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三十年的变与不变
粗略算来，那个在未名湖畔喊着“我要当鲁迅”誓言的刘震云，自1987年在《人民文学》有正式文章发表至今，走过整整三十年。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说他没变。若要往心窝里看，或要他自己说，还是那个底色——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漫子
被称作“刘震云月”的11月已经过去，以两部影片强势霸屏的编剧刘震云终于有机会喘口气。
然而，严肃作家刘震云并没有被媒体放过。
这个冬天，腾讯“星空演讲”、财新峰会、影片首映式、国内和海外的电影节，争先恐后把舞台留给同一个人，刘震云。
“一开口就抢风头”。一名严肃作家往那儿一站，说两句话，能让星光熠熠的娱乐明星黯然失色，这在看脸的影视圈里并不多见。
粗略算来，那个在未名湖畔喊着“我要当鲁迅”誓言的刘震云，自1987年在《人民文学》有正式文章发表至今，走过整整三十年。
有人说他变了，有人说他没变。若要往心窝里看，或要他自己说，还是那个底色——
1、变：从“憋不出一句”到“满分段子手”
“我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把复杂变简单的人。一个不爱占别人便宜的人。一个不啰嗦的人。总而言之，是个老实人。”
镁光灯下的刘震云是个段子手，尤其是配上那口慢条斯理的中原口音。寥寥几句一个故事，却让人笑着思考人生。
他这样谈理想表心迹。“我理想的第一志愿是到镇上当厨子，特别温暖的职业，守着炉火；第二志愿是到我们村儿戏班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第三志愿是当教员，在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谁知上大学把我推上第四条路，当作家，于是变成了另一种动物。”
他恰到好处地自嘲茅盾文学奖揭晓那一刻的自己。“我正在菜场买菜，西红柿比茄子贵，我站在它们面前特别犹豫。这时出版人打电话说你获奖了，接着告诉我奖金比过去提高了。于是我马上做了买西红柿的决定。”
神态从容，台风端正，断句和语速恰到好处。对于多年前跟刘震云打过交道的人来说，似乎很难从今天舞台上那个侃侃而谈、毫无卡顿的“段子手”形象里找到他年轻时候的影子。
那是一个寡言腼腆、低着头沉默、不知所措的乡村青年。没有名气，无人关注，没有钱，除了会写点东西几乎一无所有。冯小刚清楚记得初次见面时，在一旁永远不吭声的刘震云，“特别能憋得住”。
贫穷饥饿的童年，曾一度成为刘震云视野和心灵的束缚。直到十几岁时，他的梦想仍是到镇上当一名厨子。这源自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有次家中来了客人，时到饭点，却没有东西招待。刘母让丈夫到镇上餐馆赊馒头，家中八口人外加三个客人，刘母却特意交代只赊三个，因为再多无力偿还。刘父嗫嚅着去到餐馆，却遭厨子羞辱。
从此三个馒头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父亲身上。“所以我想当个厨子，我父亲如果到我的饭馆赊馒头，甭说三个，三十个我都给他。这就是我小时候的理想。”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难有一份侃侃而谈的心境和勇气。哪怕是对着家人，当着邻居，早年的那个刘震云也是自带陌生“光环”的一个人。活在自己的生活空间里，极少被人惦记或被人群留意，总是蔫儿了吧唧的。
再后来，也许是为了刻意保持一名旁观者、局外人的冷静、克制与客观，刘震云特别喜欢独处、喜欢冥想。妻子郭建梅说，能明显感到他不情愿跟人打交道，除非，同“小人物”攀谈。
2、不变：兜兜转转回到原乡
离开家乡45年，刘震云依旧把“我们村儿”挂在嘴边。那里不仅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更是他多年来反复追溯自己写作灵感的源头。
刘震云的血液里头流淌着中原农民的那些情结。一提起“我们村儿”，就像鱼儿回到大海。他以笔建造着一片以西老庄村儿为原型的文学版图：一面一件事一件事“捋”着自个的过去，一面深一脚浅一脚开垦疆土。杀猪人、贩驴人、修鞋人、剃头人的故事，在这里酝酿着发生，令这块土地越发拥挤和丰富。
在一个接一个的“建造”中，刘震云找到了他的精神原乡，就像苏童找到了椿树街、贾平凹找到了棣花街，福克纳找到了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哪怕是做节目、做演讲，他也时常以“我姥姥”“我舅”的事儿作为开场白。
给他故土般亲切感的还有小人物的世界。那里面有无尽的生活气，也是他精神的原乡。
郭建梅说，他无事就爱去工地、厂房、菜市场这些地方转悠。每当遇到修鞋的大哥啊，碰上修车的老大爷，逮到卖菜的大妈大姐，就要聊一番，往那儿一坐，那兴奋得…不得了。
有时赶上农民工在吃饭，手里拿着馒头，一旁摆着菜叶豆腐。刘震云问，你们喝啤酒吗？他们说，想喝呀，但太贵了，省了吧。刘震云就跑到冷饮摊，拎上一打冰镇啤酒，同他们一起喝，数落着家长里短，聊个痛快，毫无违和感。
有时路过有人家在那儿吃面，刘震云也凑过去，往那一坐，说给我捞一碗吧，然后抄起一根葱。
因此，爱找小人物谈天谈地、问东问西的习惯至今还保持着。这些积累了几十年鲜活的琐碎事让他的故事远离虚幻和传奇，尽是凡人生活，格外接地气。
年龄越大，刘震云就越发现，社会、历史、经济、政治这些“大家伙”的道理，几乎都依附在个人的琐碎生活之上。“世界有边儿有沿儿，可一个人的内心，漫无边际。”
3、变：从“三箱退稿信”到“茅盾文学奖”
那个位于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的西老庄村儿是嵌进他生命里的罗盘。四十五年前的一场舅甥之间的对话，撩拨了他命运的指针。
舅舅问他，“你聪明吗？”刘震云摇摇头。
舅舅又问，“那你觉得你傻吗？”刘震云还是摇摇头。
舅舅叹口气，“最难办的就是你这种，不聪明也不傻。依你的情况，估计长大了只能娶个小寡妇。”
少年刘震云感到他的未来“岌岌可危”。那个赶马车、见多识广的舅舅给他支招：不想娶小寡妇，就离开这里。
命运显示着它的力量，14岁的刘震云谎报年龄，背起行囊走出了那个村儿。离开疼他的姥姥、见多识广的舅舅，作别四兄妹，他去大西北当了兵。部队生涯以后，乘上恢复高考第一班列车的刘震云上了北大进了京。
40年后，那个不够精也不够傻、因不甘心娶小寡妇而发愁的穷小子被告知获得了当年的茅盾文学奖，顺理成章地成了大作家。
可这飞逝四十年并不总是坦途。郭建梅现在仍清晰记得最初七八年里的画面：
不去当官、“满脑子文学梦”“喊着我要当鲁迅”的刘震云在一间舍不得装电风扇的逼仄房间里，光着膀子，提溜着松松的大裤衩，一边写，汗一边哗啦哗啦往下流。
每天不写到凌晨两三点都不睡去。天一亮还得送女儿去托儿所，接着再去上班。这节奏拖得他整个人黑瘦黑瘦的。
他不断地投稿，被退稿，投稿，被退稿——雪花般的退稿信都保留在家，塞满了三个大纸箱子。郭建梅看着心疼，她曾寄希望于当时唯一一位欣赏刘震云的杂志编辑劝刘震云不要再写了。“我说郭老师你劝劝他吧，他太固执了，天天熬夜，不停写。到后来，每退回来一个，我都哭，我都觉得挺难受的，他还要坚持写。 ”
刘震云拍拍妻子的手，我一定成功，你放心吧，我一定成功。
果不其然，那个“笨拙”的、曾吹不起电风扇的写手成了备受文坛瞩目的严肃作家。
夜深人静时，刘震云常常想起与舅舅的对话：
“舅，我该怎么办？”
“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
4、不变：写作是为了找个人说话
说起来，连他自己都纳闷儿，十多年来停不下来地写，夜以继日地写，那么着迷是为了什么？
这或许可以从《一句顶一万句》的一个片段里头找到端倪。
牛爱国和庞丽娜到民政局办结婚登记时，前面一对中年夫妇刚办完离婚手续。
“为啥离婚？”
“说不着。”离婚女子一脸沮丧。
“说说你们为啥结婚？”
“我们说得着。”庞丽娜满面春风。
孤独是他很多作品的母题。在刘震云看来，“说得着”太重要了。他笔下的吴摩西和牛爱国，是我们每一个人。他们终其一生的苦恼莫过于心里有话要说时，找不到一个可以诉说的朋友。倘若这样一个朋友出现，那跨越千山万水也要寻找。
“现实生活中，想找到一个人说话——你愿意跟他说，他也愿意听——面对面地说，从深夜12点聊到早上5点，很奢侈。可在书里就能实现。”刘震云说，“书里啊，不只是人生。书是一个人最耐心的朋友。我和他们说得着。”
剃头的老裴，杀猪的老曾，传教的老詹……经过时间的打磨，都成了刘震云可以面对面说话的朋友。
“生活中的朋友，往往就不耐烦，书中的人物，态度都比较宽容。多想一会儿，他们都等，而且‘保险’，随时都在。”对孤独很敏感、特别需要一些“说得着”的人、还得经常同他们说，这是刘震云写作的源动力和乐趣之所在，是他的基本需要。“我还特别渴望知道作品里的人物三十年后会是什么样？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他们会变吗？”
他还在寻找“说得着”的人。“现实中，能有几个人能像老裴跟老曾(《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一样聊天还聊得那么深入？生活中的人都浮皮潦草的。”
虽然近年来作品无多，但写作依旧对于今天的刘震云来说依旧是十二分的吸引。“就是喜欢，写作就好像谈恋爱，天天琢磨都不觉累。”
面对记者，对三十年来亲手手制的小说人物如数家珍的这一刻让他感到放松。他垂着眼皮，“老汪、灯盏、小林、牛爱国、刘跃进、杜青海……”这些名字被他一个接一个念叨着，不悲不喜的脸上略显寂寞，但很快乐。
5、变：从“不精也不傻”到“狡猾的狙击手”
与少年刘震云答舅舅问不同的，不少与他熟识的人对他自诩“迟钝木讷”“不精也不傻”的定位并不认同。
“震云，多聪明多‘狡猾’呀！”
不仅是坐拥茅奖的严肃作家，而且成功介入“影视”；不仅在纯文学与电影剧本中保持平衡，还饱受观众拥趸和业内赞誉，这是市场对中国作家不可多得的肯定与优待。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极少需要停顿。对方一说完，他立马就能答，低着头一字一句有逻辑地“解套”。仿佛那些纠缠旁人心头、惹出烦恼的人生道理早被他参透了百遍。
但凡跟刘震云聊得时间久一点，就会被他慢条斯理、精准透彻的“打比方”和“分类别”所打败：
比如，一部作品是一个奔跑中的动物，有骨头有肉，理儿就相当于骨头，其它东西像血肉，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才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动物。
再比如，电影像一条河流，汹涌澎湃，可小说是一湾湖水，涌动也是在湖面之下；电影像一头豹子，小说倒挺像大象；小说是后厨里油花飞溅的一切，电影则是那盘端上桌的菜。
比如，书有两种，好书和坏书。好书就是越读越厚，坏书就是越读越薄。一百个字写几件事不重要，把一件事写透彻很重要。
“打比方”和“分类别”几乎是他文学语言、电影语言中最频繁曝光的修辞。这修辞就是他的两把猎枪，而他则是那个狡猾老道的狙击手，瞄准你的心窝就给一枪，你思量的恐惧的，一下子被击破。用冯小刚的话说就是，“特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
刘震云身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作为故事讲述者的谜之直白与深刻。
他在作品里创造出一系列凌厉冷峻的意象。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塑造的小人物世界里，织就一张难以挣脱的网。
生活在一地鸡毛琐屑里的人，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在适应外部环境中，历经和饱尝人性扭曲。对于他们内心的互相折磨、挣扎，以及所流露出的自私、残忍、荒诞，甚至猥琐，都在刘震云式波澜不惊的黑色幽默中得到有力的揭发。
多年后回忆往事，刘震云认为是曾经困窘的经历不露痕迹地训练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基本素质：冷静、敏感，可以精准地捕捉和体察到人性之微妙复杂。
6、不变：生活就跟说话一样，越洗练越好
用最单纯的汉语对白直指人心，是刘震云极为擅长的。
他的简洁直白和他的幽默质地相同，再强烈的思想和情感，在他笔下都能被翻译成“两朋友追一条狗”一类的表达。不用哲学说哲学，偏以生活说哲学，其中传递的精神甚至超越了哲学范畴。
有专业作家评价，刘震云关注的是普天之下的事儿，不管是历史、政治，还是非常尖锐的一些权力、意识形态的多面问题，都全放到日常生活的琐事层面里展开，“构成了90年代文学的逻辑起点”。
作品越来越犀利，剧本越写越深刻，语言越来越洗练，名气越来越大，发生在刘震云表面的变化却极为有限。
他的生活状态几十年中没有变过。对写作的喜欢没有变，6点起9点睡的农人式作息没有变，每天两小时运动(跑步)的习惯没有变。
在从严肃作家向影视编剧的角色切换中，他也是保持一种疏离的介入。他不乐于接受“冯小刚御用编剧”的称谓，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好编剧，“改编自己的作品，是偶尔客串”。他觉得，自己和影视圈还有其他什么圈相距甚远，所谓“介入”不过是同几位身在影视圈的朋友有所联系。“我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人，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合作。”
他的心态似乎还是一样。用女儿和妻子的话说，刘震云的性格是“不外露”的人，“不大喜，也不大悲”，永远都是一种状态。
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我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把复杂变简单的人。一个不爱占别人便宜的人。一个不啰嗦的人。总而言之，是个老实人。”©
来源：12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
监制：易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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