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希米亚的技术统治和反主流文化的媒体

编译自：弗雷德·特纳（《数字乌托邦》的作者）的“Bohemian Technocracy & the Countercultural Press”，这篇文章出自《Power to the People》这本书。

1973年，杰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版了一卷507页的书（《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围绕一个单一的思想：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他声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的高度工业化的秩序开始逐渐消失。过去，人们在大型工厂的地板上与“机械怪物”搏斗，并出售生产的商品而赚钱。现在，贝尔认为，通过将科学智慧应用于已有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来真正的赚钱。在新的知识形式和新的信息技术压力下，制造业将让位于服务业；科学将推动新设备的发明；最后，一个新的技术官僚精英将会站在美国社会的最前沿。贝尔认为，新秩序的“轴心原则”是“理论知识”；它的定义技术是计算机。

从表面上看，贝尔对新的劳动和制造业模式的描述似乎与美国反文化的兴起没有什么关系。毕竟，当贝尔写他的书时，学生们已经反对军工联合体及其在越南的战争将近十年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职业生活，打包前往科罗拉多州平原和佛蒙特州山区的公社。甚至贝尔自己也认为反文化是一种“假冒文化”，是对“共同道德秩序”的攻击。

然而，仔细看看当时两个特别有影响力的出版物《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和《激进软件》（Radical Software），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力量安排。这两份出版物非但没有拒绝主流文化，反而实际上拥护其技术统治的理想、对专业知识的信任，甚至是信息技术。他们认为，主流美国提供了丰富的高科技工具；如果有适当的指示，读者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改变他们的集体意识，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更具协作性的社会。尽管在今天，我们很容易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是一次反主流文化的起义，但这些出版物提醒我们，从根本上来说，部分反主流文化根本不是反主流文化。相反，在《全球概览》和《激进软件》及其众多模仿者的页面上，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官僚主义理想和反主流文化的波西米亚梦想成为一体。

《全球概览》和波西米亚技术官僚梦想

为了理解这种融合的吸引力，我们需要回到1965年10月15日的加州伯克利。那一天，小说家兼“快活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的领导者肯·凯西（Ken Kesey），被邀请在反战游行者走上街头之前向他们发表演讲。不到一年前，一系列言论自由的抗议活动席卷了附近加州大学的校园。与此同时，LSD（迷幻剂）仍然是合法的，隔着海湾，在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Ashbury），迷幻的景象刚刚开始开花。

与此同时，迷幻剂仍然是合法的，在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区，迷幻的景象刚刚开始绽放。对于反战游行的领导人来说，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和海特蓬勃发展的文化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社会、意识形态，甚至在地理上。因此，他们邀请凯西，就好像他是一个外国国家的元首一样：有了他的在场，他们希望将两个社区团结在一起，加入到抗议政治中来，加入到“恶作剧者”的叛逆游戏中去。

然而，当他登上舞台时，凯西把矛头指向东道主。如果他们想要长篇大论，他们不会得到。看着人群，凯西靠在麦克风上说，“你们知道，你们不可能通过游行来阻止这场战争...他们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口琴，演奏了“牧场是我家（Home on the Range）”，然后离开了舞台。对于凯西和“恶作剧者”，以及最终对于美国反主流文化的整个派系来说，新左派喜欢的对抗性政治看起来像是一个陷阱。从政就是成为一名政治家；要改变世界，你需要从你自己开始，在家里。更具体地说，你需要从改变你的心态开始。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他1969年的畅销书《反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中这样写道，“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主要不是一项社会任务，而是一项心理任务。”在罗斯扎克看来，主流的军事工业化的美国依靠“科学世界观、以自我为中心和以大脑为意识模式的根深蒂固的承诺”，将这个国家推向越南和世界核深渊的边缘。他认为，为了打败战争制造者及其实业家盟友，美国人需要发明一种新的政治，即“政治意识”。

但是怎么做呢？如果以传统方式进行政治活动——通过组织社会运动、召开会议、制定规则和条例——已经无可救药地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纠缠在一起，那些追求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转向哪里？根据什么原则，用什么工具和技术，他们可以建立另一种社交形式？

从许多方面来说，正是《全球概览》要回答的这些问题。1966年，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是一名30岁的摄影师，也是“快活的恶作剧者”的边缘成员。他刚刚帮助创建了Trips Festival，这是一场为期两晚的聚会，内容包括大量的迷幻剂、迷幻灯光、表演艺术和摇滚乐，这帮助开启了旧金山的迷幻场景。他也曾在伯克利的校园大门外闲逛，兜售的纽扣上写着“为什么我们还没看到地球的全貌？”对于布兰德来说，迷幻剂、火箭飞船和卫星摄影都是新技术领域的一部分，这些技术可以提高个人感知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能力。他认为，这种新的观念最终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的基础，这种社会可能最终超越美国主流的军事政治和机械思维模式。

到1968年，这种信念也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社化浪潮。在1967年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之后，海特-阿什伯里区和其他城市的嬉皮，开始前往科罗拉多州的平原、新墨西哥州和佛蒙特州的丘陵。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最可靠的估计表明，全国大约75万美国人生活在1万多个公社中，其中许多人生活在野外。虽然公社生活的结构和目标因地而异，但几乎所有人都寻求，创造一个他们想象中的官僚主义和心理受限的世界的替代品。和“恶作剧者”一样，他们希望不是通过政治手段建立这样的替代方案，而是通过设计和部署新的小规模技术来建立这样的替代方案。

1968年夏天，布兰德和他当时的妻子路易斯（Lois）挤进他们那辆旧道奇皮卡车，向东行驶，前往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公社，看看公社可能需要什么工具。当他们回到旧金山地区时，他们开始编纂一份目录，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该目录增加到大约448页，销量超过100万册，并获得国家图书奖。

尽管该目录表面上是为那些每天都在乡村野外建造房屋和建立农场的读者服务的，但实际上，这个目录对整整一代人都有影响，这一代人都在努力应对二战后的技术繁荣。在其第一页，布兰德阐明了目录的目的：

我们就是神，或许还真无所不能。到目前为止，遥不可及的权力系统（政府、大型企业、教育体系和教堂）造成的问题基本把它们带来的益处抵消了。与此困境相对应的是，一种属于个体的、私人的力量正在崛起——个人实现自我教育、获得启迪、塑造属于自己的环境，并将他的冒险经历与有兴趣者分享。《全球概览》愿寻找并推广能促进此进程的工具。

1968年，许多另类媒体都提倡静坐和游行。然而，和凯西一样，布兰德和他与之交谈的公社主义者倡导一种不同形式的权力，这是一种生活和社会变革的方式，既具有波希米亚风格，又充满技术官僚主义色彩。一方面，就像之前几代波西米亚人一样，公社主义者寻求在他们自己的替代飞地里生活在一起。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利用后工业生产的工具和逻辑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管理这些社区。就像丹尼尔·贝尔一样，布兰德和社区主义者认为高科技在人类社会组织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和贝尔一样，他们对信息技术的力量抱有特殊的信念，将美国社会从高度理性的思维模式和工业时代的等级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

对布兰德和公社主义者来说，最卓越的信息技术就是目录本身。鉴于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反商业时代的普遍回忆，选择目录作为一种反文化形式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此，如果目录实际上是一个零售店的话，情况可能会如此。

然而，正如布兰德在第一期中写的，目录被设计成“作为一种评估和访问工具，有了它，用户应该更清楚什么是值得获得的，在哪里以及如何获得。”虽然目录工作人员在他们位于加州门洛帕克的办公室附近开了一家“全球卡车商店（Whole Earth Truck Store）”，尽管读者实际上可以在那里购买目录中的许多商品，目录本身用作参考工具。读者可以写信给布兰德和他的员工，并推荐特定的产品。如果他们的推荐被接受，布兰德将向投稿者支付10美元的费用。然后，读者的建议就会出现在目录中，以及有关其他读者如何联系制造商或以其他方式获取产品的信息。

这种生产模式改变了目录在工业时代的角色。例如，在十九世纪，西尔斯·罗巴克目录（Sears Roebuck Catalogs）作为大批量生产商品的集中销售点。另一方面，《全球概览》充当了一个新兴的、地理上分布的意识共同体的地图。正如读者所写的，他们不仅让特定的产品可见，还让他们的理念、品味和他们生活的新社区可见。购买《全球概览》不仅仅是为了购买用于识别特定工具的机制（尽管也是如此），这是为了购买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

布兰德本人非常清楚这一功能。直到1972年，他每年出版两次目录，之后断断续续出版。在最初的四年里，在目录的不同版本之间，他还出版了一份增刊，更新了目录。在这两份出版物中，布兰德定期提供关于反文化部落各种集会的报告。例如，1969年3月，他报道了Alloy，一个召集了150位自定义为“世界思想家”的聚会，从公社建筑师到湾区科学家，再到湾区高中老师，在一个废弃的新墨西哥工厂。在其他时候，他还报道了一场“恶作剧者”的巴士比赛、一名僧侣的葬礼，以及在沙漠中部署了一个巨大的充气塑料房子。对读者来说，目录从来就不是主要关于买卖商品的。相反，正如一位读者所说，“我认为整个场景就像一个印刷中的社区，那些狡猾、沉默寡言的老混蛋在火里叫卖、吐口水，偶尔还会在体验店外给我们放一个。”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概览》代表了一种新型社会的强大纸质原型，这是一个地理上分散的社区和个人网络，通过共同的品味和消费习惯，以及允许其成员相互透露个人喜好的信息技术来联系。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目录的策略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在线社交网络。然而，在1968年，他们也产生了对本世纪中期美国军事工业世界的关键思想和实践的浓厚兴趣。目录的每个版本被分成七个连续的类别：“理解整个系统”；“住房和土地使用”；“工业和工艺”；“通信”；“社区”；“游牧”和“学习”。在这些章节中，读者可以找到一些诸如鹿皮夹克或大型生物烹饪指南等嬉皮要素的指导。但是他们也可以找到最新的惠普计算器的图片和关于尖端塑料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显示工具根本不是设备。它们是书。对于布兰德和他的读者来说，这些书就像是迷幻剂、摇滚音乐或闪烁的灯光：所有这些都是用来改变读者的意识的工具，从而改变社会结构。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倾向于赞美专家知识和理解社会及自然世界系统框架的力量。他们的系统理论主要来自20世纪中期两位极具影响力的技术官僚：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和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富勒已经走遍了美国，他是一名逍遥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自封的技术梦想者。虽然缺乏在任何长期的机构工作，他找到了进入美国企业想象中的中心的途径，比如《财富》杂志，在那里，1940年，他对从美国工业化模式到斯佩里陀螺仪的工作原理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二战前，他设计的三轮汽车（Dymaxion汽车）和悬挂在杆子上的房子（Dymaxion House）吸引了读者。1954年，他获得了测地线穹顶的专利。在美国军方的要求下，他帮助部署了穹顶，以便保护远程预警雷达网（Distant Early Warning Line）的雷达站。这个长达3000英里的雷达站旨在监视苏联的空袭，横跨北极，从阿拉斯加到加拿大再到格陵兰岛。到20世纪50年代末，穹顶已经成为一种在国外举办美国国家展览的卓越模式，到20世纪60年代末，它已经成为许多乡村公社的首选住房。

对于富勒来说，工业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宝库，每个技术专家都可以从中提取并重新设计新的生活机器。正如他在1963年出版的《思想与整合》（Ideas and Integrities）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这本书在全国各地的公社和校园都可阅读）：

只有自由自在的艺术家-探险家、非学术人士、科学家-哲学家、机械师、经济学家-诗人，从来没有等待过赞助人的启动和认可其协调能力，作为今天的首要举措。如果人类要继续作为宇宙进化中一个成功的复杂模式，那将是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艺术家-科学家将会自发地承担起主要的设计责任，并成功地将工具增强的人类的全部能力从killingry [sic]转变为先进的livingry [sic]——适合全人类。

对富勒来说，对于原子弹爆炸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工业技术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进化时代。人类现在可以彻底毁灭自己。军国主义者可能会发射一连串核导弹。或者更阴险地说，贪婪的实业家可以简单地囤积资源，让地球上的其他公民挨饿。在这种情况下，要靠灵活的个人，共同努力，重新掌握工业主流的技术，把它们变成重新分配全球资源的工具。富勒称这项任务为“综合设计（comprehensive design）”，对于为《全球概览》做出贡献的年轻乌托邦者们，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榜样。作为一名综合设计师，他们可以同时享受测地线穹顶和LSD等科技成果，并将其转化为工具，至少在他们自己的社交圈里，推翻产生这些成果的行业和政府机构的理性、破坏性逻辑。

那些接受本世纪中叶信息理论的人也是如此。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创造了“控制论”一词。二战期间，维纳曾试图用数学方法预测敌机的飞行。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以及在与其他领域科学家的对话中，他开始将社会世界想象成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他认为，像其他信息系统一样，社会倾向于“熵”，实际上，倾向于战争的疯狂；然而，零星的秩序也依然存在。信息系统和社会的工作就是培育这些稳定地带。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在维纳的模型中，人们必须接受世界本身是一个系统，人们只能通过他和他的同事称之为“反馈”的过程反复影响它。在维纳看来，运用工具力量不足以维持秩序；相反，一个人必须参与互动、信息交流，参与他人、与自然和技术世界的互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未来战争的大规模混乱。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兰德和社区主义者将维纳对社会的理解与富勒的综合设计概念结合起来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这些由技术和系统驱动的社会变革观点一起，为当时在反战和民权运动中上演的政治斗争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智力选择。通过从政治本身转向个人领域，目录的读者可以避开美国主流生活的混乱。通过采用与郊区相同的工业产品和消费习惯，他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波西米亚社区的同时分享主流技术专家的乐趣。他们可以模仿长期以来一直支配军事研究的协作研究风格和对感知延伸技术的探索。他们可以把军事庇护所改造成家园，让他们的思想转向更和平的方向。他们知道，他们的社区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系统，他们可以部署信息技术，比如目录，或者说，迷幻剂，来寻找科学家已经命名的神秘联系。在目录的页面上，个人对心理转变的探索表明了地球生存的迫切需要。

《激进软件》和控制论游击战

目录问世两年内，其他出版物模仿了它的风格，甚至重印了它的内容。有些，比如双月一次的《地球母亲新闻》（Mother Earth News），试图通过“如何做”的故事、乡村生活报道和以工具为中心的方法帮助读者发展新的生活方式，接触目录的本土读者。正如社会学家山姆·宾克利（Sam Binkley）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人只是全盘采用了访问目录（access-catalog）模式。无论是处理珠宝和吸烟用具（《美好事物的好伙伴目录》[the Goodfellow Catalog of Wonderful Things]），生态学（《大地年鉴》[the Good Earth Almanac]），还是性（《性意识目录》[the Catalog of Sexual Consciousness]），这些目录也将个人的亲密领域视为进行社会变革的场所。到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概览》在高科技领域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在旧金山地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ing Club）的成员（包括Lois Brand）成立了人民计算机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这是一个不正规的、非正式的指南，介绍如何将计算机用作个人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另一个程序员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把目录作为他自己的反主流文化计算机知识的概要——Computer Lib。几年后，Dynabook的创始人、笔记本电脑设计的先驱、程序员艾伦·凯（Alan Kay）将目录作为界面设计的模型。

在每一种情况下，“工具”保留了社区主义的内涵。也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的手段；它们是改变个人意识从而改变社会秩序的机制。然而，就在《全球概览》关于兼具波希米亚和技术官僚社会的愿景，在美国各地的书店里蔓延开来时，其年轻的反主流文化读者却发现自己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1969年5月，在加州伯克利，游行者抗议警察占领了一个居民最近开垦的废弃公园。在随后的抗议中，警察用枪击毙了一名抗议者，并永久性地打伤了另一名抗议者。一年后，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开枪，200名建筑工人在曼哈顿袭击了一群反战游行者。至少在大街上，“爱之夏”那种轻松乐观的情绪已经消失了。

在纽约，一群视频艺术家对这种新的更黑暗的政治环境做出了反应，将《全球概览》中波希米亚的技术官僚理想转向了更激进的方向。1969年夏天，一位名叫弗兰克·吉列（Frank Gillette）的艺术家和活动家创办了一家名为Raindance Corporation的视频公司，他希望这能成为“一个另类的媒体智库；思想、出版物、录像带和能源的来源为社会变革项目中传播工具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自1967年以来，吉列一直参与纽约另类媒体的发展。霍华德·古斯塔德（Howard Gutstadt）、大卫·科特（David Cort）、肯·马什（Ken Marsh）和Nam Jun Paik等艺术家正在尝试将视频和电视屏幕作为新的艺术媒体。其他人，比如Victor Gioscia，艾德菲大学（Adelphi）哲学教授和犹太家庭服务（Jewish Family Services）研究主任，已经开始在心理治疗环境中部署视频。1969年春天，吉列受邀在霍华德怀斯画廊（Howard Wise Gallery）举办的一场名为“擦拭自行车”（Wipe Cycle）的电视艺术展览中展出他的作品。通过这个展览，通过他不断壮大的社交网络，他结识了前《时代》杂志记者迈克尔·沙姆伯格（Michael Shamberg）和音乐家路易斯·贾菲（Louis Jaffe）。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贾菲用家族的钱资助了Raindance，而沙姆伯格则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理论家。

对于Raindance的成员来说，就像《全球概览》的创始人一样，高科技似乎把人类带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就像布兰德和及其同伴一样，吉列和他的同事们也接受了意识政治和信息技术的力量。吉列甚至选择了“Raindance”这个词作为与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竞争的名字。和兰德一样，吉列也希望Raindance能成为新型的、后工业时代的、后官僚主义的通信技术合作方式——尽管它面向的是嬉皮士顾客。返乡运动的社区主义者试图从中将自己从主流社会中分离出来，Raindance的视频战术家将自己视为游击队，在现有的媒体系统中运作。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启发下，他们认为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扩大了人类的感官，将世界连接在一个单一的电子网络中。然而，他们担心媒体行业的结构使得普通民众很难甚至不可能帮助塑造媒体圈。为了代表这些人作战，Raindance的创始人依靠两种媒体技术：廉价的手持摄像机和印刷机。他们的每一种方式都反映了《全球概览》的波希米亚技术中心主义的融合，体现了反战抗议的新战斗力。1968年，索尼发布了Portapak，一家移动视频公司，零售价约为1500美元。在那之前，像Nam Jun Paik和阿道·坦贝里尼（Aldo Tambellini）对使用电视屏幕作为媒介感兴趣的人，通常是操纵屏幕上的图像，而不是制作自己的节目进行广播。然而，在索尼的帮助下，Raindance的成员开始制作他们自己的视频，并想象着向普通大众发放摄像机。到了那一步，摄像机就会像LSD那样，改变用户的社交和人际意识。它们也会像枪支一样发挥作用，用来挑战压制性的媒体秩序。正如艺术史学家大卫·乔瑟利特（David Joselit）所指出的那样，Raindance试图用两种意义上的“反馈”来改变社会：第一，它旨在为信息交流创造新的环境；第二，它的目标是通过向现有的媒体系统反馈“噪音”来干扰它，意识的转变必须伴随着一种技术直接行动的形式。正如Raindance的成员Paul Ryan在1970年解释的那样，

与便携式视频、数据库（maverick data banks）、acid metaprogramming、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控制论手工业和另类生活方式的真实可能性相比，传统的游击活动，如爆炸、狙击和绑架，以及印刷的宣言，似乎有太多具有生态风险的短期变化反馈设备。然而，游击传统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

于是，Raindance将公社主义者以技术为中心的理想主义和日益激进的新左派的直接行动敏感性结合在一起。

这两种冲动推动了集体报纸《激进软件》的设计和出版。由Phyllis Gershuny和Beryl Korot编辑的《激进软件》从1970年到1974年每年出版三次。早期的版本就像传统的报纸，长达24页；后来，Gordon和Breach出版了多至120页的精装本杂志。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采用了《全球概览》以工具为中心的政治和设计技巧，并将它们与暴动的修辞联系起来。

例如，每期都有六个类别，编辑们将来自Raindance团队内外关于产品的信件和新闻分门别类。在第一期中，这些类别包括硬件、软件、环境、反馈和随机访问。硬件部分主要介绍新的视频和有线电视技术。Gene Youngblood和Thea Sklover的文章概述了每种技术的最新技术进展，然后用Youngblood的话说，将它们与“视频领域（videosphere）”的政治联系起来。正如Youngblood在第1页上所说的：

电视是地球的软件。 
“视频领域”是人类知识的总和——全球情报组织——转变成可感知的状态...
电视就像计算机一样，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但那些开始以革命性的新方式使用它的人非常清醒。

软件部分依次提供了对巴克敏斯特·富勒采访的两页访谈录，富勒在采访中编织了一张沉思的网，内容涉及从人类进化到新媒体技术，再到他最近的旅行。紧接在更完整的文章之后，该部分提供了一篇同样冗长的研究报告，由Nam Jun Paik撰写，题为“无纸化社会扩大教育”。在一组用箭头连接的盒子中，以类似于计算机程序中的步骤的方式排列，Paik的文章重新构想了视频，它不仅是一种个人心理解放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在全社会传播教育的方式。新技术似乎可以提供互联网现在所提供的东西：一种传播理论和实践知识的网络资源。Paik的文章非但没有否定后工业化生产的分布式、以信息为中心的模式，反而支持这种模式。

该出版物的后续部分采访了Raindance的其他成员，一篇关于加拿大公民媒体行动主义的报道，以及参与制作替代视频的资源、社区和个人名单。就像《全球概览》的目录一样，这些章节鼓励读者同时将自己视为技术、知识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思想、社区、社会——都是信息系统，都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映射和重塑。通过使用硬件中描述的电子工具，或者软件中的书籍或理论著作，读者可以重塑自己的思维。一旦被重塑，这种思维就可以通过反馈和随机访问部分连接到纽约和整个大陆其他志同道合的视频和媒体发烧友。与《全球概览》一样，《激进软件》提供了对工具的访问，同时也提供了新兴社交世界的地图以及在其中建立公民身份的说明。

《激进软件》与《全球概览》的许多相似之处源于编辑们对巴克敏斯特·富勒和诺伯特·维纳的共同喜爱。与富勒一样，Raindance团队的成员认为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是比传统政府更有效、更平等的社会变革机制。和维纳一样，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信息模式重叠的系统，有些是“熵”，有些不是。他们还接受了一个长期处于控制论核心地位的隐喻。在20世纪40年代的控制论著作中，特别是在维纳的作品中，个人的思想、社会和自然世界都由基本上同构的信息模式组成——这些模式可以被计算机模拟和操纵。对于Raindance的视频怪癖者来说，这种同构性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杠杆，将意识社区的社群主义梦想与他们自己创造非大众媒体的项目联系起来。在思想、社会和自然世界中，做出改变的关键是对信息系统进行重新编程。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称他们的出版物为“软件”。1971年，Raindance出版了《游击电视》，这是成员迈克尔·沙姆伯格（Michael Shamberg）的一本书，概述了他们的哲学。沙姆伯格写道：“真正的控制论游击战意味着重组通信渠道，而不是占领现有的渠道”。他解释说，Raindance是一个物种的“生存中心”，这个物种的感官刚刚因为电视的引入而急剧扩展：

“游击”这个词的使用是新旧意识之间的一种桥梁。我们出版物的名称《激进软件》执行类似的功能。大多数人认为“激进”的东西是政治的，但我们不是。然而，我们确实相信文化问题超越政治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与过去脱节是极端的。

对于《激进软件》的编辑和作者来说，就像《全球概览》上的编辑和作者一样，真正的革命不会在枪林弹雨中到来，甚至不会是通过街上的和平游行。相反，革命已经以媒体和其他工业技术的形式到来。现在的挑战是认识到新的信息和媒体系统的存在，发展能够理解它们的替代研究机构，并创造和传播新的媒体和信息技术来重塑它们。

后工业时代的反主流文化转型及其遗产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激进软件》和《全球概览》都关门了。虽然Raindance继续作为纽约地区视频艺术家的资源，《激进软件》却遭遇了财务问题，编辑流失，最终与出版商Gordon和Breach发生了分歧。对于斯图尔特·布兰德来说，关闭《全球概览》是一个原则问题。1971年，《全球概览》仍然利润丰厚，拥有大量读者，但布兰德认为它已经完成了教育工作。6月21日，他带着大约500名“全球”的工作人员和朋友来到旧金山的艺术和科学宫，庆祝他所相信的最终版本的《全球概览》。在这个场合他穿着僧侣习惯穿的服装，布兰德带着2万美元现金。他说，钱是一种工具，就像目录一样。他宣布，他将把钱捐给被认为是最好的人群——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一直到深夜，人们走到麦克风前讲述发展潜力。到黎明时分，这笔钱神秘地缩水了大约5000美元，其余的都给了一位名叫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的社会活动家和计算机爱好者。四年后，摩尔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

尽管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全球概览》和《激进软件》仍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文化遗产。《激进软件》和Raindance团队激发了未来20年的公民媒体活动家。例如，保罗·瑞安（Paul Ryan）继续创作实验视频和概念艺术。他还继续在他的著作《神圣的控制论》（Cybernetics of the Sacred，1974）和《视频思维，地球思维》（Video Mind, Earth Mind，1993）中描绘了激进主义的控制论愿景。迈克尔·沙姆伯格（Michael Shamberg）去了好莱坞工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沙姆伯格制作了各种电影，从《大寒》（The Big Chill，1983年）到《低俗小说》（Pulp Fiction，1994年）、《千钧一发》（Gattaca，1997年）和《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2000年）。在《大寒》中，一群前激进分子现在变成了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员，周末聚在一起，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则成了一名更有影响力的网络企业家。1971年，他出版了他称之为《最后的全球目录》（Last Whole Earth Catalog）；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概览》的新版本都会定期出版。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个目录成为了早期互联网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虚拟社区之一——全球电子链接（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或The WELL）的模型。布兰德和目录的其他贡献者继续发布或共同发布新的期刊，如《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和《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以及一家大型国际咨询公司——全球商业网络（the Global Business Network）。他们甚至帮助创办《连线》杂志——在互联网普及之际，《连线》杂志比其他任何杂志都更推崇信息技术的乌托邦愿景。

在某种程度上，《激进软件》和《全球概览》将它们持续的相关性，归功于它们自己促成的情感革命。但是它们的长久文化也归功于美国经济的深刻变化。即使他们背离了官僚机构和重工业的大规模技术，《全球概览》和《激进软件》的作者和编辑们接受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描述的工具和趋势，这些工具和趋势是新兴的后工业秩序的关键要素：系统形式的专业知识、参与式的组织模式和信息技术。当然，今天，后工业秩序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理论知识几乎已经应用于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机械和社会的过程。信息技术将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并将我们与事实和思想的数据库联系在一起。一天24小时，计算机系统将嵌入算法和社交社区的专业知识转化为电子行动，整理并向我们交付一个全新的商品和创意世界。此外，正如贝尔所预言的，美国社会的地位结构反映了这种转变。今天，像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专家已经成为国际偶像。同样，我们与信息和媒体技术相关联的价值观也变得无处不在：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可以听到有关企业家精神、小组合作以及促进平等获取知识的呼吁。

今天，即使是《全球概览》和《激进软件》帮助开拓者的信息技术形式仍然有影响力。《全球概览》和《激进软件》都没有真正报道事件；相反，他们邀请参与者进入他们的页面，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就成为事件本身。也就是说，他们让一个新兴的、地理上分散的社会世界变得清晰可见。他们为那个世界的公民提供工具，让他们设计自己的心理和社会未来。作为回报，他们只要求读者把自己想象成控制论的游牧者。翻开他们的出版物，就是在一个思想和社会、自然和机器相互镜像的世界里漫游。改变社会就像找到并使用正确的工具一样简单。当然，在今天，数字技术已经使这样的世界无处不在。在线社交网络、多人电脑游戏和虚拟世界（如Second Life）都提供了新的工具、新的社交群体，至少对一些人来说，还提供了另一个居住的社区。

如果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是对的，正是大科学的兴起和二战后大规模计算机的部署帮助我们进入了一个灵活的、可移动的、可以在我们现在居住的任何地方工作，正是《全球概览》和《激进软件》这样的出版物让这个地方看起来很酷。即使他们反对官僚主义，支持“自己动手”的精神，他们也打开了使用信息技术支持大规模分布式劳动力的愿景。即使他们呼吁在社区和视频集体中模糊工作和日常生活，他们也帮助使得向高度信息化、地理上分散的生产转变的合法化。在丹尼尔·贝尔看来，这种转变看起来像是美国制造业模式的转变。在《全球概览》和《激进软件》的作者看来，这就像是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