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阅读》是一本近似“口袋书”的小开本，看着很亲切。书中，作者对自身阅读动机和环境以及方法进行了反思，其中既有对巴金、金克木、契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阅读史记录，也有对北岛、牛汉、张枣等人的新诗阅读体会，还有“与音乐相遇”的经历。
不同于他严谨克制的史论文字和概念辨析，新书里的文字流露了更多的个人阅读好恶，秉持的是“任何未经感觉的认识对我都是无用的”理念。他坦言比较喜欢严肃文学，武侠、言情、侦探之类的，“不知怎么总是进入不了”。
史论和阅读体会文字相同之处是他思维的缜密。文如其人，坐在对面的洪先生面色温润，头发花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出生的他谈吐带有家乡广东潮州口音。
几乎和自己研究的对象同生同长，洪先生认为对于做研究“利弊共生”。文弱书生经历了历次运动，难以想象，翻地、炼钢、看锅炉、开拖拉机（他笑称两次开进水渠里）这些事情和他有关。对于他来说更难以名状的，恐怕是在特殊年代里言不由衷的说辞。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后来为“当代文学”修史时，能将亲身经历过的那段时和事“做出一种知识性、学术性的处理，而不是简单肯定或否定”。
洪先生讲课没有高谈阔论，总是那么不疾不徐。他甚至说，“因为天性怯懦，虽然讲课已有40年的‘历史’，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依然还是战战兢兢，没有信心。”北大戴锦华教授却另有一番观察：“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正是这种“坚硬”，促使他“以一己之力在北大开创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一种基本文学研究方法”。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上学的洪先生师从游国恩、王力、林庚、吴组缃、杨晦、王瑶等名家。后来留校的他似乎在继承一个“传统”，那就是上课极慢。杨晦先生讲文艺理论，讲“九鼎”，一个学期下来还没讲完。而洪先生准备讲“当代文学的发生及其形态特征”，学期结束，发现头一个问题也还没有讲完。
接触过洪先生的人都为他近乎“自我贬抑”的坦诚而惊讶，洪先生在不同场合总是透露出自身以及自己学问的“不完美”，可正是这些坦诚反而愈见其高。
比如他留校北大，不说自己优秀的原因，却说是当时条件下出去的才是“专业对口”；被问及如何评价自己和陈思和教授的当代文学史，他毫不犹豫说“己不如人”，并罗列陈教授的研究对他的启发种种；有论者赞扬他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是试图建立文学史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关联”，他却说“当时更多的是无奈”。他还说自己做文学史研究是因为文学批评做得不好。他经常跟学生讲，“我的想象力比较差，做的梦都是很现实主义的，非常有条理，从来没有做过上天入地的梦。”
洪先生有真正学者才有的独立自省精神，那个年代特有的“两点论”对他也有很深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回忆文字里写道：就对待前辈学人（包括我们老师）的那种粗暴态度，不容置疑的大批判方式，回想起来也是应该汗颜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以先验的观念去粗暴剪裁、肢解材料的这种做法，在我这里便印象深刻。后来身处八九十年代创新热潮，虽然为新的理论、方法的到来兴奋不已，却也抱有警惕之心，防备着对它们的迷信，就像５０年代“以论带史”那样。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尺度：概念、抽象是对现象的丰富，抑或是对历史的窄化——这可以说是因得病而获得的免疫力吧。值得怀念的另一点是，大学５年，我们的生活与社会并非完全隔绝，不是生活在封闭的象牙塔中。这一点是今天难以复现的。
确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遇。洪先生说，对别一代的辉煌、幸福其实无须羡慕，自己的哪怕是难堪的日子也不必后悔。他从沈从文的这句话中找到了共鸣：毫无顾虑地来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访谈录：
写当代史要有一定公正性和共识性
记者：史书中涉及的作品，研究者是否需要全部通览。
洪子诚：大部分吧，一小部分也参考别的介绍，因为一些作家作品量很大，或者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也不太重要，就会借助一些作品的评论。
记者：这本新书中，您曾谈到几次阅读巴金的不同体验，人生不同阶段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存在差别，那么如何保持教材中对某部作品评价的客观性和恒久性。
洪子诚：应该还是有一些共识，虽然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感受不一定会是颠倒的，观点会有一定延续性，不同时期的观点会有一些差异。
记者：有没有对一些作品的理解变化比较大。
洪子诚：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作品的理解和八九十年代就不一样，我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有讲过沈从文，也不知道张爱玲、钱钟书，当时认为是反动作家，而是比较推崇革命文学，比如郭沫若的早期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的评价后期也有一定下降。另外，包括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当时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个变化和时代的变化、对经典的认定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除了五六十年代，还有哪些作品在您心中后期和前期的感悟不一样。
洪子诚：修正的有，但是完全推翻观点的没有，比如刘心武，现在大家可能谈论的少，但是当时讨论很火热，从作品和作家本身来说不会放在非常高的位置，但文学史里要讨论，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觉着读不下去，当时什么背景塑造了这种作品。
记者：您是如何平衡个人阅读的爱好和史学家的客观。
洪子诚：阅读当然完全是个人的感受，既喜欢但是又能谈出来东西的才会放在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比如巴金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是他的作品很重要，有历史在里面，但是写当代史的时候不能有个人观，还是要有一定公正性和共识性。我写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比较重要的作家，但是可能在具体评价上和别的文学史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重要作家我也没有谈到。对文学评价的观点，我认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流派，评价标准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美国学者夏志清，他对赵树理的评价就非常低，我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因为他把西方文学当作评价标准，从中国文学角度看观点就会产生差异，包括意识形态也会影响评价。但是我相信人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存在共性，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但还是会有一些指标，比如它的创新性，语言的深度和形象性，你不能说标准是恒定的，但却是在用这些标准。
记者：刚才您提到夏志清教授，能否再作些评价。
洪子诚：他的书还不错，很多东西有深度，但是他以西方文学为标准，而且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时代背景，当时美国付出大量资金了解中国，对革命文学，像鲁迅的作品评价不是很高，但是鲁迅毕竟重要，所以他也写了。他毕竟读了很多文学，分析的方法还是值得借鉴。
当代文学一个问题在于它在什么时间截止
记者：看来，文学和文学史都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
洪子诚：当时只是想为大学出一本教材，全国文学史教材很多，我的文学史不一样的地方是采用历史观的方法，希望把文学作品的出现和体制的问题放在一个历史情景里解说，主要讨论这个概念为什么出现，文学形式产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通俗小说在民国时期兴盛当代却衰落，为什么题材会发生转移，所以如果读者没有一定背景知识，理解上就会有一些困难。
记者：您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后有哪些修订变化。
洪子诚：有一些资料性的问题，比如作品发表的刊物、年代，所以不断在充盈的过程中有修正，１９９９年开始总印数有７０多万了，学校采用这本书当教材的有点多，最近几年略少。大家普遍的观点是我的教材对本科生来说稍微深了一点，不是很好理解，很多研究生都在使用，现在教材也出了英文版、日文版和欧洲版。
记者：对当代文学的划分和界定历来观点不一。
洪子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不开的，但是学术上可以进行界定，当代文学一个问题在于它在什么时间截止，这个词用了７０多年，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变化，但问题的困难是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划分由教育部确立，当代文学是一个二级学科，这是一个制度，你没有办法改变，但是学术上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我的看法不一定是通俗性的看法，所以有的学者把台湾香港放在里面，有的学者把延安文学放在里面，提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看法也不太容易，包括中国新文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也存在争议。
记者：当代文学研究最想解决什么问题。
洪子诚：清理当代文学发展历史，有哪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或者说存在什么问题，比如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差异，主要是当代文学的风格不同，毛泽东建立的人民文学，延续了革命文学的传统，但是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计划和理想后来发生什么问题、矛盾，取得什么成就，这些讨论还在持续。
贴得太近，情绪和评价会比较激进
记者：当代文学离我们太近，如何做到“切近的客观”？
洪子诚：还是要保持一定距离。贴得太近，情绪和评价会比较激进，保持距离也不是很容易，总的来说要把作品放在一个研究对象的位置上，要凭借个人修养对作品进行观察，很多作品没经历时间的检验，不见得这个作品对当代很重要，对下一个时代还依旧重要，比如唐朝“当代”的唐诗选和后人编写的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一个优点，就是对事情的了解比较细致，后人难以了解，所以也不是没有价值，当代人研究的当代文学史可能会在后来减少一些东西，但也会留下一些，学术在于一个积累的过程，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大家都认可的结论。
记者：《文学的阅读》非常个性化，您觉得阅读史和文学史的区别是什么？
洪子诚：阅读史解决的是印刷方式、书桌变迁、环境是怎么影响人们的阅读，像战国时代书刻在竹简上，书怎么收藏，谁有权利阅读，阅读史研究的就是条件变化对阅读本身的影响。我的阅读史写的是我阅读中的体验和收获，和文学史不同，主要是我自己的体会。
记者：对您影响比较大的著作有哪些？
洪子诚：《聊斋志异》语言的简洁、形象化，还有《红楼梦》，都有影响，诗歌对我的影响表现在意境方面，外国文学读俄国的比较多。
记者：阅读中有这种现象，某部作品蕴含的意义可能就在那里，有的读者能体会到有的体会不到，但我们也常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您觉得文学价值评价是否存在恒定的标准。
洪子诚：不是说一个时代就一个标准，或者一个阶段就有一定标准，但人类仍然存在一些共识性的东西。比如作品被公众阅读是一个标准，但有的经典作品不一定被广泛阅读，包括欧洲的一些作品，大众不会去读，但作品的地位还是很高。像但丁的《神曲》，北大图书馆之前有一个记录，学生借第一部的人多，第二部的人减少，第三部就干脆没什么人借了，可这也并不影响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好作品的标准还是有的，比如艺术的创新性，在艺术史上产生的影响，还有写作手法上、对人的心理的开掘程度上，当然，这也不是衡量所有作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