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之光大女儿杨红：父亲首先是一个教育家
文／玥杉
杨红是著名画家杨之光的大女儿，13年前，她放弃画家的职业和优渥的美国生活，毅然回国，担任“杨之光美术中心”校长，与父亲携手投身到青少年美术教育之中。
说起教育，杨红提到了自己的家庭。
“我们家这种情况在艺术圈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全家人都是画家的不多，但同时都从事美术教育就没有了。对待艺术和教育，父亲的态度不一样，艺术是自由个性化的，可以片面、唯心，但教育一定要辩证、融合，必须面面俱到，触类旁通。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们全家人。在教育方面我们家人是相当有共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针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掌握教学尺度，引导学生。对待艺术呢，就会有争论。”
艺术生命有限，教育生命无限。
——这是杨之光对艺术和教育的理解。在广州美术学院耕耘数十年，这个特殊的艺术家庭早已将美术教育融入自己的人生当中，从大学走向社会，教育永远不会终止。
笔者：您眼中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杨红：平易近人，爱憎分明，在是非曲直面前绝不含糊。他能原谅在文革期间欲致他于死地的人，却不能容忍艺术市场上的假画横行；他当年将自己的一千多幅作品全都捐给了国家，却没有留给子女；本该安享晚年，却为培养下一代倾注全力。很多人记住父亲是因为他的画家身份，而实际上父亲首先是一个教育家。
笔者：您本身也是一位画家，相信学习绘画也是深受父亲的影响，您小时候父亲在创作上对您的培养和指导应该挺多的吧？您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杨红：父母亲会时常鼓励我，也会点评一下我的作品。从幼儿始初到后来的专业学习，父亲都要求我一定要勤奋。他很强调观察和记录生活的学习方式，还有懂得从大师的作品中吸取养分。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在艺术上是自由开放的思想，在教育上则是科学严谨的态度。
笔者：杨之光老师离休以后创办“杨之光美术中心”，您现在也是美术中心的校长，请谈谈当年创办美术中心的初衷？
杨红：小时候，有人问我梦想是什么，我说“我要当妈妈”，这个回答让别人哈哈大笑，母亲也笑我“没志气”。可我现在觉得，也许这就是我后来和父亲创办“中心”的最初动力。我后来读国画本科，接着留在广州美院任教，这时就希望到外面去看看，后来我就去了美国留学和定居，做画家的同时也从事少儿美术教育。十三年后，我选择了回国。我父亲一直都想办少儿美术学校，为中国的青少年美术教育做点事情，再加上我在美国对中西方教育的差异有太多的体会和实践。所以最后决定回来办美术中心。
笔者：在少儿美术培训方面，您认为中国和美国的教法有什么不同？
杨红：中国的教育是：老师或家长给孩子一个标准，你做到了，你就是一个人才，会受到肯定；你做不到，就会被认为是不行的。而美国的教育首先会关注孩子的感受，他喜欢什么，他对什么感兴趣，老师或家长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学生完善和实现他的愿望；老师很少会说“好”或“不好”，而是会说，你的画作在某个方面让我很有启发，在某个方面让人想到原来没想到的；或者是，你的这幅画让我今天过得很愉快。最终出来的结果就是五花八门的！学生不见得在每个方面都很厉害，但是一定在某个方面很有自信，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受欢迎的。
笔者：您和父亲结合自身体验及国内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整套的创意教育体系———《少儿TCT美术课程》，当初为什么有这样的构想？这套教育体系的社会影响如何？
杨红：现代美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培养现代化创造型人才，而创造型人才的观察力、想象力、创意思维乃至表达能力都必须从小培养。当前，国内的创意思维基础教育仍处于空白状态，但却事关一个民族的未来。对目前中国的孩子们来说，创意基础其实比其他语、数、英等学科基础更重要，利用校外教育实施创意教育是对校内教育的一种有效补给。经过十多年发展，全国已有17间“杨之光美术中心”，还有很多社区教学点，教学成果广受好评。
笔者：您曾认为艺术应该分为艺和术两方面结合起来看，艺是德，术是有自己的风格，一个艺术家，只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不是抄别人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才是值得投资的艺术家。请谈谈您对这个观点的理解？
杨红：这个观点其实就是讲“创新”。父亲有一句名言：借鉴古洋寻我法，平日最忌吃残羹。纵观父亲一生的艺术实践，他在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前卫的，他骨子里反对仅因循传统，他一生主张中西贯通，自主创新。中央提出“2020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国家发展战略部署，但创新型国家如果没有创新教育的支撑，将会是空中楼阁。因此，对创意能力及创新人才的培养已成为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笔者：作为“画二代”，您是怎么理解父辈的人生？两代人的人生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共同之处？
杨红：其实我很羡慕父辈有这样的人生，虽然我自叹不如，但愿意追随。我母亲以前总是因为我忙于美术中心教学事务，不能继续画画，而替我深感惋惜。但现在她理解并支持我了：因为我告诉她，中国少我一个画家，没有多大影响；但父亲的晚年事业没有我去支持，就很难成功。可能在有些人看来，父亲的一些想法和决定几近傻痴，特别是在当今这样的世道，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了。许多人算算当年我父亲捐出的作品现在已经市值几个亿，就会忍不住问我们是否会后悔。当年，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他的决定，至今从未改变。当时父亲的理由很简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作品来自于人民，就该回到人民中去。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价值观与现代人似乎很不同，但对于我来说，因为这是我们家的家教，所以我这一辈人的责任坚守也是如此，而且我希望能影响到我的下一代。
刊于《广州文艺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