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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师大原校长钟秉林谈高考趋势：“知识为本”转向“能力为本”
2021年全国高考于6月7日开考。今年，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市迎来高考改革后的首考。
在考试科目设置上，目前启动高考改革的14省市均取消了文理分科，保持统一高考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不变，由考生自主选择另外3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此前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6省市采用“3+3”选考模式，进行首考的8省市则采用“3+1+2”选考模式，考生须先从物理、历史中选择1门科目，再从其他四门科目中选择2门进行考试。
取消文理分科、采用选考模式，反映了高考怎样的发展趋势？ 高考改革是否反映出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转变？ 高中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网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原校长，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总督学顾问钟秉林。
钟秉林表示，取消文理分科是顺应了学科发展综合化趋势，我国教育的普及化、差异化特征则决定了地方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高考改革模式。
取消文理分科是高考综合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钟秉林说，“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融合是大趋势。以心理学为例，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已经和信息技术、神经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紧密结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专业。高中阶段文理分科，一方面，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完善，进入大学后还要‘补课’，影响大学阶段的人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会造成学生思维方式的不完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在于培养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的形成，需要将文科擅长的形象思维和理科擅长的逻辑思维相结合。”
对于今年8省市首次采用“3+1+2”选考模式，钟秉林表示，这有利于解决“3+3”选考模式下由于趋易避难心理而造成的物理选考人数偏少的现象。“3+1+2”选考模式在保证选考物理人数的同时，还减少了科目的组合数，这有利于高中在实施选课走班教学中更好地配置师资力量，同时也为中西部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启动高考综合改革提供了参考。
钟秉林说，高考考试内容每年都在进行调整，主要从“知识为本”转向“能力为本”，“高考除了考察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更注重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翻烧饼’，考试内容改革要遵循‘小步走，不停步’的原则。每年改一点，这样大家都可以接受，但过几年回头看，就是很大的改变。”
钟秉林指出，我国教育规模庞大，2020年有各级各类学校53.7万所，在校生2.89亿人；同时，教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包括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甚至同一学区内不同学校之间也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高考综合改革没有采用“一刀切”模式，而是试点先行、逐步推进，同时鼓励地方根据省情发挥首创精神，进行多样化探索。
“考试招生制度是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我国从建立统一考试招生制度以来，高考改革一直在路上，有时步子大一点，有时步子小一点。”钟秉林说。
在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举措上，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同时，实施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
钟秉林表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不仅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高考改革措施，也是维持社会公正的重要政策补偿措施，“高考是社会流动的阶梯，一些学生希望通过考上大学，改变个人命运或者家庭境地；尤其是农村的学生，希望通过高考来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跨越，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表现。”
“这些政策措施表明，国家关注到了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高考改革也在不断促进教育公平，尤其是入学机会公平。”钟秉林说。
健全人才选拔的综合评价和多元录取机制，是高考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试点省份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模式，不仅依据统考成绩和选考成绩，还将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钟秉林说，“学校教育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人才培养要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高考改革要求以省为单位，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高中学校不断深化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加强了与高等学校的协同探索，使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可信、可比较、可使用。”
高考改革还适当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实行统考录取、综合评价招生、定向录取、注册入学、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方式，钟秉林说，“所有录取结果都要在网上公示，让政府、社会、媒体共同监督问责，放在阳光之下进行。”
钟秉林表示，高考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形成合力，倒逼高中和高校同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逐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考改革对高中阶段人才培养的挑战首当其冲，选课制、走班教学、分层教学成为高中教学新常态。同时，很多高校按照专业类或专业群进行宽口径大类招生，学生由于自选科目不同，同一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差异加大。对此，高校也需要将考试招生与人才培养相结合，进行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是“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钟秉林指出，现在的高考招生与过去精英化阶段有本质上的不同，“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人数是27.3万，录取率不到5%。去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071万，录取人数是967.5万，录取率超过90%。精英化阶段，高考是从大批考生中选拔少数尖子人才进入大学深造；而在普及化阶段，高考是将有上大学意愿的考生送到他们所适合的学校去深造。”
钟秉林表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多样化的高级专门人才，精英化阶段仅根据考试总成绩高低选拔人才的方式已经不完全适用，“人才培养需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层次和类型人才的选拔标准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为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高校分层分类发展已成趋势。相应的，考试招生制度也需要改革。”
2020年，教育部在36所一流大学建设A类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强基计划”。“强基计划”主要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钟秉林指出，“强基计划”释放了社会人才需求信号，“社会急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学科人才和‘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的人才。”
钟秉林建议在高中阶段加强生涯规划教育，“自选科目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性，但是要重视学生是否能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选择。生涯规划教育是一种选择性教育，可以使学生加强自我认知，对未来的学术生涯或职业生涯形成大致的规划。高中学校要开设生涯规划指导课程，利用社会资源开展职业生涯体验活动。生涯规划教育还要同学校的社团活动、心理咨询、综合实践相结合，并能够融入学科课程教学。高中教师要提高发现学生兴趣特长和学科潜力、评价学生综合素质、指导学生选课和规划学习生涯的能力。同时，大学教师也要主动到高中举办专题座谈，配合高中的生涯规划教育工作。”
“可以预期，高考综合改革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等方面能够发挥很大作用。但是，由于高考承担的功能很多，使高考综合改革具有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此，我们对高考综合改革要有其理性的认识与合理的期盼，尽可能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稳妥向前推进。”钟秉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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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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