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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水平开放型新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开放 | 新京报社论

社论 新京报评论 2019-11-22

从外向型经济体制升级到开放型经济体制,从扩大开放到更广泛深入的全面开放,意味着市场环境、相关制度与规则的深层变革。


▲既要维护自身贸易权益,又要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同时能在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是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需要承担的多重任务。资料图。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文 | 社论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四个“更”,描绘了中国对外开放即将达到的新高度,也揭示了中国外向型经济转轨升级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带有强烈的外向型经济特征,也就是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按照国际市场规则,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占据位置,在国际市场赢取份额。毫无疑问,外向型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外向型经济的运行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源消耗的增加,传统的外向型经济面临人口和自然资源红利萎缩的挑战。此外,产业升级也对人力、资本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以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为起始点,全球经济一体化正面临25年来最严峻的单边主义挑战,自由贸易的规则遭到质疑破坏,对全球贸易的无端干预正在增加。

    

需要看到,与新挑战并行的,是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权重在不断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连续14年位居首位。既要维护自身的贸易权益,又要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大局,同时能在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需要承担的多重任务。

    

了解了这一现实背景,才能够理解提出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外向型经济体制升级到开放型经济体制,从扩大开放到更广泛深入的全面开放,这不只是经济特征和政策表述的变化,还意味着市场环境、相关制度与规则的深层变革。

    

当然,推动制度和环境的变革事关重大,需要大量的前提准备工作。回顾近年来对外开放的新举措,可以发现清晰的预备动作脉络:打造自贸区、自由港等对外开放新高地,目的是通过多轮的差别化探索,积累丰富的压力测试经验;外商投资准入清单持续精简,金融等关键性行业、领域市场不断开放,进口商品和服务持续增长,目的是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和规则融合;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投资通关便利化,目的是让外资愿意来、留得下,同时促进内外资企业、大小型企业间平等竞争。

    

而在未来,从适应国际规则到改革国际规则,将是中国对外开放最重大的、也最艰巨的命题之一。这既需要通过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发展,进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也需要中国对外开放打开新局面。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从近期的新闻中可以发现,对外开放正在形成新的聚集效应:外商投资准入清单将进一步压减,今年前三季度引进外资企业超过了3万家,全球投资组合经理最多采用的基准指数MSCI连续提升A股纳入比例,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在世界银行排名榜上连年跃升,正在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了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600多家企业、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个部长级参观团参加。

    

可以说,这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成果,不仅强化了中国经济面对新挑战时的韧劲,同时也为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有理由相信,作为建立在实践基础和对形势的清晰判断上的战略部署,以更高水平开放型新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开放,在未来还会呈现出更为宏大的气象。

编辑:何睿  校对: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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