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卓识者——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全球概览》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谈未来、环境、自由意志主义和快乐的恶作剧者
半个世纪以来，斯图尔特·布兰德展示了一种预见未来的天赋。当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嬉皮士的时候，他和肯·凯西的快乐的恶作剧者同行，在1968年第一次公开展示现代计算机文本编辑和图形时操纵摄像机，作为一名早期的环境活动家，他帮助激发了地球日的灵感。
布兰德主要以为嬉皮一代编写最重要的指南和自助援助——《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而闻名。《共同进化季刊》于1968年首次出版，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有趣的小杂志之一。这本书和这本杂志在生态学、城市规划、太空探索等领域提出了前沿理念。
如今，布兰德占据了一个令人好奇的专业领域：一半是企业顾问，一半是随心所欲的梦想家，同时也是全球商业网络和长今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全球商业网络通过使用和推广情景规划，帮助壳牌、施乐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组织思考未来。长今基金会的目标是“在未来一万年的框架内创造性地培养责任感”，通过建造一个巨大的机械钟，它可以自己运行数千年。
布兰德的“全球”系列书籍涵盖了从《媒体实验室》（1987）到《建筑如何学习》（1994），前者是对现代媒体世界的早期调查，后者考察了现代建筑建成后的演变过程。
他最近的作品《地球的法则：21世纪地球宣言》，为大多数环保运动强烈反对的行为提供了纯粹的环保主义者的辩护，其中最突出的是核能和基因工程，同时描绘了一幅如果我们不尽快改变我们的文化和技术实践，人为气候变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可怕景象。
布兰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的一艘拖船上，这是他在《地球的法则》（Whole Earth Discipline）中讨论的适应性、可负担性和社区问题的临时解决方案。我没看到那艘船。他告诉我，他更喜欢媒体关注他的想法，而不是这种“新闻色彩”，因此坚持我们4月份的采访要通过电话进行。当然，这个细节提供了它自己的新闻色彩，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他不希望记者关注他的长相、行动方式或生活方式，而只关注他的思维方式。
《理性》：你认为是什么让你处于美国文化运动如此多有趣的早期阶段？
斯图尔特·布兰德：好奇心，无聊，缺乏对一个大组织或一个大意识形态的投入。我想我同意（科幻作家）比尔·吉布森的一句话，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分布不均匀（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 it's just not evenly distributed）。我寻找未来正在出现的地方，寻找一种“如果这一切发生，它将改变世界”的感觉。当它还在成型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这让我和迷幻药专家、个人电脑专家、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人混在一起。
这些天我密切关注微生物研究，合成生物学。我会找到世界上的德鲁·恩德斯（Drew Endys），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恩德斯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工程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创办了生物积木基金会（BioBricks Foundation）和iGEM（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团体在会上展示他们的生物工程发明。所以微生物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球工程——这些是我关注的领域。
除此之外，还有应用历史。几个月前，在伯克利的一次会议上，我帮助筹集资金，当时我们考虑让历史学家担任几乎相当于经济学家的政策顾问角色。决策者和历史学家互相回避，这对双方都是有害的。我试着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在那里他们共同做决定。
《理性》：当你在60年代初开始和反主流文化艺术家接触时，你是在军队里，对吧？
斯图尔特·布兰德：我当时是步兵中尉，周末是纽约前卫艺术团体的参与者。艺术家们感兴趣的是，我留着短发，是个军人。士兵们对我和长发们混在一起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在斯坦福参加了后备役军官训练队，当了两年军官，服现役。当我看清了军队，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职业。但这是我能去的最好的研究生院。我学到了很多，离开了中西部和学术界。1961年，我的连长是一个黑人。那是美国最完整的部分，美国军队。我的士官是在韩国打过仗的人，我学到了真实的故事。他们会说，“嘿，听说过某某人著名的胜仗吗？我是那场胜仗的唯一幸存者。”
当我开始制作《全球概览》的时候，作为负责人我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理性》：60年代，是什么吸引你去门洛帕克找肯·凯西（Ken Kesey）？
斯图尔特·布兰德：凯西会说，“如果你不煮石头喝水，你怎么知道它不会让你喝醉？”（If you don't boil rocks and drink the water, how do you know it won't make you drunk?）那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团体，做着有趣而邪恶的事情。凯西拥有海湾地区最好的东西。我找到它，像一条领航鱼一样跟着它游。
《理性》：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斯图尔特·布兰德：两者都有。事实证明，从长远来看，凯西世界的某些事情可能是无效的。毒品作为一种伟大的社会和个人解放者，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后来我遇到了和我一样沉迷于电脑人，但他们是在电脑上，而不是在毒品上。他们的东西越来越好，而毒品没有。
凯西组织的“迷幻剂测试”（acid tests）比东海岸版本的“事件”（happenings）更具创造性，后者生硬无趣。“迷幻剂测试”很无聊，但这才是重点。把人扔在一起，混合一定量的迷幻剂，或者可能的迷幻剂，让他们整夜都去。人们会觉得无聊。很快，他们就会用闪光灯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走进男厕所，撕下一卷卷纸巾，开始把它们撕成小块，扔进闪光灯里，创造出这种难以想象的美丽降雪，这种“咔嚓咔嚓”的东西落下来。所以每个人都开始撕纸巾并把它们扔出去。就像在雪球里。发现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很多有创造力的人感到无聊。
凯西的精神在“火人节”中得以延续。我总是鼓励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去，只是为了对未来有一个好的感觉。你可以看到，这一代充满创造力、高效、负责任、快乐的人，他们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场精彩的演出，这是非同寻常的。你已经看到了一些衍生产品，比如Maker Faire，它们创造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有无限的个性和创造力，以及负责任地相互影响的方式，这些都还在被发现的过程中。
《理性》：《全球概览》被誉为嬉皮社区的圣经。
斯图尔特·布兰德：1968年，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建立公社。在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有些是宗教的，有些是精神的，有些是旅行的——有Hog Farm（嬉皮团体）和Wavy Gravy（嬉皮士）。我们的想法是从零开始重塑文明，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受过通识教育，我不知道事情是如何运转的，这些试图重启文明的人也不知道。《全球概览》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提供了获取工具和技术的方法，许多其他人也对同样的事情感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份以社区为基础的出版物。
公社在教育上失败了。每个人都要发现没有这个或没有那个会发生什么。园艺不仅仅是在地上撒种。如果你试图建立一个依靠女性来做所有的脏活的社区，那么，女性就会离开，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社区是空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了，她们从许多公社中解放了自己。
《理性》：在《全球概览》时代，你是如何看待你的政治观点的？
斯图尔特·布兰德：我知道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死了，那将是一场灾难，但是如果所有的政治家明天都死了，没有人会注意到。对于《全球概览》，我们采取了明确的非政治立场。我们会特别介绍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主要是因为书名，但也因为这是一本关于如何在政治上有效的入门书。我知道人们现在仍在使用它。因此，《全球概览》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不仅仅关注政治或艺术，关注技术、科学，甚至是如何做编花（macramé ）或早期回收，比如用这个装置把一个瓶子变成一个很丑的玻璃杯。
这是一个大政府、大企业、大规模的正规教育和法院系统的时代。《全球概览》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它是关于个人的力量，发展个人的力量来指导他或她自己的教育、灵感，并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冒险。我们提供了促进这一过程的工具。这就是肯尼迪说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们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你自己做吧！”
《理性》：你是巴克明斯特·富勒思想和技术的巨大推动者，包括推广他著名的测地线圆顶。不过，你已经为此道歉了。为什么？
斯图尔特·布兰德：巴克·富勒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基本上说服了嬉皮一代，科技是他们的朋友。富勒是个古怪的家伙，但很聪明。有些事情就像他说的那样，如转瞬即逝，用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我们喜欢他说的话，喜欢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在寻找一面可以挥舞的旗帜。巴克明斯特·富勒带来了我们推广的测地线圆顶。结果，许多人学习了非常奇怪的几何结构。但我花了足够的时间在圆顶上，变节说它们漏水，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好，是个坏主意。
《理性》：你认为《全球概览》的效果如何？
斯图尔特·布兰德：我仍然对它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护身符感到惊讶。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人，如果他们认出我的名字，他们会说，“我们还有《全球概览》”——或者他们的父母还保存有。很快我就会听到“我的祖父母”。显然，它被看作是许多偏远城镇人民的解放目录，他们告诉我，这让他们接触到了西海岸的现实，他们可以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参与其中。
更具体地说，我认为巴克明斯特·富勒的其他一些想法，比如让人们在整个系统中思考，效果很好。此外，我们把计算机和软件作为解放技术来推广，而不是控制技术——这是当时左派的想法。
《理性》：你们普及了“全球”的图片，这被认为有助于启动现代环境意识和地球日。前几天是地球日。你觉得怎么样？
斯图尔特·布兰德：前几天晚上，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地球日》节目中，我得到了很多启发。罗伯特·斯通把许多事放在一起。在西海岸，我没有意识到第一个地球日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现象，直接导致了尼克松和所有人，鼓励和分配了一大堆极富成效的绿色立法。第一个地球日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比我当时意识到的还要多。
《理性》：在20世纪70年代，你从那种土崩瓦解的乡村公社的感觉转向了促进太空殖民地的发展。这对你的读者有什么影响？
斯图尔特·布兰德：有些人觉得我们真的背叛了他们认为我们所代表的一切。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我的方法是：一本好杂志的角色是不时地挑战它的核心读者群。我希望《理性》能经常这样做！这就是一个例子。我是个狂热分子。我妈妈告诉我，太空探索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喜欢格里·奥尼尔的想法，即由内而外的行星通过旋转获得重力，用离心力代替重力。但我也认为，这与我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公社启动”理念有关。与其在新墨西哥州的公共汽车上建一个社区，不如在太空建一个社区。我认为这与我们正在做的是一致的，但是很多读者认为:“高科技，大规模，所以不好。”
我还自信地预测，再过十年或二十年，我们都将进入太空。那是错误的。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我们在一口深井的底部，离开它的成本是惊人的。这是否会发生还有待观察。
《理性》：70年代杰里·布朗任加州州长时，你为他工作。那是什么感觉，当他再次参选时，你仍然是他的仰慕者吗？
斯图尔特·布兰德：我仍然和他保持联系，他做得非常好。我们几乎同龄，所以我和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我认为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第二任州长，而且他第一次也是一流的。我在他的私人部门做兼职，他雇佣了一大群来自旧金山湾区的人，这些人是他通过旧金山禅宗中心认识的。通过我，他认识了宇航员拉斯蒂·斯威卡特（Rusty Schweickart）和伯克利的物理学家阿特·罗森菲尔德（Art Rosenfeld），他们让杰里和加州开始认真思考节能问题。作为他们在政府工作的直接结果，我们现在加州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其他州的一半。
《全球概览》和《共同进化季刊》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想我是准自由主义者。我去了州一级的政府部门工作，开始意识到我当时或现在认识的所有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真正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过。所以很多自由主义者关于政府的理论都是基于零知识，或者是基于选举中发生的事情。
当我在萨克拉门托工作时，我发现当选的官员是政府中最无能、最分心、最有害的人。但是所谓的“无名官僚”是一群热心公益、勤奋、高效、不关心政治的优秀干部。我认识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都对实用政治一无所知。我认识的唯一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杰出自由主义者是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他曾在海军服役。我是在为布朗工作时认识他的。他参加了杰里在瓦列霍海事培训学院举办的一个活动。
《理性》：你还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吗？
斯图尔特·布兰德：我看到一些东西会自己着火，无论是面对政府还是与政府无关，比如第三世界的贫民窟，我对此很感兴趣，也很尊重。我也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没有政府的。
《理性》：你对棚户区贫民窟价值的看法在《地球的法则》中是一种有趣的乐观态度。它们有什么优点？
斯图尔特·布兰德：一个经典的自由主义论点是，当人们独处时，他们表现得相当好。贫民窟是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巨大基层力量，创造了就业机会和社区。它们在城市政府、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反对下，以渐进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为贫民窟中的个人、整个城市以及他们所在的国家经济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正规经济，或者说自助经济。有犯罪，有时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所以这不是一个完全快乐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它讲述的是人们为某件事而献身，并最终实现它的故事。有趣的是，看到联合国是如何从通常谴责贫民窟是贫穷和危害人类罪的根源，到经过认真的实地研究后认识到，“这更像是一种治疗贫困的方法，而不是贫困的原因”（This works more like a cure for poverty than a cause of poverty）。
《理性》：为什么拥挤的城市比传统的乡村生活更“绿色”？
斯图尔特·布兰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当自食其力的农民不再试图从贫瘠的土壤中获取食物并进城时，灌木会快速生长回来，动物也随之回来了。从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二次生长的雨林数量是原始雨林数量的五倍。因此，生物多样性正在恢复，因为人们正在寻求更好的生活。
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你可以看到生活在农村的人比生活在市区的人消耗更多的能源和材料。城市的紧凑性是主要目标——让越来越多的人住在他们喜欢的城市密集区。我们需要在市区有好的学校，这在大多数城市都是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去郊区，因为那里有更好的学校。
《理性》：你认为需要政府规划来确保这些你喜欢的生活成果吗？
斯图尔特·布兰德：“新城市主义”是我在《地球的法则》中所推崇的。我和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一起参与了它的创作。有一件事得到了很好的回报，那就是重新编写代码，这样小巷就被允许了，婆婆住的房子也被允许了，汽车慢下来给行人一个机会，更多的混合用途，不要过分划分区域。一些美国城市——休斯顿在这份名单上——在规划较少的情况下往往不太好。因此，如果计划更智能，更人性化，那么一定量的计划似乎是可以的。
我们应该想办法让城市发展起来，使人们在他们的地方有一定的公平。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说，如果大多数人在家里拥有合法权益，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但首先发生的是缺席的房东，然后是社区。
城市有真实反馈的质量。如果他们尝试某件事，它往往会在其他城市得到认可或应用，而在州或联邦一级，情况并非如此。
《理性》：你在新书的副标题中使用了实用主义这个词。但这假定我们在务实追求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当你谈到实用主义时，你最看重什么价值观？
斯图尔特·布兰德：凯文·凯利专注于此，我被他的措辞说服了。我所寻找的是保持选择。确保人类至少有和过去一样多的选择。比如说，考虑处理核废料的方法是把它埋在地下，放在干燥的桶里几个世纪，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处理它。这是让选项保持打开状态，而不是关闭选项。如果我们看到气候进入高温模式，这就消除了文明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了过去一万年天气的选择。
我们的目标是让选项保持开放，或者进一步开放。实用主义部分是在任何有效的原始意义上，让意识形态占据最后面。
《理性》：在环境辩论中缺乏实用主义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斯图尔特·布兰德：如果环境保护论是关于保护自然系统，转基因作物在这方面是更差还是更好还是中立？据我所知，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是中性的，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更好；它们在保护自然系统方面并不差。因此，使用转基因作物是否“不自然”应该是一个不那么有趣的争论。微生物学家发现，反转基因人群一直担心的是微生物，没有人会去监管它们。
《理性》：从环保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你们的主要异端之一是坚定地支持核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认为反对核武器的传统可能正在消失。
斯图尔特·布兰德：许多计划关闭反应堆的欧洲国家，如瑞典和德国，已经改变了立场。意大利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关闭了核反应堆，现在正在建设新的。在国际范围内做算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需要什么？核能最终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一现实压倒了之前关于核武器负面影响的想法。反核人士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压，但这就是未来的趋势。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过去自动就意味着反对核能，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根据伊利诺斯州的经验，总统非常支持核能，伊利诺斯州一半的电力来自那里的11个反应堆。能源部长朱棣文（Stephen Chu）非常熟悉核能，而且是专业人士。
然后，从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到南希·佩洛西和哈里·瑞德等杰出的政治家——他们不喜欢拟议中的尤卡岛核废料处理场，但更讨厌煤炭——都支持核能。在美国，仍将是关键的是关注中国和印度大力支持核项目。
《理性》：这些年来，你对人口过剩的态度成熟了。为什么？
斯图尔特·布兰德：保罗·埃尔利希经常被一些错误预测饥荒的理由所诋毁，但他是一位多产的科学家，不仅是鳞翅目昆虫专家，而且是共同进化概念的共同发明者，这是非常有用的。他是个好人。
他的人口研究方法来自于他作为人口生物学家的活动。这是我在20世纪50年代在斯坦福时对他的了解。他从他所知道的非人类生物学的情况中推断并追踪到人类身上，并超越了它。他在70年代早期的一些夸大言论中，包括了一段关于人口的启示录式的言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大量的数据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认为这将导致40%的无冰土地用于农业。这导致了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夸大，保罗认为政府必须阻止生育。这在中国确实发生了。据我所知，这不是保罗的直接结果。
但是土地的解放意味着人口炸弹的拆除。城市化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医疗保健和妇女教育的分配也是如此，这直接导致生育更少的孩子。任何形式的经济机遇都会导致人口结构的转变，所以我们看到下个世纪的人口高峰在70亿到95亿之间，然后，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韩国、新加坡、意大利、德国、东欧等地的人口迅速下降，并将其视为一场灾难——许多地方的年轻人正在枯竭。
担心美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可怕的副产品是一些环保主义者，比如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一度反移民，这是相当种族主义的。弗雷德·皮尔斯（Fred Pearce）的《即将到来的人口崩溃》（The Coming Population Crash）一书值得一读。这本书讲得比我更清楚；他做了真正的研究。从马尔萨斯开始，我就没有意识到人口教条在多大程度上基本上是优生论者。这导致英国许可了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饥荒中死亡的100万人，因为他们认为这对世界有好处。
《理性》：在过去的16年里，你一直在与长今基金会合作，你的使命宣言说，“希望能为今天的‘更快/更便宜’的思维模式提供对比，并促进‘更慢/更好’的思维。我们希望在未来一万年的框架内创造性地培养责任感。”社会和技术的变化速度难道不会让我们不知道如何概念化或满足100年后的需求吗，更不用说10000年了？
斯图尔特·布兰德：我认为长远的观点对气候变化很重要。这是一个跨世纪的问题，需要跨世纪的术语来处理。文明越来越擅长管理下一次选举和下一次季度报告，而不擅长处理长期事务。
试着从长远考虑是很好的。它将我们引向独特的艺术项目，包括我们的和其他人的。它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第一轮、第二轮或第三轮都没有得到回答，但每次我们尝试的时候，这些问题往往都很有启发性。
《理性》：你正试图在内华达州建造一个可以工作10000年的巨型时钟。既然这个想法，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存在了，那么建立它是否比仅仅谈论它更有用呢？
斯图尔特·布兰德：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是物质性很重要。为物质性的东西筹集资金比为思想筹集资金容易。这表明这是我们正在谈论的真实世界；我们不只是在这里挥手。有一个时钟可以相对独立运行数千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这就像太空殖民地一样。
《理性》：我最喜欢你的一句话是在你的《万年钟》这本书里：“惊喜加记忆等于学习。无尽的惊喜，勤奋的记忆，无尽的学习。”最近有什么事让你惊讶的？
斯图尔特·布兰德：宏基因组学，用散弹枪测序整个微生物群以及由此产生的东西，让我大吃一惊。
我陷入了“黑天鹅”现象。我认为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在这方面有深刻的见解。场景规划比它所取代的东西要好得多，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工作室中的所有场景都需要是可信的。现实没有这样的义务。总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考虑，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太多的事情实际上可能发生，你不得不去处理它们。
《理性》：毫无疑问，你最著名的警句来自《全球概览》：“我们已经成为神了，我们也可以做得很好。”
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地球的法则》中，我把它改成了“我们已经成为神了，必须要擅长这件事。”这包括认真对待地球工程之类的事情。权力带来责任。随着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强，我们的责任也在不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