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应该怎么活（赠书）
《无问西东》是一部为献礼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而作的电影，用四个清华年轻人的故事串起历史的四个年代。
每一个时代不同，每一代人的困惑也不同：
陈楚生饰演的吴岭澜拥有优异的文科成绩，却认为“学习好的都读实科”而在文实科之间迷茫。
王力宏饰演的富家子弟沈光耀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从而萌发从军念头，但他的家庭却不希望他还没有好好体验人生就牺牲在战场，他陷入了深深的内心挣扎。
黄晓明饰演的陈鹏自始自终都坚持着对自己心爱人（章子怡饰演的王敏佳的真心），也把自己的命运和王敏佳的命运绑在了一起。
张震饰演的现代青年张果果，在面对职场尔虞我诈时感觉精神焦虑，在面对是否要继续救助困难家庭时，难以抉择……
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的未知和困惑时，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选择了对自己的真实。
在他们的人生选择中，给他们坚定选择勇气的，是他们的清华前辈，是被清华教育深深影响的一代人，而塑造那一代人的是真正的“自由教育”。
很多人说《无问西东》中张果果这个人物是最不像大学生也是最能体现现代大学生困境的一个人物——毕业名校，在一个领域中可谓之精英，却依然迷茫、焦虑、疲倦，面对问题时难以追崇本心。
《大学的精神》一书中写道：大学的目标是要培养“完整的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正如马斯洛所说：“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在当下这个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大学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培养一个领域的精英，而在于人格的塑造。
如何培养一个有人格的大学生呢？答案是四个字：通识教育。
什么是“通识教育”呢？《中庸》中就提到，做学问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通识教育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追求“真心”的教育，正如电影里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内心发出的真诚、正义、无畏和同情。
不同的大学，赋予了学生不同的精神气质，究竟什么样的大学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呢？
《大学的精神》作者陈赛和蒲实实地探访了国外七所知名学府：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海德堡大学，追寻大学于人的意义。陈赛在后记中提到：等到我们真正追寻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却是在哈佛大学这一期。
哈佛大学在“通识教育”上的做法和改革的确能给我们的大学带来更多的思考。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近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社会日益复杂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
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课程分成三个部分：主修课、选修课、通识课（此外还有写作课与课外活动）。
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选修课占四分之一，是为了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比如一个文科生偶尔也会仰望星空，追问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个满脑子代码的计算机系学生可能也愿意欣赏一点儿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则是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所谓通识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或兴趣是什么。
在哈佛，主修课可以任意选、任意换，连专业也可以换，唯有通识课属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选不可。
这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哈佛大学认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某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比如：
你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以评论和分析的方式研读过经典文学；
你可以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将历史作为一种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
你可以没上过“经济学原理”，却不能没修过一门探讨社会问题基本原理的课程；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
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
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著名的“正义课”就是一门“核心课程”。在第一节课的末尾，桑德尔教授就对学生发出了警告：这门课并没有教给你任何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将你原本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给予你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这是一种风险：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他说，“自我知识就像失去的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
30年前，哈佛“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亨利·罗索夫斯对于“何谓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有着明晰的界定：
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
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
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有深邃的理解；
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
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
今天，哈佛认为，“核心课程”已经过时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学生会选择以学术为业，而60%会进入商业、律师、医学等职业领域，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试图把他们塑造成学者、教授呢？但对于未来的律师、医生、商人们，这个汇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学，却无法为21世纪前25年的“良好教育”开出一份明确的清单。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Menand）是这样分析的：
“在知识专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专门学科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足够的权威，他们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英语教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核心’， 或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一样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体的内容上达成共识，这不是他们的惯常思维。”
2002年波士顿剑桥镇举办查尔斯河划艇大赛，9000多名各国运动员参赛，哈佛大学也派队参加。
2007年10月21日，哈佛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提到一封来自50年前的信，这封信是1951年科南特校长委托哈佛档案馆保存，并转交给“下一世纪开始时”的哈佛校长的。在信中，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触即发，“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我们都想知道，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
“正如科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福斯特校长说。
哈佛最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所以新课程计划中加重了科学的比例，并且一再强调“国际化视野”和“合作意识”。
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哈佛都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拥抱孤独，并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这个世纪，他们希望培养的，绝不是象牙塔里孤独的学者，而是能在未来世界里长袖善舞、应付各种各样挑战的人。
在所有的现代心智训练中，他们尤其强调这样一种训练：将学生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失去方向，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许这才是21世纪前25年所谓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过的《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是这样写的：“我们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通识教育计划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够在一个他们毕业后将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将过什么样的生活视野下，在哈佛课堂的内外进行一切学习。”
按照福斯特校长的说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种基于理性、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这种理解之道能帮助一个学生直面未来生活的各种变故与不确定性，更好地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复杂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拥有一个更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冯友兰回忆梅贻琦（清华大学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时曾说：“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梅贻琦则始终认为：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正如清华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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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易艳刚 | 责编：张慧 | 校对：赵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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