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代孕弃养”事件刺破了哪些“伦理气球”| 新京报专栏

为了避免“代孕退货”和“代孕弃养”之类事件的重演，从社会价值重构入手，再造科技时代的伦理关怀，已成了必要之举。

▲郑爽与张恒旧照。

文|段伟文

这几天，郑爽“代孕弃养”的新闻燃爆全网，再次让代孕成为热络的公众议题：代孕会不会使女性成为生育工具、代孕的商业化是否相当于变相的器官买卖和人口贩卖、如何应对代孕的灰黑产业链……

这些话题的特殊性在于，人们对这些问题普遍找不到满意答案以及解决方案。

代孕为什么会存在伦理困境

造成这种无力感的根本原因在于，代孕这种人工生殖技术的社会应用，存在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困境。

首先，必须认识到，通过人工生殖技术实现代孕本身在伦理上的颠覆性与挑衅性。

从母亲身份和母子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关系来看，代孕行为本身是违背伦常的。其本质悖论在于：“代孕母亲”孕育子女的目的是与之分离并丧失母亲身份；委托人没有或很少承担生育负担，却获得父母身份。

代孕引发的诸多伦理、法律和社会冲突，其实都是由这一悖论及其背后的社会安排衍生而来。从正常社会必须维系家庭伦理相对稳定的基本诉求来看，在尚未形成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伦理共识之前，目前舆论不可能激进地将代孕作为一种常规的生育方式。

鉴于代孕带来的伦理冲突与社会道德困境，我国的相关法规禁止代孕。虽然学术界不乏对有限放开代孕可能性的探讨，但其伦理问题本身无法被回避。

▲乌克兰代孕机构“婴儿囤积”。视频截图来源于乌克兰代孕机构Biotex.

从社会价值重构切入伦理关怀

实际上，明星代孕之类的“富人越线游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前些年，国内外就出现了“代孕旅游”等现象。在引发社会关注后，其中涉及的健康风险、生育权、性别不平等价值伦理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在政策层面也做出了很多相应的改变。

近年来，代孕业产值一度高达百亿美元的印度，开始反思代孕商业化的利弊并收紧了法律规制。允许无偿代孕合法化的英国的伦理专家，也在呼吁通过全球协同治理制止对女性的剥削。

带来这一转变的原因有观念层面的，如性别平等、对身体商品化的批判等，但更多的是源于对代孕负面影响的认知。

大量事实表明，代孕对代孕母亲所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可忽视，特别是胚胎选择、胚胎移植等人工生殖操作，以及剖腹产等人为选择导致的风险，会因为商业化而加剧。同时，代孕导致的各种法律纠纷使其滥用的负面社会后果愈益突显。

为了避免“代孕退货”和“代孕弃养”之类事件的重演，从社会价值重构入手，再造科技时代的伦理关怀，已成了必要之举。

弱者的权益与灰色地带的治理

就目前看，各国现存的法律关系不足以调节由代孕行为产生的复杂伦理关系。以隐私和保密为例，随着技术的发展，代孕儿童成年后的基因信息是不可能对其本人保密的。

而对代孕行为的伦理关怀，应该尤其关注两个方面。

其一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特别是已经发生的代孕行为中代孕儿童的利益。这其中，不仅应该高度关注孕育期间代孕胎儿的权益，还应该考虑通过社会工作者和公共监护人等制度安排，使其权益得到实质性的保障。

其二是对灰色地带的治理，特别是针对黑中介组织代孕、生殖旅游等现象，要加强舆论攻势以倒逼综合治理。这里面，要重点杜绝大学校园中的非法代孕招募，以及加强医疗专家群体的伦理与法律规制。

“代孕”不能想来就来，“弃养”更由不得任性。这些伦理底线需要被重申。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

编辑：马小龙   实习生：祁倩倩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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