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外，我替确诊者向医生发声

2月20日，柬埔寨爆发第三次社区疫情。当天，蔡先生报名当志愿者。

这些天来，他见证了同胞的心态变化，不安、恐惧、疑惑、焦躁、逐渐平静、继而渴望出院。

他既是连接医生和病人的沟通纽带，也是双方的情绪“收纳箱”。

左三为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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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外的通话

蔡先生没有算过一天喝多少水，一般打完两到三个电话，一通电话常是10分钟左右，就得喝水喘口气。特别疫情爆发前三天，量最大，甚至打完一个电话就需要喝水。

他50多岁了，有时候讲完一通电话，觉得很累，整个人要走走缓一缓。

沟通工具是手机，通常是打电话，回答病人抛来的“连环炮”问题。

病人刚住院有两种情况。

第一，病人觉得自己没有病，他估计这种情况占了一半，这些人是无症状感染者。“大哥，我好好的，怎么把我抓进来？是不是检测出错？”

第二，出现症状的病人担忧治疗情况，个别病人问能不能回国治疗。

有些病人情况比较严重，询问蔡先生，这里的治疗到底是怎样？

蔡先生安慰，医院储备有瑞德西韦（全世界唯一通过认证的治疗新冠的药），医生会根据病情使用这种药物治疗。

病人刚开始吃药时，很多病人问他，药很难吃，吃了恶心，想吐，能不能不吃。或拍照给他看，问他是什么药。“我建议病人遵医嘱，医生已经治好了几百人，而且生命哪有不受点苦的。”

蔡先生表示，柬埔寨长期跟痢疾、结核、艾滋病、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各种传染病打交道，当地医生有一定的能力。他认识的很多柬埔寨医生都是有国外留学回来，包括法国、美国，医疗水平并不差。

“我举了个例子，去年20多个法国人在柬埔寨感染，年纪最轻的60多岁，最大的80多岁，全部很好地痊愈。沟通能缓解他们的情绪。”

也有人急着要回家，说“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两天好了，不发烧不头疼了，肺部也没什么感觉了，呆不住了。”蔡先生耐心劝安心调养，无症状不代表没事，也无须担心。

此外，还有一些鸡毛蒜皮。

医院每天发2瓶矿泉水，病人觉得不够喝。偶尔会抱怨伙食不太好吃。嫌条件差要求换房间……

接收病人的需求后，蔡先生干的第一件事，是介绍新冠肺炎的情况。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是怎么样？尽量先消除其担心。

更重要的，是告诉病人，虽然柬埔寨经济不太发达，医疗设施不是很完善，但其在应对传染病方面有一些办法，至少是目前为数不多保持新冠零死亡的国家（注：采访时间为3月3日。3月4日一名确诊新冠肺炎中国同胞在隔离中心去世），这有目共睹。中国的专家也来过跟当地医生交流，不用太担心治疗水平。这一点，让很多病人安心。

最重要的，是告诉他们，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并不高，大概2%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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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的棘手问题

但医院和病人各有立场，蔡先生经常左右为难。

医院向蔡先生投诉，很多病人串门，不听指挥。他能理解，可能病人入院后，大家比较恐慌，选择找朋友聊天。

为缓解餐饮问题，医院允许家人和朋友给病人送东西，但后来有些病人家属送了很多花，医院收紧管理。蔡先生和病人沟通，讲清什么东西可以买，什么不可以。

甚至出现了比较负面的状况，病人聚众赌博，随处抽烟，影响到其他病人，引发医院不满。

蔡先生跟那些病人沟通，与医院协调，“我说病人的情况比较需要照顾，一时间让他们戒烟有点为难。我说干脆在楼下开设吸烟区。”后来，吸烟区如愿以偿。

采访期间，一个电话打来，一位病人前一天（26日）晚上被转院。起因是吸烟问题，有了吸烟区，病人依然在房间抽烟，前几天院长还让蔡先生警告病人。

病人比较有钱，住的是VIP病房，据说病人是坐私人飞机过来入院。蔡先生也告诉他，要遵守医院规定。这次病人被转院，蔡先生尚未得知原因，不知是否与违反吸烟规定有关。

“我们作为志愿者，只能尽力而为。我们肯定要积极配合，因为这事关中国人的形象问题。我总觉得，如果跟当地人有摩擦，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蔡先生不是很忙碌，因为医院解决了很多问题。而他自己也有本职工作，精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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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蔡先生参与此次志愿服务的初衷，出于突然间这么多中国籍病人，料想语言沟通是个障碍。他对当地医院有所了解，医院未必有足够的翻译者，而他本职工作也跟公共卫生有关。

2017年，蔡先生因工作缘故来到柬埔寨，他是慈善机构HPA（Health Poverty Action）在柬埔寨的负责人。他已在NGO工作了20多年，此前是个生意人。

HPA原本在国内从事艾滋病的领域，在柬埔寨跟当地卫生部门开展合作，攻疟疾病、女性疾病、结核病、毒品控制和帮助贫困学生等方面的工作。

长久以来，他一直有个想法，在当地建立一个外国人帮扶中心。“我见过一些中国人、印度人和欧洲人流落街头，发现有人跳楼、死亡。”蔡先生叹息。

他打算届时与相关部门合作，在外国人碰到困难时提供协助。“一是法律上的协调沟通，二是给予紧急的物资。比如，外国流落街头了，至少让他们有地方吃饭休息。没钱回国的，帮忙进行沟通，甚至可以帮助买机票。”他表示。

蔡先生表示，选择当志愿者，是由于认为这涉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大家互相协助，才能把社会变得更好。

他唯一后悔的，是当年没学医。所以换种方式为社会出力，坚守一个公民的基本操守。随后他又感慨，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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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尽力而为”

疫情爆发初期，蔡先生每天都很忙，本职工作也没办法做，生活被打乱，人也感到疲劳，后来情况渐趋稳定，他改为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做志愿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他承受了病人跟医生双方的情绪，被问及如何消化，他坦言，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尽量往积极的方面去想。

“我认为，只要我们不要去想太多问题，告诉自己只是尽量沟通，我不能做所有的事情，只能尽力而为。”

他说，很多情绪在互相传播，有个吸烟的问题，院长半夜打电话给他，一些突发事件让他头晕。

另外，他遇过被误解是骗子的情况。有次，他在柬单网发帖，招募精通中英文的志愿者。他写错了邮箱地址，一位同胞想联系他加入，但找不到蔡先生的办公室，发邮件没得到回复，这位同胞大骂他是骗子。虽然他感到不舒服，但还是理解了对方。

也有好消息传来，住院一段时间后，病人状态明显变化。

有个病人，刚入院时高烧40℃，呼吸困难进了ICU，第二天下降到35℃。最近蔡先生得知，这个病人精神状态好转许多，回到了普通病房，这让他倍感欣慰。

病人面对各种困扰，特别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难免有情绪，心情迫切焦躁。而前段时间大使馆的探望和关爱似乎让他们变得更加有信心，感觉没有被抛弃。

很多病人开始约蔡先生喝酒，他这时伸出的援手，赢得了病人的友谊。但他一直在思考，如果能在病房服务，自信能做得更好。

当初蔡先生计划到第一线去，心想每天有半天呆在医院也好。去年12月回国，他接种了疫苗，认为自已比别人更安全，在一线能更好地让病人情绪稳定，配合医生的治疗。

在这种突发而危急的情况下，病人的情绪是个大问题。他猜测医院肯定需要人帮忙，同时想了解其它方面能否帮忙。他跟卫生部提出要做志愿者，被告知当时只有俄罗斯医院有需求。

而且医院告诉他，一旦离开病房，得隔离14天。

最终经协调，医院建立了一个沟通机制，蔡先生成为连接医生和病人的纽带，接收双方的意见和反馈，及时传递信息。

“面对面和手机沟通差很远，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蔡先生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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