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 卢沟桥，对中国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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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关山远
又逢“七七”。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在此背景下，78年前开启全民抗战大幕的“七七事变”格外引人注目，卢沟桥迎来各路访客。
当然，有糊涂人把“七七”误为“七夕”，被各种批评。也有人把卢沟桥称为中华民族的“胜利之桥”，倒有不少人附合，其实，这也是一种糊涂说法。
那么，站在今天审视历史，卢沟桥，对中国人到底有何意义？对后人，又有什么启示？
启示一：宁可战死，也不要被吓死
夺回卢沟桥！命令一下，手持锋寒大刀的29军士兵中，有人竟兴奋得号啕大哭——终于能够杀敌报国了！
在卷帙浩繁的“七七事变”史料中，这个细节，让人感慨万千。
这口窝囊气，中国人憋得太久了。近代以来，失败、割地、赔款……屈辱感挥之不去。就在这群中国士兵的身后，北平城——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崇高神圣地位的都城——却是在屈辱中进入20世纪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当时的大清帝国首都，并在紫禁城内阅兵。而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北大营8000守军放弃抵抗，被只有300人左右的日军击溃，旋即数十万中国大军不战而溃，拱手让出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1937年7月7日日本军人能够在宛平城外军事演习，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要从签署于1901年的《辛丑条约》说起，该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就规定：划定使馆区。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拆炮台、驻军队，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列强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前的两个月，日本就以“护路”、“护侨”为名向中国派遣了驻屯军，命名“清国驻屯军”，第一任司令官为大岛久直中将，总兵力约2600人。此后，日军不断增兵。36年后，就是这支军队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留存下来的照片能够看出，这支部队（民国后改为“中国驻屯军”）常常在北平使馆区演练，被后人称为“日本人在北平演练如何占领北平”。
研究者公认的是：“七七事变”并非偶发，日本人酝酿已久，“欲开战端，何患无辞”。“七七事变”关键人物之一、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第八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1938年6月30日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坦承：当时已接到所谓“失踪”士兵归队的报告，但是，日本军队不想“就这样算了”，以免让中国军队误以为“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于是，他下令占领卢沟桥与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后再与中方进行交涉。“七七事变”，就此爆发。
日本人侵华的底气在哪里？在于他们得到太容易了。1894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虽然损失巨大，但仍保存了实力，北洋海军不少官兵斗志也旺，但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实际上把中国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也把数千年来东亚大国的位置送给了日本。1895年初，威海卫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此役，日本不仅控制了制海权，还彻底摆脱千百年来“中强日弱”“华强夷弱”的心理弱势，信心大增。
中日两国，国运从此扭转。日本对中国不仅是“蚕食”，简直是大口吞噬：台湾、东北、热河、华北大部……应该说，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摸准了中国当权者“保存实力”的软肋，屡次试探，屡次得手，终于，日本人像游戏中的贪吃蛇，一路顺利地吃过来，眼看它的森森獠牙，就要吞噬北平了。
中国人爱用“小日本”来贬称日本，就像今天的抗战神剧一样，透出的是基于自身的狭隘的经验而对可怕对手的不了解。还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中说的透彻：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美国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是的，无法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日本。在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欺软怕硬的国家，你越软，它越欺你，毫无道义可言。
“九一八”之后，很多人的心态是：此后至少可保半个世纪以上的和平。因为日本要‘消化并开发’吞下的广袤疆域，至少需耗时５０年……
中国的步步退缩、忍痛割让，能换来它的满足与悲悯吗？绝无可能！
抗战爆发前，相对于日本人的步步进逼，虽然中国军队相当数量的官兵求战心切，愿以死洗刷屈辱，但当时中国高层却被动应战、畏葸不前、心存侥幸，这就让日本人更加摸准了中国当权者的心态：“好死不如赖活”、“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的军事进攻与心理威慑是同步进行的，烧杀淫掠，尤其是屠城、屠村、屠户……以此恐怖行径，来进一步强化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的心理弱势：只有投降，才能活下来。
恐吓、劝降中国军队，是日本人成本最低却屡屡奏效的手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曾在日记中这么写道：“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19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指华北地区）……后来我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末期，估计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回望壮烈的全民抗战，我们不得不同时反思：抗战期间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汉奸，有那么多伪军，有那么多投降的中国军队……
在这里，不得不提被誉为“军神”的蒋百里，他应该是现代中国最了解日本人的中国军人之一了。抗战前夕，蒋百里写成《国防论》，针对当时国民党内恐日心理严重，蒋百里在卷首写道：“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抗战爆发后，蒋百里到处做报告，激励国民，并发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章的结论，成了抗日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蒋百里说，对待日本人，“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遗憾的是，1938年11月4日，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蒋百里因操劳过度而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56岁。将军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好友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一时众人泣不成声。
别给对手吓死，死战到底，终会胜利。
启示二：军队，必须效忠国家，而不是军阀
“七七事变”爆发前，有这么一段插曲：初夏北平，风雨欲来，各种传闻满天飞。7月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接待了一个“不速之客”——时任冀北保安总司令的石友三。石友三询问今井武夫：中日两国军队是不是在卢沟桥打起来了？今井武夫矢口否认，然后反问石友三消息来源，石友三不肯说，继而强调：“即使日华两军果真发生全面战争的话，驻在北平北郊黄寺的我的部下，对日军是不怀战意的，所以请你务必尽力不叫日军攻打他们。”
只知保存个人实力，却无国家民族概念，这是近代中国屡屡遭遇国难时而军人无法挺身而出保卫国家的一大原因。1895年，甲午海战，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居然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为世界海战史上的笑柄。
这样的笑话，却屡屡发生。
在中国，“私人军队”的传统根深蒂固，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国难当头，外敌入侵，国家却无法有效动员全部军队，而没有外敌时，则往往是军阀混战。以民国为例，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获取各地军阀名义上的臣服，但只是“名义”上的。随即，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1930年爆发阎蒋冯桂中原大战，1933年“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在福建另立反蒋政府；1936年陈济棠起兵反蒋，是为“两广事变”……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并未实质上控制中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例如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各种指挥不动、见死不救，辽沈战役前夕，蒋介石反复要求卫立煌放弃沈阳撤至锦州，卫立煌拒不执行；平津战役前夕，蒋介石苦口婆心要求傅作义放弃华北，将部队南撤，傅作义死活不从……
众所周知，蒋介石麾下军队有嫡系和杂牌之分，但鲜为人知的是，就连嫡系也分嫡系中的嫡系和嫡系中的杂牌，杂牌也分杂牌中的嫡系与杂牌中的杂牌。简直一团乱麻。对于军阀来说，地盘是最重要的，手下子弟兵是重要的，这两点保住了，就保住了命根子，其他都不重要，比如为谁而战，比如国家民族。所以，抗战期间，有大量像石友三这样的“奇葩”。
石友三其人，被讥为“倒戈将军”，以善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著称，一生中三次背叛冯玉祥，两次背叛蒋介石，在军阀混乱中作恶无数。少林寺也是他在1928年下令放火烧毁的。抗战爆发后，石友三又玩起了翻云覆雨的老把戏，先联共，又反共，1940年4月，他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
他的下场是这样的：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4名卫兵进入会议室，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将他架走。当天夜里，石友三被活埋于黄河岸边。
如何有效整合力量，改变国民党里面派系林立的局面，成了抗战之初蒋介石最挠头的事。为此，他杀鸡儆猴。
1938年1月24日，晚上7点，武昌城外，军统特务朝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连开三枪，后者头部中两弹，身上中一弹，倒地身亡。“枪响扰动了噤若寒蝉的汉口。在赶赴开封高级军事会议后的第13天，于济南临阵脱逃的军阀韩复榘被枪决。与会藩王，包括与蒋介石恩怨未了的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一致同意韩复榘应为南京和上海的受困付出血债，而他的鲜血，则正好被用来宣示歃血为盟的决心……”美国学者MacKinnon在《惨胜如败——藩镇合一、保定将道与1938-1940年长江防卫战》一文中如此写道。
在韩复榘被枪杀之前的13天，他在河南省政府举行的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上，与蒋介石顶起嘴来。当时，蒋介石不点名地批评他：“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个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有人负担！”听闻此话，韩复榘竟然毫无愧疚之意，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这番话，更加剧了蒋介石杀韩之心。
跟石友三一样，韩复榘也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在中原大战前脱离冯玉祥投靠蒋介石，主政山东后，又极力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东。抗战爆发后，韩复榘只顾自保，临阵逃跑，导致了济南泰安的沦陷，使得黄河天险轻易丢失。
韩复榘之死，就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前发生，这对于震慑心存异心的军阀、激励各路部队斗志，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抗战期间超越军阀派系的价值取向，也由此形成：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
启示三：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改变国运
台儿庄一战，率五千川军死守滕城的王铭章决心牺牲：“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
对于只知自保、罔顾大义的中国旧式军阀来说，台儿庄一战，精诚团结，尽洗前耻。
值得一提的是临沂保卫战。当时庞炳勋部先奉命在临沂建立防御阵地，以诱敌深入，先挡住日军第５师团的正面攻击，然后迅速调派张自忠将军的第59军驰援临沂。张自忠部此时远在淮河流域一带。此时日军也掌握到张自忠部的动向，但是日方估计，59军最快也要3天的时间，才能从峄县赶到临沂，所以日军认为可以抢先击溃在临沂弹尽援绝的庞炳勋部，然后再以逸待劳地反击张自忠部。
日本人确实很了解中国人，但这次他们失算了。张自忠一声令下，59军日夜急行军，竟然能够在一日一夜之内，提前赶到临沂，在日军完全没有预备的状况下，有如从天而降般地猛攻日军第5师团背侧。庞炳勋部将士更是拼命地从阵地反击，日军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竟然会进行这种内外夹攻的拼命打法，遭遇极其惨重的损失，遗尸累累，从战场溃退。临沂之战得胜，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促成了之后台儿庄会战中，李宗仁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契机。
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来是一对宿敌，且均是西北军冯玉祥旧部。中原大战时，庞炳勋暗降蒋介石，临阵倒戈，使张部大损，张自忠亦受重伤。此次临沂危急，李宗仁无可调之兵，遂派张自忠前往。二人尽弃前嫌，共御外敌，方有临沂之捷，真正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前，中华民族实现了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没有党派之分、没有阶级之别、没有地域之隔，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真正团结起来，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改变了一盘散沙的旧局。抗日战争的举国性质，因此得以彰显。
川军以内战著称，抗战开始后，刘湘上将已到肺结核晚期，经常大口吐血，仍不听劝阻率军出川，病逝在第七战区司令的岗位上，他说：“从清末到民国当兵，打了一辈子内仗，杀了不少人，杀的全是中国人，我以为我这辈子盖棺论定了，我就是一个军阀，没想到日本人来了，给我一个机会，日本人给了我们川军一个机会，我们要以日本人的血，洗清我们四川军人的耻辱！”
在四川建川博物馆的“壮士广场”，国共两党两百多位抗战名将和著名烈士站在抽象的中国地图上，站在他们保卫和他们牺牲的地方。樊建川为“壮士广场”写过一段话，讴歌当年全民族抵御外敌的伟大团结，读起来让人百感交集：“一起钢筋，一起铁骨。一起仰天，一起长啸。一起森严，一起壁垒。一起杀倭，一起驱鬼。一起冲锋，一起陷阵。一起前仆，一起后继。一起苦撑，一起待变。一起艰苦，一起卓绝。一起肝脑，一起涂地。一起成功，一起成仁。”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在翌日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一天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９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９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贺龙元帅之女贺晓明在《参考消息》“父辈的抗战”专栏中，撰文《走进父亲贺龙的抗战岁月——八路军艰难抗日让人震撼》，披露了红军将士改编时的困惑：“红军改编，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思想上不能接受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面对这种情况，父亲非常着急。他理解官兵的心情，就一个团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
贺晓明写道，当时贺龙对红军官员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就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如此一来，红军就得改名……”
国难当头，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当年，如果没有全国军民团结抗战，又怎么会有后来的胜利？
当年台儿庄大战，军方以重金募集敢死队员。31师91旅旅长王冠五的57人敢死队，身绑手榴弹，手握大刀，与日军展开肉搏，返回时仅剩13人。出征前，他们把发给自己的大洋扔在地上：“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我们打仗是让子孙后代别做日本人的奴隶！”
历史应永远铭记这句话！
正是起端于卢沟桥的全面抗战，凝聚了一个一盘散沙的中国，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久违的血性和大义：团结起来，不再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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