好好听课。
上了大学才确知自己一点儿都不喜欢自动化仪表这个专业。理工科学生很辛苦，77级78级学生尤其刻苦。前几年回母校，电路老师说他教书50年，我们自仪78级是最好的学生。他说，这是绝对的，不会对77级某班说他们是最好的。
说实在，听老师这么说我很惭愧。除了不喜欢，不够刻苦，我也不善于管理时间，功课学得很吃力，成绩也不算好，有很大的挫折感。在日记里，一遍遍问自己：“当个科学家？不！这不是我所能够的。当个女技术员，优秀的技术员，在工厂里尽我的力量勤恳工作？我迷茫了……”
留下记忆的都不是日常的规定动作，而是那些照亮了我整个大学时代的社会活动。我把很多精力用在了文工团、广播台上，参加上海市高校汇演、演讲，还有打排球。
邓丽君对我们这一代影响太深了，听着录音带记歌词，学唱，那时候流传过来的差不多都会唱。几年前，在台北金宝山去邓丽君墓，遇一位歌迷，是守墓者，每天来。他说，冬天了，树上的落叶落下来就立刻扫干净，免得让其他来此的歌迷看到不好。
我的毕业设计是“计算机模式识别”，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题目。一边忙着编程序、上机；一边提心吊胆分配去向。1982年7月1日毕业答辩通过，成绩是优；7月21日公布分配方案。我的名字第一个被念到，去机械工业部销售技术服务公司。
7月24日离开上海回北京。8月16日报到上班。这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同时是机械部的一个职能局：销售管理局。在改革之初，机械工业要走向市场，就开了这么一个窗口，亲自做起了生意。我在商情处，做市场预测。几乎是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它不是我的理想。
在毕业30年聚会上，同学嗔怪我们三个分回北京在部里工作的都离开了，或下海或自由职业。如今大学毕业生打破头地报考公务员，而我当年为了考研究生，离开机械工业部承受好多压力，那时候，人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出了时代风气。
□柳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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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木 校对：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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