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未竟 智库至关重要|三策智库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在美国所有大学的智库中，以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简称CISAC）规模最大。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国务卿赖斯赴华府出任要职前，均在该中心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卸任后又与该中心密切合作。
美国智库的重要性同其是否承担“二轨”（即Track 2）的使命有关，而同中国发展前景密切相关的三条“二轨”的使命，美国国务院均指定由该中心承担：第一条是关于台湾问题的“二轨”，由佩里前国防部长负责；第二条是有关朝核问题的“二轨”，由约翰·刘易斯教授负责；第三条是涉及美中关系关系的“二轨”，由佩里负责。于此，该中心的重要性略见一斑。
笔者在CISAC专职从事学术研究已逾三十四年，长期从事该中心有关大国战略武器、核战略、朝核问题、美中关系、中国周边危机等核心课题的研究。期间，与该智库创办人、前所长约翰·刘易斯教授合著了五本专著并由美国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了十三篇文章。笔者对于办好知名智库所需的各项条件以及智库顺利运作所涉及的诸要素，均有所体会和领悟。
中国各地大学正在竞相创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智库。笔者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在下面谈谈对于办好地方智库的管见。
全世界以美国智库一枝独秀。在美国民间智库中，又以高校智库发展比较快，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谚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本文先从美国高校智库的运作着手，以飨读者。
美国高校智库如何运作
智库亦即思想库（Think Tank）或政策研究机构（Policy Institute）。顾名思义，但凡一个成功的智库，就要出震古铄今的思想。智库唯一的产品就是思想，倘若这一思想是理性、健全的，而国家决策又是稳健、清明的，则应该体现在政策层面上。
上世纪初，智库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崛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时值经济大萧条席卷美国全国，进而蔓延至全世界。恰在此时，智者能够摆脱事务工作，静下心来，开拓思路，展望未来方向。于是智库开始有了大的发展。
（布鲁金斯（Brookings）学会。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综合国力在全球一枝独秀，朝野越来越重视智库的作用。例如著名智库布鲁金斯（Brookings）学会，曾经为创立联合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等重大项目出谋划策，对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后冷战年代，美国一跃而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各界精英瞻前顾后，都主张继续弘扬智库的地位和作用。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成立以来，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战略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朝鲜和韩国双方学者在该中心聚首开会，商讨彼此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朝鲜和韩国学者团队首次在外国聚会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开启了两国半官方然后官方接触的先声；又如1994年至1995年，该中心邀请中、美、日三国海军军官在该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在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科恩于1998年１月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国防部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该协定的蓝本就是两年多前三国海军军官合作研究期间草拟的。
美国知名智库和高校智库游刃于学界、政界、军界和商界，对媒体、公众舆论及政府决策产生不小的影响力。在美国政府某项重大政策出台前，各类智库在不同程度上广泛参与了拟订政策的全过程。在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往往是在预研和讨论的基础上，由各类智库率先提出建议，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研究商讨，然后经由媒体讨论、民意测验和国会听证等程序，最后被政府采纳施行。
在美国国家战略方针的决策过程中，美国政府调研部门同民间智库起到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在建言献策的层面，两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诚然，两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各自功能还是存在不小的差别。总体说来，政府调研部门所起的作用是直接的，却仅在短期内生效，亦即短线项目；而各类智库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却往往在长期内奏效，亦即长线项目。
迄今美国智库数量快速增加，规模更有所扩大，已经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由来已久，后来涌现把媒体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呼声，近年更出现把智库称为第五种权力的说法。这一说法之所以脱颖而出，本身就说明美国智库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力之大。
美国高校智库在建言献策时，对于撰写报告有一个基本要求，即报告的内容要符合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如果报告的内容不具有紧迫性，则政府高层日理万机，根本不屑于阅读；经由各种渠道上送了许多具有紧迫性内容的报告，倘若某些报告的内容不具有前瞻性，则在政策层面上还是没有参照的现实意义；假如某一份报告既具有紧迫性又具有前瞻性，却缺乏可操作性，则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没有在政策上予以体现的价值和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最终能在政策层面上呈现出来的调研报告，内容必须兼具紧迫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决策须具历史、国际视野
智库应该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大办智库的政策付诸实行，起步很晚，经验欠缺。当前中国政府应付经济、科技、外交和社会各种矛盾，既严峻又复杂，还普遍具有紧迫性。如果中国各地在举办智库的过程中，立足于本国基本国情，并借鉴国外“智库”的运作模式，取长补短，当可提高中国各级政府应对重大挑战的能力。
当然，在“取经”的过程中，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原则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据笔者的亲身体会，过去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少在智库建设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内地政府贯注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当务之急。内地高校智库的使命与京、沪等地影响力较大的学术研究机构有所不同，当深入进行政策调研，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好战略分析和规划。衡量智库之成果及绩效，应该以迭次建言体现在政策上的频度为标准。
当前中国崛起未竟。在国际上，美中两国战略博弈席卷方张，“四海（台海、南海、黄海、东海）”危机逐步激化；在国内，中国也面临四处聚焦并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想当初，清末洋务运动初奏成效，深化改革启动在即，甲午战争把崛起中的中国一巴掌打趴下；1927年至1937年，中国经济处于“黄金十年”，日本军队的火与剑又把中国人民打入血泊之中。史实昭然，浮现眼前。
中国能否崛起，取决于未来七八年，而这七八年的关键又是未来两三年。如果未来两三年间，中国不受境内外各种危机的干扰，综合国力势必再上一个台阶，那时世界上任何强国也不可能对中国实行持久敌视的国策了。鉴此，就中国能否崛起而言，时间乃是最重要的因素，症结就在于境外环境是否给予这个因素了。
当前美、中两国剑拔弩张，在贸易战、科技战中，双方呈现摩拳擦掌以待决一雌雄的态势。从大历史视野着眼，双赢的局面无非体现为最终美国赢得了利益，中国则赢得了时间。这层意思是以未来作为切入点，审视战略决策是否合宜；倘若挑选过去或今日作为切入点，则在“一叶障目，两豆塞耳”的状况下，难免因噎废食。
简言之，未来两三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直面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应对丛生的棘手难题，迈过何等难关，需要由众多智库以创新的意识以及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在公共决策和社会发展诸领域中，提出真知灼见，以奠定科学决策的基础而启迪社会大众的见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于成熟的政策和社会而言，历史感是不可须臾或离的。只有经由全局性的历史视野，才能把握中国发展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依据这些特征和规律才能制定理性和健全的政策。这一点在当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重要。决策者和资深学者必须具备历史视野。
此外，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资讯瞬息万变，各国又共同活动和栖息在同一个地球村，往来之便捷可谓四通八达。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时刻，处理国际甚至国内事务动辄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中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如今综合国力已非当年“吴下阿蒙”可比。然而，此刻正在飘洋过海，要绕过层层险滩、暗礁，再上一个台阶，岂可茫然“摸着石头过海”呢？由此可见，决策者和资深学者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
基此，中国智库应该从各国经验和教训中汲取养分，需要吸引各国专家和社会贤达参与相关研究，所谓“借船下海”，以樽节物力和时间。舍此勿由，捷径何在？只有循此捷径，才能在促进国家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
智库研究聚焦于战略规划
顶层设计，亦即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正确的话，纵使政治体制不动大手术，也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如果战略规划乖误，则适得其反矣，越是坚决贯彻，恶果越是严重。假若此时再在体制上动大手术，势必土崩鱼烂。
概言之，如果战略规划正确而得力，即使若干地区贯彻执行或有不力，区别仅在于成绩大小而已。反之，战略规划乖误，顶层设计出现弊端，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流毒所至，无远弗届。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有一句名言：“Do the right thing”远比“do things right”重要。一言以蔽之，就战略规划而言，做对的事，远比把事情做对重要的多。就高层而言，是要如何规划做对的事；而对于中下层，则是应该思量如何把事情做对。
假如战略顶层设计不对，产生的问题很严重，一定要慎之又慎。回忆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出台，提出要实行农地流转。当时我在斯坦福大学办公室里阅读公报，觉得金融海啸扑面而来之时，这样做的后果堪忧，于是接连写了几篇文章，包括在香港《信报月刊》上发表的一篇长文章，分析了当前推行农地流转的巨大弊端。几个月以后，农地流转戛然中止。可见，在高校智库工作的学者的建言献策，涵盖真知灼见，并非就不能切中时弊。
当前众多人士纵论天下事，竞相赶时髦，凡事均归咎于体制。彼辈对外不满，动辄骂外邦“白眼狼”；对内不满，又动辄指出：“这是体制问题”。于是乎，外部矛盾一概归咎于外邦；内部问题则推诿为“体制问题”，本人则作壁上观，落得个逍遥自在。究其实质，无非是掩饰本身无能或失责，一味卸责而已。在美、欧、日本知识群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遇事从不建言献策，却动辄怨天尤人。如此作为，毕竟于事无补。
中国体制容有诸多弊端，加之积重难返，今日从何处入手，自非易事。然而，国人对中国体制也无须妄自菲薄。只要国家继续深化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尽管当前“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往长远着眼，毕竟事犹可为。
倘若中国体制弊端百出，则中国又岂能从2003年GDP总量仅占世界第七位而不数年即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海啸爆发以后，中国又岂能全身而退呢？亚太地区各国又岂会将中国视为本国经济脱困的“经济引擎”呢？美国朝野又岂会对中国后来居上的态势感到忧心忡忡呢？
开国上将张爱萍在与他儿子张胜两代军人的对话中，直言指出：“说什么问题全出在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这就画龙点睛地点出了体制弊端与是否善于从建言献策中汲取精华之间的辩证关系。
《魏书·肃宗纪》：“知人则哲，振古所难。”古今中外，“知人、用人、容人”，是一门大学问。开明君主能做到这一条，是以震古铄今，成就一番勋业；昏君一不知贤人何在，二不能用贤人，以致亲小人而远君子。
改革顶层设计，自然需要集合体制内外精英及社会贤达，共襄盛举。要问贤人何在？中国是泱泱大国，又是礼仪之邦，改革开发四十年以来，又培养、历练了万千位年富力强而经验丰富的官员、学者。相信国内领导人周边乃至学术界精英群体，就有这样的贤人，区别只在于平日高级主管是否往这边“悟”而已。
美国顶级智库功能瑕瑜互见
三十余年以来，笔者与CISAC创办人兼主任刘易斯教授天天在一起探讨国际关系，合著文字也颇丰。因此，对于美国智库的功能及长短项，很有领悟和心得。
平心而论，美国智库的功能是健全的，内部分工明晰，对引进人才也控制颇为严格。至于聘用人才以及延聘研究人员也有明确的制度，一般是每年决定是否续聘，对资深研究人员则是每两年或每五年一次决定是否续聘。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鹏副总理在访美回国途中，到本中心访问时，询问刘易斯主任：“你们中心聘用人才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呢？”刘易斯说：“基本上是一年一聘。”李鹏又问：“这样不是造成研究人员不稳定的心理吗？”刘易斯回答说：“就是要形成研究人员在心理上不稳定，才能让他们努力出成果。假如在每人的聘书上写明聘用期限是十年，他们在心理上稳定了，不用担忧前途，反而不急于出成果了。”
（约翰·W·刘易斯。图片来源：ROD SEARCEY）
事实上，这一聘任制度是贯彻始终的。CISAC根本没有铁饭碗，每个人都面临是否会被续聘的“考核”。成果比较多的研究人员就不用担心续聘的问题，反而中心主任会忧虑此人或许将另栖高枝，于是尽力挽留，而久久不出成果者则经常心戚戚，担忧在CISAC待不久。
美国大学智库确立研究方向和拟定研究课题的立场是相对独立、公正的。谈到大学智库研究方向和课题，并不全然是由学者独立拟定的，因为智库确立研究方向和申请研究课题经费，具体到拟定每个研究课题的主旨和大纲，必须获得各个基金会的审查和批准，不可能违背基金会的宗旨和应急需要，不然，基金会是根本不可能核发批准并拨下课题费的。
至于研究方向和成果，在时间段上，大体上分为两大类：历史性或未来性的国际政治问题（长线）以及现实性的国际热点问题（短线）。研究成果则以出版的长篇专著和学术文章的方式体现。
学者就历史性的国际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时，无论是撰述长篇专著还是在核心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此外，还有一系列严格的学术规范足资遵循，甚至包括引用资料的范围以及注解的格式。这些规范涉及面颇广。一些欧、日专家过来做访问学者，要熟悉美国学术界关于著书立说的学术规范，也须花费不少时间才能领会。
美国学者颇为担忧的是著作出版后被同专业的学者尖锐抨击，所以在研究工作中十分认真，尤其是不能在著作中留下“硬伤”，即在行文中，在关于所有事件的时间、人物、内容方面留下错误。知名学者爱惜羽毛，在行文遣字上特别谨慎。至于未来性的国际政治问题，则诸多学者在理论或观点上的说法，言人人殊，很难下断论。若要鉴定是否站得住脚，那是若干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的事了。
谈到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据笔者切身体会，美国学者对于此类问题的历史根源和现状，在进行一轮研究以后，都能淋漓尽致地讲述一番。这确实有助于来自外国的访问学者对该热点问题有所概略的了解。
然而，当国际热点问题尚处于酝酿或热身阶段，无论美国还是外国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未来走向时，却鲜有学者能够相对准确地给予预判。譬如海湾战争、朝核问题、台海对峙、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南海问题、俄乌克里米亚纷争以及特朗普是否会胜选及施政特点，等等，概莫能外。
由此可见，智库专家对国际热点问题的判断缺乏预见性，无独有偶，并非局限于中国而已。这一现象其实具有普遍性。
实际上，国际热点问题夹杂历史根源、现实状况、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博弈等诸多因素，复杂而多变化，不可预测性太强。甭说大国智库，哪怕大国政府都难做到凡事均预判准确。学者要准确地预判热点问题的未来走向，仅凭熟悉历史和现状，潜心研究，仍然无济于事。这涉及学者本人的悟性，而悟性却是与生具来的。
另外，不可否认，在进行战略预判的过程中，确实还存在运气这一因素，不然，也不会有“福至心灵，祸来神昧”这句古语了。曾国藩晚年对郭嵩焘说，早年他创建湘军之初，他指挥湘军与太平军在靖港交战败衄，以意外因素脱逃。后来以他为主帅的湘军又与石达开麾下的太平军在鄱阳湖等地大战，每战都是惨败。其后他指挥的湘军与石达开麾下的太平军作战时，进入了顺境。曾国藩承认，撇除其他主客观因素，一方主帅的运气对于其智慧启迪也确实有作用。他说，若他自撰碑文，则要把“不信书，信运气”这六个字写入碑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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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前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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