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与我的“考试人生” | 新京报专栏
在我的人生中，有三段关乎“学历”的考试影响了我整个人生。它们穿越“文革”和改革开放年代，无不映射着时代的光晕和色彩。
▲李晓帆 作者供图
文 | 李晓帆
现如今几乎每人都在经历形形色色的考试：或为升学，或为求职，或为晋升，或为出国深造，或仅仅为兴趣爱好。随之而来的，有失落也有幸运，而我都经历过。
从影响人生程度看，其中三段关乎“学历”的考试尤为紧要。它们穿越“文革”和改革开放年代，背后故事浮现着独特甚至“另类”，却又无不映射着时代的光晕和色彩。
“文革”中我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1965年我十二岁，赶上文革前最后一次“小升初”统一考试。与当时国际形势有关，作文考题是“给胡志明伯伯的一封信”。事先虽未“押”题，却也发挥不错，正好前不久北京“百万民兵抗美援越大游行”的报道题材让我耳熟能详。加上数学考得不错，结果按第一志愿被兰州大学附中录取。
后来，作为初中六八届生，我即将“毕业”之际，省里选择兰州一中和兰大附中等重点学校，试办小规模两年制高中，我因年龄较小被选上了，未像其他同学一样去农村、农场，而是两年毕业后直接分配去了工厂。70年初春，三个同学为一组被派驻郊区阿干镇公社半个多月，我是小组长管一个大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1973年，我碰上文革中唯一一次“推荐加考试”，经过“基层推荐、政治审查、文化考核”，进入西安交通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后来上西安交大三年半，头半年专补高中课程。尽管仍处“教育革命”的大环境，大家被赋予“上管改”重任，但绝大多数人心里清楚，专业知识才是上学的真正诉求。当时文革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彼时的西安交大，“门槛高、基础厚、专业薄”的老传统犹在，乃至寒冬中生出些许暖意，“知先天不足而后进”者众多，图书馆抢占座位，晚自习弄到熄灯，边走边背单词并非鲜见。
有一时期，提倡自学为主，经验似来自武汉大学，推广虽有争议，我却不胜欢喜。这不仅让我自由地在图书馆完成功课，还乘机将有限开放的旧版文史书差不多借了个遍，一个暑假可读十几本。那时大小考试基本“开卷”，形式宽松多样，要求两三天内交卷的考试甚至可跨专业“求解”，记得我一篇“以哲学观点看可控硅电路特性”的千字试卷，大获“工业电子学”古新生老师高评。
那时师生同去工厂农村“实践”， 一起打赤脚走泥路，一起朗诵诗、演节目，平等相处且关系融洽。有一次，见到来实验室的老系主任、“中国电机之父”钟兆林先生，他养病在家偶然来校（后来曾返讲台），当时说话不多，花白的山羊胡子却透出非凡个性。
还记得，教高等数学的周建枢教授风度逼人，不仅指挥我们合唱，还用钢琴将革命歌曲弹出异样情调。当时这群多出自“老三届知青”的同学，之后虽遇社会“歧视”而努力不懈，厚积薄发、博学多才者不乏其人。如经济学家许小年、院士校长郑南宁、诗词大家孟建国等，当时都与我同系或同班，他们作为佼佼者迄今活跃于社会舞台。
考入社科院经济系“亲近”大师
1985年，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堪称我人生又一次转折。经济系完全对应经济所，该所历史悠久且大师云集，顾准、孙冶方文革前曾在此主政。时任研究员的巫宝三（系主任）、严中平、汪敬虞、吴承明、董辅礽（系主任）、刘国光、吴敬琏、张卓元等著名学者，还有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高鸿业等院外教授，都给我们上过课。生产力经济学开创者之一的薛永应先生，作为我导师更是耳提面命。
我作为学生班长，与老师打交道更多一点，曾坐研究生院的老旧红旗轿车到北大接送过厉以宁教授，路上借机对他几年前给我回信，为我一篇关于发展经济学的译文所做的校对与指导而面谢。总之，那时院所内外的学术氛围，老师们的观点学识和品格修养，都让我终身受益。
然而，“亲近”大师也不容易：为准备这次考研，我事先考取省电大英语、高等数学两个单科，并经中国社科院统一考试，于1980年从兰州通用机器厂电气技术员“跨界”为省社科院的研究实习员后，另走了考研之路。
后来，在深圳当公务员，出国进修，转任外经官员，做独立董事等，无不经过各种考试而乐此不疲。这其中固然有追求“功名”的动因，然而，又何尝不与我们这代人历经文化饥渴而重被滋润的心路，还有那相伴于磨难的吃苦耐劳精神有关呢？何尝不与改革开放之后那种乍然涌上心头、隐隐推动每个人奋斗的激情有关呢？
□李晓帆（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理事）
编辑：李冰冰 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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