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反腐大手笔,为何写不全一个“清”
小编语
经过雍正大刀阔斧地大手笔地反腐,到了乾隆一朝,尽管反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官僚的手脚,但国家赚来的钱又锁着发霉,弄得官僚集团贪欲被禁,节衣缩食,“幸福指数”直线下降,终于全体反对,搞不下去了。徐志频在《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书中写道:没有基本人权的老百姓,从来都是皇帝用来享乐的工具,皇帝当然不会牺牲享乐,为自己的“工具”谋幸福。
■关山远
1880年,66岁的左宗棠从西北来到北京履新,此时他挟收复新疆大捷之威,拜相封侯,位极人臣,正是一生中巅峰时刻,却在内城崇文门外求见皇帝时,被一个小太监挡住了。小太监开口就要4万两白银的“进门费”。左宗棠大怒,“跺脚骂殿”,说敌人百万大军都挡不住我,你一个小太监算老几?但不给钱,小太监就是不放,左宗棠久历沙场,杀人如麻,却奈何不了这个奴才,只能愤而打道回府……
这是《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一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笔者读到此段,不由掩卷长叹。满清官场腐败、吏治混乱,确实令人发指。满清历代皇帝,不少也在致力反腐,尤以雍正朝为甚,雍正在位12年,致力推行新政,猛烈打击陋规,重塑官场生态,可谓清朝最廉洁的一段时期。但雍正之后,新规无法推进,乾隆朝还酿出了一个富可敌国的“大老虎”和珅……
雍正反腐大手笔,为何写不全一个“清”
雍正是个特别勤奋的皇帝,史载,除了每年生日睡满8个小时,每天只睡4小时,其余时间都在处理政务,在位12年多,单是文件批语就写了一千多万字。
著名的历史学家史景迁这样评价雍正:“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地做出应对。”
除了惩罚官场贪腐,雍正花很多时间来向官场陋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潜规则——宣战,他以铁腕力行新政,包括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堪称有效的制度设计。
以火耗归公为例,火耗又称“耗羡”“羡余”,是正税之外无定例可循的附加税,也是默许州县官在收税时加征银两。“火耗”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主导财税体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百姓不堪重负。“火耗”有“实际火耗”与“名义火耗”之分,后者在实际损耗之外,直接装进了官员腰包。至清朝初年,一般“火耗”标准为每两收二三钱,甚至四五钱,某些地方,竟数倍于正税!
到了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状若疯狂。康熙帝曾无奈说过,清官也取火耗。雍正痛感于“火耗”之弊,正好山西巡抚诺敏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认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后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雍正之后,贪腐愈烈
雍正朝的“改革红利”很明显:康熙全盛时期,国家库存白银高达3000万两,到了康熙去世时,库存银只有800万两(一说2000万两),当年亏空250万两；截至雍正即位三年,各省累计亏空789万两；到雍正末年,中央仅存在内阁库里的各种赃款、羡余银两就多达3000余万两,加上正常的税收共计6000万两。
这么多钱,怎么花?用来改善全民福利?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君主政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天下的财富人口,全部是皇帝的。皇帝敬业至心力交瘁,也是为了打理自家的江山。作家王跃文在《大清相国》一书里写到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因为得力大臣卷入科场腐败案而痛心疾首时,写了这么一段:
“皇上听着听着,忽然嚎啕大哭,悲愤不已:‘王爷、贝勒,都是朕的伯父、叔父、兄弟!至亲骨肉哪!那些大臣,朕成日嘉许他们,赏赐他们!这天下是大家的,不是福临一个人的!他们狼心狗肺!’”
他说的这个“大家”,也只是爱新觉罗家族。他很委屈,因为他代表这个家族在打拼,宵衣旰食,夙夜忧勤,而那些皇亲国戚却是些王八蛋,不为家族的天下考虑,只为自己的私利着想。
一个国家,是“人治”还是“法治”；权力,是来自“人民”还是来自“继承”或“神授”,差别是很大的。徐志频在《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书中这么写道:“帝国制度下的集权,国家一旦有钱,除了穷兵黩武,对外搞权力扩张,还真不知道怎么花,因为对内为民生谋幸福,从来就不是帝国目标……没有基本人权的老百姓,从来都是皇帝用来享乐的工具,皇帝当然不会牺牲享乐,为自己的“工具”谋幸福。所以到了乾隆一朝,尽管反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官僚的手脚,但国家赚来的钱又锁着发霉,弄得官僚集团贪欲被禁,节衣缩食,‘幸福指数’直线下降,终于全体反对,搞不下去了。”
雍正的反腐新政,立竿见影,但是当他死后,贪腐之风愈演愈烈,各类大贪,层出不穷,国库却日渐空虚,以致和珅倒台后,原本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才能留出余钱,民间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转载请注：《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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