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残酷清洗亲华派血史
朝鲜停战以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因此，在战后经济重建要向中国伸手求援时，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然而，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国做出的援助承诺，在金额合计上竟然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
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4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
朴宪永(左),吕运亨(1946年2月)
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苏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
这一切，显然都与金日成开展党内斗争，清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亲中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金日成清除党内反对力量，首先指向莫斯科派。
对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的问题，金日成也没有追究。李在战争初期曾作为金日成的代表住在北京，这次是从驻苏大使任上特意回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他曾两次给主席团写便条，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李提的建议非但没人理睬，还被金昌满叫去责骂了一顿。崔庸健、朴金等人甚至主张撤销其大使的职务。后来金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李相朝才算躲过这一关。
左起：解方、邓华、南日、李相朝、张平山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详细报告了朝鲜党内的不正常状况，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
李相朝说，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朝鲜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
朝鲜劳动党三大以后，金日成为寻求新一轮外援而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6月1日金日成离开平壤后，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不满的干部，包括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人，开始四处活动，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金日成的错误。
崔昌益
副首相崔昌益（莫斯科派）于6月8日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崔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
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在报告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
面对如此局面，休会的时候，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人商议后，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处理朝鲜问题。米高扬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
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
1956年9月，朝鲜劳动党内仅存的一小部分未被清洗苏联派和延安派分子联合要求金日成停止对他们的迫害，但这一抗议毫无效果。延安派于1958年被清洗完毕，苏联派于1961年被清洗完毕，这两派的幸存成员大多数选择了流亡中国或苏联。
1958年3月，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将这一连串事件形容为一大胜利。从此，以其为主体的游击队派独占了北朝鲜的领导地位，金日成完全控制了朝鲜劳动党，并树立起自己的个人权威。
1961年9月，朝鲜四次代表大会
1961年9月，朝鲜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