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弭矛盾和戾气，他们自找“麻烦”

一拳下去人生从此改变航道

       在人们的观念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或摩擦，最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和和气气，社会也能和谐稳定地发展。因此，一批批“调解员”成为判断是非曲折、协调家长里短的大众明星。
　　然而，人们往往知道民事和解，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刑事案子的和解同样重要。
　　刑事和解比起民事纠纷，案件性质更为严重，双方都充满“很大的戾气”，难度不言而喻。今年一年内，黄浦区仅刑事和解就达到上千起，如此高的刑事和解率，究竟有什么秘诀呢？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袁检察官，给我们讲了一个最近的案例。
　　李明（化名）是一名在读医学博士生，原本前程似锦：他刚刚在一家医院找好了工作，即将正式成为一名医生。多年寒窗苦读，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父母为他骄傲和欣慰，美好的人生似乎刚刚开始。
　　然而回忆起冲动的那一幕，李明至今懊悔不已。那天，他回到母校打篮球，没想到本来是一场愉快的游戏，但过程中，他与陈裕（化名）不和，两人愈演愈烈，最终发生肢体冲突。
　　陈裕骂了什么，现在看已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在人生得意美满的时刻，被人这么一骂，李明觉得十分不爽；也许是因为运动时的荷尔蒙本来就未散去，促使他头脑发热——于是，他奋力朝对方打了一拳。
　　这一拳，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后果是如此严重：人高马大的李明，一拳挥下去的位置，恰恰是陈裕的眼睛。结果导致陈裕眼角膜破裂，视力降为0.1。
　　陈裕也是一名医学院学生，今年读大二。这样的后果，让陈裕的人生从此改变航道。
　　可以想见，陈裕和他的家人痛心疾首，坚决不肯放过李明。所有办案人员几乎都这样描述：“被害人家属情绪非常激动”。
　　如今，半年过去了。这半年中，无论李明如何放低姿态，看望、赔礼、道歉等等，做尽一切能做的，陈裕及其家属都拒不见面，拒不和谈。陈裕父母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想和你谈，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你送上法庭。”
　　这看起来，似乎已经没有和解的希望。

刑事和解比民事和解更加严苛

        对检察院而言，他们也本可以简单操作，无非两条路：起诉，或者不起诉。在这起案子中，陈裕难以原谅李明，坚持起诉他，那么检察院按照程序走完流程，起诉到法院即可。这种情况下还要刑事和解，检察院其实有些“自找麻烦”
　　案子送到了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手里。这意味着什么呢？此前在公安机关，双方经过调解，仍然难以达成和解，于是决定起诉。
　　通常情况下，很多当事人都把检察院当做起诉的“走过场”，等着检察院起诉后，案子交给法院来处理。大家总觉得，似乎法院更有威慑力，无论是终于和解还是当庭宣判，法院总能给一个了结。
　　对检察院而言，他们也本可以简单操作，无非两条路：起诉，或者不起诉。在这起案子中，陈裕难以原谅李明，坚持起诉他，那么检察院按照程序走完流程，起诉到法院即可。这种情况下还要刑事和解，检察院其实有些“自找麻烦”，就这个案子来看，难度也很大。
　　但是袁检察官仍然竭力想要促成刑事和解。
　　她解释，首先，不是所有刑事案件都适用刑事和解，比如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等情况，就不能刑事和解。
　　其次，刑事和解也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在限定范围内，这正是司法调解和一般民事调解的本质区别。一般必须被告认罪态度诚恳，教训深刻，再犯可能性小，等等。
　　再者，刑事和解的过程，比民事和解更加严苛，履行的程序和保障必须非常规范。比如，前期由检察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必须都到场，检察官询问双方对案件处理有什么看法。接下来，如果双方达成和解意向，案子还要交给专业机构，以及引入第三方机构如人民调解委员会来监督。刑事和解的标的需要全部到位，双方当事人必须当场履行完毕……
　　而李明的案子，确实在刑事和解的范围内，李明本人的和解愿望也特别强烈。他十分清楚，一旦起诉到了法院，自己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即使法院也可能达成和解，但是法院的和解，在外人看来就是已经有了明确的司法结果，他的医生职业资格可能被吊销，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就此被摧毁。如果能在检察院达成刑事和解，他的医生生涯说不定还能保住。
　　而对受害人陈裕来说，无论法院给出什么样的判决，都已经挽回不了他的视力。这“冲动的一拳”，其实给两个年轻人都带来人生的逆转。
　　听证会上想到和没想到的人都到场了。
　　一份决定书，虽然没有几页，但前前后后的波折，沉淀着每一位办案人员的心血。
　　“我们给儿子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每一步，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大学毕业回来。”陈裕的父母这样表达。
　　陈裕的家庭比较富有，全家人都对陈裕寄予期望。陈裕出事之后，不仅父母，家里长辈亲戚都纷纷到场，可想陈裕身上承担着一个家庭多少期许。而现在，一切都被打乱了。
　　得知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出面调解，双方都派出了律师。起初，怕双方当事人情绪激动，调解时，袁检察官并没有让双方直接碰头，而是什么话都通过她来转达。
　　陈裕的家庭提出赔偿400万元。这对家境普通的李明来说，不是一笔小数字。李明父母觉得赔不起400万元，一开始采取了“拖”字诀，一直不肯答应，试图等待时间去化解。此时，袁检察官开始做李明一方的思想工作，耐心地与他们解释，取保候审有时间限制，几个月内如果实在达不成刑事和解，公诉机关必须提起公诉。也就是说，拖延，并非良策。
　　而陈裕这一方，一直有个误解。陈裕的家长一度以为被告是一名社会上的小混混，所以才会一言不合就诉诸武力。当袁检察官把李明的情况详细告知，直到此时此刻，双方才对彼此有了一个初步了解。陈裕的家人听到，原来李明也是一位医学生，刚刚工作、刚刚结婚，将心比心，态度慢慢软化了。
　　就这样，每周，袁检察官都和双方律师保持联系，在来来回回中，把法律、人情一一与双方讲清楚。最终，双方的赔偿价格谈到180万元左右。此前袁检察官也探过底，这是李明家庭能够承受的上限了。
　　双方终于同意刑事和解。但为了彻底了结这桩恩怨，在执行环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考虑得非常细致。
　　“即便程序都到位了，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被告是否真的具有经济能力履行赔偿，是否真诚悔过。而被害人是依据什么提出180万元的，是随便开口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袁检察官解释。
　　刑事和解的那天，双方第一次在检察院碰头了。李明和李明的家长当场鞠躬，赔礼道歉。仔细观察，袁检察官发现被害人陈裕表现得平心静气，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检察官询问，这180万元是怎么算的？陈裕的家人回答说，他们想把陈裕送到美国治疗，大约需要20万美元，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差旅费、精神损失费，最终得出180万元。
　　刑事和解的最后一个环节，案件需要召开公开的听证会。听证会上，当事双方、双方家属和律师全部到场。这样还不算，黄浦区检察院非常细心地找到了李明的工作单位，检察官当庭询问：一旦刑事和解达成，单位是否愿意继续录用李明？
　　单位的一位领导表示，培养一个医学博士不容易。李明平时的工作表现一直很好，短短几个月，从急诊科调到外科，如果能够在检察院刑事和解，他们不会就这件事开除李明。
　　有了单位的保证还不算，检察院又找来了学校代表，询问李明是否能够正常毕业。老师回答，现在这样不起诉的方式，他们没有意见。而对陈裕这位大二学生来说，因为这件官司折腾，他已经挂了六七门课，学校表示，愿意给他充分的就学照顾。
　　最后，黄浦区检察院还请了一位人大代表，监督整个程序是否合法。
　　就这样，在公开透明、听证审查各方都没有意见后，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终于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
　　这样一份决定书，虽然没有几页，但前前后后的波折，沉淀着每一位办案人员的心血。
　　事情至此，终于善了。

调解成功一个案子等于挽救一个家庭

       “只要有一方调解意愿强烈，我们就会花心思，下功夫。一时冲动，把两个人的人生都毁了，这样太可惜”。
　　法律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惩罚，更在于消弭社会危害。法官一锤子下去，似乎一切都尘埃落定，但之后呢？有人仍然心怀怨气。
　　近几年，检察院接受的许多刑事案件，当事双方戾气都很重。被害人的心态是：“我不跟你谈，只要你吃官司”。而被告人有时也觉得委屈，冲突的发生很可能是原告自己引起的，只是没想到一个意外，后果难以预料。委屈之余，被告人也会想：“我宁愿吃官司，你也别想拿到我一分钱。”
　　无论是为了社会稳定，还是为了真正帮助到当事人，检察官们都希望，能和解的尽量和解，能够不起诉尽量不起诉。因此，每一回，只要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他们都会主动问一句：想要调解吗？
　　“只要有一方调解意愿强烈，我们就会花心思，下功夫。一时冲动，把两个人的人生都毁了，这样太可惜。”袁检察官说。
　　刑事和解率其实不算在检察官的考核指标内，促成刑事和解，检察官往往还会被双方当事人误解，他们总觉得检察官是在帮对方说话。和解的过程充满委屈，但即便如此，黄浦区的检察官们依然愿意促成刑事和解。
　　黄浦区作为上海老牌的中心城区，检察院受理的案子范围还有些特殊：不仅仅受理辖区内的案子，全市高校案件、公交案件、长江航运案件，全部都在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受理。
　　而高校涉及学生的案子，检察官们总会慎之又慎。他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事：案件虽然已了，但在法庭外，双方的仇恨之火依然燃烧得很旺。判决并没有化解矛盾，这件事永远成为彼此的心结，纠缠他们的一生。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刑事和解，那才是真正化解矛盾。
　　袁检察官回忆，之前也有过一个类似李明的案件，上下铺学生打架，被害人家属闹得很凶，调解最终没有成功。从判决结果看，其实两败俱伤：被告的研究生考试由于官司纠缠，最终失败。而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以不定罪处理，原告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双方其实都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结果。
　　“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调解成功一个案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袁检察官感慨。
　　找到她时，举目四望真的是家徒四壁
　　有时候，当事双方不愿意和解，其实就因为赔偿金谈不拢。赔偿金的一点点“缺口”，如果司法救助金足以填补，那么和解也就成功了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的控申科，常常收到老百姓的锦旗。
　　2014年起，国家六部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简单说，就是在办理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受到了犯罪侵害，而实施侵害的被告人没有经济赔偿能力或经济赔偿能力差，导致被害人最终得不到应有的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那么控申科可以根据规定、按照程序，给予被害人一定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
　　近年来，控申科探索创新，将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运用到刑事和解工作中，收到了较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有时候，当事双方不愿意和解，其实就因为赔偿金谈不拢。赔偿金的一点点“缺口”，如果司法救助金足以填补，那么和解也就成功了。另外一些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案子，但如果得到一定的赔偿，在法庭上也可以争取减轻处罚。
　　“从矛盾的化解和社会稳定，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看，司法救助的效果好，作用大。”杨科长这样形容。
　　杨科长总结说，她手头的案子一半左右比例双方有和解意向，只是在赔偿金的问题上纠结，司法救助就显得特别关键。
　　有一次，杨科长带着科室的人奔赴上海郊区，看望一位孕妇。
　　此前，这位孕妇来检察院申诉。原来，她被人骗走几十万元，其中的一部分钱还是向亲友借的，现在已身无分文，连分娩费用也无力支付。她觉得法院判决太轻，表示不服。在办理申诉案件的过程中，杨科长他们对案子进行了全案复查，根据现有证据，法院的判决没有问题。
　　虽然驳回了她的申诉请求，但感情上，杨科长依然同情她，于是根据规定，启动了司法救助程序，也就有了那次带队。
　　“我们找到她时，举目四望，真的是家徒四壁。”杨科长感慨，检察院的同志坐在小凳子上与她聊天，安慰她，为了孩子也要好好生活。当检察官将救助金交到她手里时，她和妈妈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天过去以后，她再也没来找过杨科长。日子久了，杨科长反倒有些牵挂，想着她现在怎样，孩子是不是已经会叫妈妈、会走路了？

调解的终极目的是化解社会矛盾

       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注重化解涉检信访矛盾，注重消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不合，注重配套保障机制完善，通过刑事被害人救助，促进双方自愿和解……这一系列理念和行为，背后体现的正是法治的终极目的——建立和维护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
　　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是专门受理审查当事人不服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申请检察机关履行监督的部门。
　　法院判决讲究的是证据，证据不足，很可能难以达到当事人通过诉讼想要的结果。很多案件，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合法正确的，但当事人往往以“事实及理由”提出不服判决的申请主张。这时候，检察机关虽然已经不能启动监督程序，但民行检察的工作并未停止。
　　首先，他们需要做服判息诉工作。检察人员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简单告知法律条文，除了解释法律、法理，还要讲事理、情理。释法说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案件纠纷常纷繁复杂，而法律规定又总是比较机械或艰深晦涩，需要工作人员结合个案情况、当事人个体情况深入浅出，道出“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差异、法律适用考量和立法精神。这无疑是耐心和慧心的考验，甚至是一场“持久战”。
　　民行科的乌科长，多年以来总结出一套工作经验，她概括为“一听二查三辨”三部曲，“不躲不推，不扯不躁”四原则和“迎、疏、导、快、督”五字法。
　　其次，他们也要做促进和解的工作，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努力用各种方法化解矛盾，让双方当事人打开心结、展现笑颜，可以说这又是一场“拉锯战”。
　　乌科长印象深刻的是，地处淮海中路繁华路段的某广场，建筑物外立面进行装修时，因相邻采光权及通行权，与相邻数十户居民发生交涉。十余户居民向法院提起相邻损害妨免之诉，均未获判决支持。
　　民行科在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同时，还是考虑到本案的特殊背景。申请人多为年老、患病等生活困难群体，且存有和解意愿，于是积极开展和解工作，尽力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沟通疏导，又借助所在街道调解委员会的力量，促使双方平等对话。
　　经过近五个月的努力，依照“自愿、合法”的原则，最终达成全面和解。

　黄浦区一直以来都在树立“依法办案与化解矛盾并举”的工作理念，倡导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注重化解涉检信访矛盾，注重消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不合，注重配套保障机制完善，通过刑事被害人救助，促进双方自愿和解……这一系列理念和行为，背后体现的是法治的终极目的——建立和维护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