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 | 小镇的高度
张丰
出去，这个词有一种坚决的意味。但是，在老家的方言中，“出去”，不但是字面上的意思，它还指人去世后下葬的那一套仪式。一个人去世，遗体往往在家中停留三天，然后就会“出去”。人一生会有无数次从家中“出去”，只有这一次才是最彻底的。出去了，就不会回来。
“你大叔走了，后天出去。”几年前，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这个简单的句子，有非常丰富的信息。这不仅是一个陈述，也是一个命令，我必须在两天内赶回老家，出席大叔的葬礼。弟弟在广东也接到同样的指令，我们放下手中的工作，马上赶往机场。在父亲看来，我们必须回去，这是不容商量的。
大叔是父亲的堂弟，去世那年才50岁出头。从我能记事儿开始，他就在镇上的粮库担任“主任”，官方的称呼是粮管所的所长。在没有任何工业的小镇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每年要为国家征收几百万公斤的“公粮”。大叔是整个家族的骄傲，当然，我们也有实际的好处，在三伏天拉着架子车去交公粮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他在粮管所的家中休息，那儿通常为大家准备了西瓜。
在镇上，大叔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书记乡长换了好几届，派出所所长也换过，只有大叔的粮管所长，一做就是十几二十年。他的太太，我们喊婶子，娘家就在镇上，在乡亲们看来，也是很有势力的家族。镇上每一个人都认得大叔，我们也跟着沾光。十几岁的时候，在镇上最怕被人揍，但是有了大叔这个靠山，镇上的江湖就没那么险恶，反而有点可爱起来。
他的口碑，并不是职位给予的，而是他多年如一的为人造就的。大叔每次回老家，即使是骑自行车，他都不会直接骑进村里，而是在村头就下车。推着自行车，碰到人就寒暄几句，递上香烟。从村头到家中不过几百米，往往要走上半小时。后来，他乘坐汽车回来，同样是在村头下车。八九十年代，村里老人还多，一个人行还是不行，往往是老人们说了算。在老人们看来，大叔很行。
大叔对我和弟弟的学习成绩非常欣赏。每年暑假，我们都会在镇上的粮库玩儿几天，他带我们见了最初的“世面”。碰到熟人，他都会热情介绍：这是我两个侄子，成绩非常好，都是读大学的料。这是很重要的鼓励，在学校和家中，我很少感受到这样的期待。我和弟弟先后考上高中，从县城骑自行车回家，到镇上就会先到大叔家，吃一顿饭，或者玩一会儿。后来才知道，那是他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县粮食局要换一个所长，把他调往县局，但是在县局，他又没有合适的位置。最终，他享受了“股长”的待遇，但是却没有管哪个股。
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食堂饭菜实在太差。校外有一排附近村民开的小店，在冬天，我们就站在路边，端着从小店买来的热汤，手中拿一个热气腾腾的馒头。在一个早上，大叔不期而至，他从一辆黄包车里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50元钞票给我。他要去看一位领导，正好路过这里，在他眼中，我大概是非常可怜的，他甩下一句“孩子，买点好吃的”。这是我读高中期间能够记得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瞬间之一，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关心，以至于接下这50元大钞，内心敏感的我，也没有任何难为情。
在整个家族乃至村庄，大叔都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即使不过是一个“股级”，仍然有很多人托他办事，他也都尽力而为。在小镇上，他达到了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他有很好的口碑，很强的影响力，或许，只有我才能感受到他的不甘。“走得越远越好”，这是他对我和弟弟的忠告。“能出省就出省，能出市就出市，永远不要回头”，对正处在叛逆期的我来说，这样的话实在有魔力，高考后填报志愿，尽管成绩也说不上有多好，但是省内的大学，却一所也没有考虑过。现在看来，这是相当扭曲的想法。
在他病得最重的时候，我回去看他。婶婶说：“你叔已经信主了，主会保佑他。”他得的是胰腺癌，北京的医院建议不用手术了，没什么希望。他瘦得厉害，但是眼神依然明亮。对婶婶的说法，他没有点头，也没有反驳。最后几年，大叔住在距离老家100公里外的市里，他去世后，仍然回归故土，回到那个他劝我远离的村庄，我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他“出去”的时候，阵仗非常大，来送别的亲戚朋友很多。我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在葬礼上跟在后面哭的小男孩，而是成了最后挥锹用黄土填埋他的几个人之一。我看到黄土覆盖了棺材的最后一角，最后鼓起一个坟包，不由放声大哭。大叔或许是一个想远离故乡的人，但他最终还是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在父亲和大叔的后面上坟，听他们讲先祖的故事。我始终记不清那些坟包的方位，哪里是曾祖父，哪里是祖父。我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记住大叔在哪一个坟下面，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也会长眠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