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2）
第四章 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
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暑假开始，我到浙江象山县去省视父亲（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时任象山县知事）转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那时袁世凯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转，我所仰慕的蔡元培先生于数星期前被任为北大校长，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气象，因而决定去投考，父亲也积极支持。由于我二叔的介绍，在上海与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同住。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在一起生活。
叶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那杂乱拥挤的首善里内一幢住宅的前楼。屋内陈设简陋，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棕棚床上只有一张破席；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书籍报纸。他穿着破旧，道貌岸然。他看了我叔父给他的介绍信以后，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在高兴之中又有点为难的样子。他亲切的告诉找，他是在过着革命党人穷苦而危险的生涯，对于我这个准备投考学校的学生是颇为不便的。他要我另找地方居住，以便安心温习功课。我说我喜欢革命党人，也乐于尝试这种生活的味道。他高兴得笑起来了，于是张罗来一张床，殷勤的招待我这不速之客。
一九一三年赣宁讨袁之役以后，袁世凯对革命派一直大肆压迫；国民党确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不少意志不坚的党人，脱离了革命阵线而消极起来了；有些甚至投靠袁世凯。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先生为了重整革命阵容，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t；加入者均须按手模宣誓服从孙先生。知名人士多因此不愿参加，革命阵容颇有混乱。那时虽是在云南起义之后，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荟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仍是不少。袁世凯虽死，他的党羽还是继续在上海压迫革命党人。
那位叶先生看来也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分子。他首先告诉我，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爪牙在上海仍然是很猖獗的。他要我立即将英法两租界交界的路径弄清楚，因为陆建章（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那杀人魔王派来的许多下属都住在英租界，他们不敢在法租界闹事，往往将党人骗到英租界去，再用绑票的方式加以逮捕，如果被逮捕去了，那就有杀头的危险。他特别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党人一同在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们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处在法租界，衣物都典尽当光了；有时甚至没有
饭吃；向朋友借贷更是常有。他告诉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有的穷得连长裤子都没有了，往往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穿出去。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他笑着说，他也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我听了这些话，对于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禁油然而起同情敬佩之心。 到叶先生住所来聊天的革命党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随同他去拜访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大半是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几乎个个都是十分穷困。其中有些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位居显要。我那时和他们晚上赤着脚在法租界马路上纳凉散步，有时买些便宜的酒食，回来享乐一番。几杯下肚之后，他们便大发牢骚，畅谈时事，他们痛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毫不厌倦的叙述袁世凯及其家庭的一切丑史秘闻。
对他们的议论听得多了之后，我也曾发出一些问题。我曾问：袁世凯和他那一群军阀既然这样可恶，革命党有甚么办法对付呢？回答往往是：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我又问：如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用手枪炸弹对付。当我问到革命成功之后又如何？他们的回答总是不一致的。特别当我问到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事，革命党持何态度时，他们总是侧重指责袁世凯的卖国。这一点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似无足够的重视。
我和叶先生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在那里准备功课，应付考试。叶先生这个人有点崖岸自高，落落寡合，对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骚。不久，他得到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的赞助，到印尼椰加达一间华侨学校去教书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这时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担任过革命军团长，经年未见的表兄杜君来到了上海。他和另外七个青年同住在一间旅社的一个小房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鱼一样。我们异地相逢，特别亲热。表兄要我等叶先生走后，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那个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
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神武门，向逊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t 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①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第一任的管学大臣， 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筹办 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 至民国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
②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消私有财产，以进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
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
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际联盟和无赔偿、无割地的和平理想，并于一月八日向国会演说，提出有名的十四点主张，强调民族自决。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国又赞成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和会根本不加考虑；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议程；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条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但为势所迫，抛弃了他对中国的诺言，也公开妥协了。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接受和会关于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腼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何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我这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成，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说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发动一次共同行动甚为不易，应当乘势组织各校学生会；有的认为向曹汝霖问罪，应该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的步骤。推定易克嶷同学任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决定向各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根据这个决定，措词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情绪不免有些紧张。我的萍乡土音又很重，例如“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不容易为人所听懂；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后来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常亲切的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群众运动”四字，几乎成为我的浑名。继我上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还有同学谢绍敏的当场啮破中指，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起全场的愤慨。大会于是一致决定联络各校同学，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示热烈赞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部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向学们再出校游行，如
《我的回忆》第一册 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诌诌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达到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都如约先行到达了；总共有三千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队伍即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白号雄帜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条”、 “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踊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即扑灭了，并并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向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日北大同学们游行归来已近黄昏，虽已饥疲交加，但精神仍极抖擞，纷纷议论此后的对策。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精来引以为快，但对于三十二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迫，深感危惧；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无退缩的余地。我们决定五日上午十时再举行学生大会，进行组织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李的客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弄：虞是一个旧官僚，虽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同学段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再接再励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要求各校一致参加；推举段锡朋、方豪为北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并推举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修、鲁士毅、钟巍和我等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二十个学校的代表参加，通过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也纷纷组织学生会，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这样，这个共同组织就名符其实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为主旨，提出“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这个代表会议后来根据学生联合会章程改名为评议会，负责决定政策方针。评议会由每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其议事程
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确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所以当时舆论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型国会”。
这次会议为了迅赴事机起见又决定：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因此，北大就成了这次运动的总枢纽。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也就成为学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所有学生联合会的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像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学终于释放了。当时段祺瑞这亲日巨头并未直接执政，虽不愿轻轻放过这些学生，但究不能为所欲为。全国舆论都站在学生方面，亲日派显得孤立了，曹、陆、章三人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里多数官僚政客，一时为爱国心所支配，也或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
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关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不关闭城门，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舆情鼎沸，举国骚然。
颟顸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派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微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动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① 蔡元培于五月九日留书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 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 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 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 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 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 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 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 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 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 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 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