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大包干”是如何被新华社记者发现的

2018-04-13 沈祖润 新华每日电讯

首发：4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沈祖润（新华社安徽分社原社长）

凤阳小岗村，如今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当年，小岗村搞大包干是“瞒着干”的。从1978年年中到1980年中，安徽省来安县魏郢队的包产到组、肥西县的山南公社的包产到户、凤阳县的大包干(到组)等联产责任制，已经名声远播了，而这时，小岗队还是个“隐身者”。但从1980年年中后，小岗队的大包干(到户)，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荒漠爆炸一样，突然爆发出无尽威力的冲击波，在一两年的时间里，辐射全国的社社队队，并神奇地盘活了农村经济。

上图为安徽凤阳小岗村村干部在整理有关土地流转的协议文档(2008年10月7日摄)；下图为1978年冬，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新华社资料片

40年过去了，人们仍会发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多省、区各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宛如群雄并起，小岗大包干(到户)怎么就能“兼并天下”，一下子就统一了全国的联产责任制。凤阳县农民好有一比：600年前，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攻灭群雄，一统天下；600年后，小岗大包干，取代各种责任制，也是“一统天下”。

时至今日，人们还会一连串发问：小岗大包干是谁发现的?是谁首先报道的?它是怎么走向全国的?

受安徽分社委派，当年我是将凤阳作为定点调研基地的农村记者，在农村改革初期，采写了几十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材料和公开报道。我以一名亲历记者的名义，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说起——

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

新华社1980年6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王礼贶报道：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安徽省凤阳县，今年夏粮获得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亿斤，比实行“大包干”第一年的去年增产一成，比没有实行“大包干”的正常年景1977年的总产增加一倍。

……

这篇报道被新华社多次收入优秀新闻作品选集，特别是1949至1999年及新华社建社70周年的优秀作品选集。这是国内第一篇由记者实地采访写作的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新闻报道。

1984年12月，沈祖润（右一）在农村采访。

1979年秋收以后，我到凤阳县，看到这个县自去年9月下旬以后，近3个月未下一场雨，土地龟裂，严重的干旱，为秋种小麦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由于实行了“大包干(到组)”，社员群众开动一切抽水机械，男女老少还挑水造墒，结果大旱年头比正常年景还多种小麦6万亩。

这些小麦下种以后，在“大包干”后，冬管春锄，施肥除虫，搞得怎样?夏粮收成好吗?这些问题都惦在我心里。到6月中下旬，我和王礼贶两位农村记者，再次走访了这个“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而闻名全国的“讨饭县”。在普遍实行“大包干”(到组)的武店区，我们到了6个公社，社社增产，粮食总产几乎都比没有实行“大包干”历史上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77年翻了一番。在一个个打麦场，我们看 40 38232 40 15507 0 0 1292 0 0:00:29 0:00:12 0:00:17 3236农民堆满笑容，在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后，把一口袋一口袋小麦扛回家里。

在场院、在农户家里，我们一遍遍询问“怎么夺得小麦丰收的?”农民们说：“‘大包干’后，完成征购、提留，都是自己的，多收一斤是一斤，干活有劲。”“抗旱种麦，是拼了老命；田间管理，是拼了老力；买肥施肥，是拼了老底(家底)。”还有一位老农蹲在麦场上对我们说，“过去给小麦追施化肥，是乱施乱撒，现在是点穴施肥；过去锄草是‘剃刀刮胡子’，图表面光溜，现在是‘镊子拔猪毛’，连根拔掉。”

看到这些场景，听到这些生动语言，我们手不停笔地记着，并连夜在招待所写成报道。

总社播发这篇题为《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凤阳县大旱之年夺得丰收》的报道之后，《人民日报》6月29日头版头条刊登，另有多家报纸采用，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

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报道引发了新华社及其他媒体一波波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潮，一波波报道潮又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到凤阳县学习“大包干”的参观潮。

1985年4月在农村采访。中间戴眼镜记录的是沈祖润。

参观从1980年下半年延续到1982年上半年，参观团队从凤阳邻县到滁县地区各县来，从省内到省外来，1981年参观达到了高潮。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各省、市、区都有参访团到凤阳县学习大包干(到组)，主要是地(市)、县的团队。在参观高潮的1981年夏收后，我和王礼贶到凤阳县采访，看到进出凤阳县的公路上车流成龙，县城的宾馆、旅店人满为患，有的单位会议室临时安排住宿。我们目睹县委大院里到相关部门联系参访事宜的人络绎不绝，县大会堂听介绍的一批接一批，会场场场爆满，连过道、走廊上都挤满了人。我们在大会堂外遇到县长吉诏宏，他告知我们，介绍经验的几位同志，嗓子讲哑了，眼睛熬红了，现在只好放录音，用扩音喇叭介绍了。

看到这种参观盛况，我和王礼贶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我们报道的“凤阳大包干”正在不推自广；担忧的是，千万不要搞“一刀切”。为此，王礼贶还写了“记者来信”《莫将凤阳当昔阳》。

1990年5月，沈祖润在农村采访。

更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在这场“凤阳大包干”的参观潮中，人们最终取到并实践的“真经”，并不是凤阳大包干(到组)，而是小岗大包干(到户)。这种“种瓜得豆”的“奇事”是怎么发生的?一年多来，一直——

“瞒着干”的“小岗大包干”是怎样走向全国的

说起“凤阳大包干”的来历，曾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陈怀仁，当年摊开工作日记告诉我：在1979年2月中旬的一次讨论生产责任制的全县四级干部会上，梨园公社石马大队党支书金文昌说，他们那里有几个生产队搞大包干，不要算账，简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大包干好!保证国家征购，留是集体提留，剩下全是自己的，痛快!县委书记陈庭元抓住群众的这句口头语，向路过凤阳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群众要求实行大包干”。王郁昭随后向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请示。2月26日，万里听了汇报后说：“只要能把群众生活搞好，就可以搞。”“凤阳大包干”从此在全县叫开了。那是大包干到组。

我前面介绍了“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报道”，有人可能会问，凤阳实行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79年，你们为什么没报道呢?

确实，1979年凤阳县已有83%的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年末，安徽分社采编主任张万舒与我一起走访了马湖、宋集、梨园等公社，看到凡是实行大包干的，队队增产，季季增产。于是我们从“适应当前干部管理水平；联产计酬，调动积极性；减少矛盾，增强了团结；精耕细作，促进了增产”等方面，写了一篇内部报道《凤阳大包干好处多》，被总社以“机密级”刊发。这是第一篇关于“凤阳大包干”的内部报道。

那当时为什么不搞公开报道呢?因为1979年社会对联产责任制争议激烈，报刊还时有批评言论。我们决定先发内部材料报道“探路”。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充分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P275页)。至此，这一争议才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我们发现小岗的农民都是一家一户在地里干活，与其他队几户在一起干活的场景明显不同。我们问陪同采访的公社书记张明楼，他含糊其辞地说，可能是同组的人分散干活或有事去了。问地里干活的农民，他们只是笑，不答话。

其实，我们的怀疑没有错。比我们更早怀疑小岗“包干到户”的是县委书记陈庭元。1979年4月初，他到小岗检查工作，发现小岗是分户劳动的，张明楼向他汇报：“群众自发搞‘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村里村外转了一圈，说：“他们已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这样，陈庭元将“小岗大包干”保了下来。但嘱咐他，一定要“保密”。

小岗大包干(到户)是由凤阳大包干(到组)演变而来的。1978年冬，小岗队开始也是实行大包干到组，先划分4个作业组，干了没几天，组内产生矛盾，于是各个组“发杈”，又分成8个组，每个组只有二三户，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于是在一天夜里，生产队秘密集会，立下“生死契约”：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分田到户。从此，一种与安徽省所有联产责任制都不同的“小岗大包干”诞生了。

时任县委办公室秘书的吴庭美是土生土长的小岗人，地熟人更熟。1979年12月他回家乡写了一篇《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小岗大包干”调查。陈庭元将这篇调查报告送给万里。万里看后，1980年1月24日，风尘仆仆赶到小岗队调研。调研完临行前，对恋恋不舍的送行群众说，“批准你们干5年!”吴庭美是总结“小岗大包干”经验的第一人。

几乎与吴庭美回小岗调查同一时间，1979年末，张万舒和我带着小岗队是否“包干到户”的疑问，回到县城，询问县领导，但一个个讳莫如深。

1980年12月，张万舒从其他渠道得知“小岗大包干到户”的信息，又重返小岗实地采访，与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等人促膝细谈，掌握了详尽资料。他写了报告文学《中国，有这样一个村庄》，刊于新华社初创的《瞭望》杂志(1981年第2期)。张万舒是以纪实文学手段宣传“小岗大包干”的第一人。

小岗大包干后，1979年一年生产的粮食等于大包干前5年的总和，生产的油料等于前20年的总和，23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还吃救济粮，而那年一下交了2.5万斤粮食。随着一句顺口溜“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的传播，“小岗大包干”成为“挡不住的诱惑”。特别是万里对“小岗大包干”的表态，更使“小岗大包干”成为全县学习的样板。尽管各个公社层层落实县委“要稳定各种联产责任制”的要求，但农民大声说：“不到户，稳不住!”许多生产队都是一夜之间就将田地分到了户。1980年下半年，是凤阳县包干到户逐渐取代包干到组的半年。到年末，全县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或者明组暗户。

1990年10月，沈祖润在安徽凤阳县农村采访。

就在凤阳县大包干由组“滑”到户的过程中，从省内到省外，一波又一波参观潮涌进来了。这些参观者开始都是抱着学习大包干(到组)的经验来的，县里介绍的大包干做法、样本、合同书，都是大包干到组的，但是参访者自己到生产队一看，发现很多是到户的，或明组暗户的。于是他们转而学习大包干到户的做法，也就是“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们回去以后，也纷纷干起了包干到户。

1981年春夏之交，河南省豫东地区对外宣称是实行的“联产到劳(劳动力)”责任制。安徽分社社长尤淇派我去实地调查比较一下“联产到劳”与包干到户的优劣。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支持下，我访问了开封地区，重点走访了杞县和兰考县的一些生产队，结果发现他们搞的都是大包干到户。队干部告诉我，开始是搞“联产到劳”，但田地、责任难分，一家几个劳动力还要分开。后来去凤阳学习了大包干(到户)，感到还是这种方式简单，利益直接，回来就干了。我向尤淇同志作了汇报，他说，因是河南省的事，就不写报道了。

后来，我在河南分社的报道中，还看到这样一件事，1981年中秋之夜，豫东黄泛区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在朗朗月光下，摆出香案，面向北京礼拜，口中念道：“我一不求金，二不求银，只求让我包干到户。”

1981年春节前夕，我曾随着一批外地参访者来到小岗生产队。一踏进这个过去的“叫花子窝”，只见户户大囤满，小囤尖，全队20户有14户是“万斤粮户”。“万斤粮户”家里、场上都圈了四五个大粮囤。参访者怀疑作假，有的将手从粮囤底部插进去，摸摸下面是不是谷子；有的用脚踢粮囤外围，听听声音，判断外围是不是谷子；还有人顺手操起一把谷耙柄，从粮囤顶部戳下去，凭感觉判断中心是不是谷子。最后都笑着说，“不假，都是装满谷子的大粮囤。”有一个青年人疑云未散，悄声问小岗队61岁的女社员王德兰，“可是干部将人家的谷子移到你家来了?”围观的社员都咯咯笑了：“‘浮夸风’的苦头俺们没吃够?还能干这种事!”王德兰两手一拍，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说：“哪家没有三五个粮囤，几千斤粮食!”那个年青参访者高声说：“这一个个大粮囤将我头脑里的‘?’给拉直了，变成‘!’啦。”应同行的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位主编之邀，我将这次访问写成了一篇通讯《“?”变成了“!”》，作为“专稿”，很快被《解放日报》刊登。这是关于“小岗大包干”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1996年6月，沈祖润采访凤阳县种粮大户陈兴汉。

各地的参访者打的是学习“凤阳大包干”的(到组)旗号，带回的是“小岗大包干”(到户)的做法。随着全省、全国各地到凤阳参观团队的返回，小岗大包干星火燎原般传开。到1981年底，安徽省大部分生产队已实行“小岗式的大包干”，到1984年底，全国97%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而其中绝大部分实行的小岗式的包干到户。

在后来的发展中，小岗村已由原来的“讨饭村”变成今天的“小康村”，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这里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区。于是有人对它“吐槽”，甚至质疑“大包干”方向的正确性。作为一名老农村记者，我以自己的采访经历得出结论——

“小岗大包干”的历史推动力不容置疑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社会统称“双包责任制”。

那么，“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农民最后都选择了大包干呢?

1979年12月，我和田文喜两位农村记者在滁县地区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采写了内部材料报道《滁县地区各种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对比分析》。我们在采访中得知，包产到户有繁琐的程序，至少要做到“四定一奖”(定亩产、定成本、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奖励)，还要求“五统一”(统一种植计划，统一育种，统一使用大型农机具，统一管水放水，统一植保治虫)。农民说，粮食称进称出，工分算来算去，还不是干部算计百姓。基层干部说，包产到户与集体生产相比，干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讨好。而凤阳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法简单，一听就明，利益直接，一看就清”，所以深受农民喜欢。

1998年12月18日，沈祖润在小岗村采访。

关于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到户)的区别，原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有更深刻的见解。1998年，在滁县地区纪念大包干20周年的座谈会期间，时任国家政策研究部门领导的王郁昭对我这个他称作“一条战壕的战友”，倾吐衷言。他说，包产到户是在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对生产体制、计酬办法的一种改良；而大包干(到户)实际上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分田单干加双层经营，是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改革。两者有本质区别。

他对大包干(到户)推动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包干(到户)以后，农民有了种植自主权，经营自主权，这才有了多种经营、工副业生产的大发展，有了专业户、专业村、家庭工厂、股份制企业、专业市场这些农村新事物；农民有了土地流转权，这才有了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合作经济组织这些新现象；农民有了时间支配权，这才有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繁荣。

1998年12月，沈祖润与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交谈。

他进而推论，如果没有大包干(到户)，全国都推广包产到户，坚持“五统一”，那么人民公社那种体制束缚，就会将农民困在“一亩三分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其量温饱有余而已。关于这些表述，我曾写过内部报道《王郁昭谈大包干与包产到户的本质区别》。

现在回过头来看，“小岗大包干”确实是农村改革的奠基性改革，也是中国改革的启动式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