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 | 鲁迅、董作宾、孙文青与南阳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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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董作宾、孙文青与南阳汉画
文|刘 克（南阳师范学院）
南水北调源头的南阳，在西汉就以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富冠海内”，是列侯士大夫争相谋取寄食之所。东汉时由于“帝乡”、“南都”的特殊背景，更成为皇亲、国戚、王侯和富商们的依附汇聚之地，贵族阀阅甚盛。据史载，东汉时有5位皇后、1位贵人出自南阳，封在南阳的公主前后共达7人，封在宛地的列侯也多于西汉。这些人凭借雄厚财力，“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大造地宫，将坟墓建得异常豪华气派。在他们的带动下，古宛大地上卷起了一股“子为其父，妇为其夫，争相效仿”的厚葬大潮。汉画像石葬俗便是这一厚葬大潮中的一朵亮丽浪花。由于汉画像石内容极为繁富，涵盖汉代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素有“绣像汉代史”、“无韵之离骚”的美称。作为一种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年、躲过无数兵燹战乱洗礼的文化瑰宝，汉画在赢得世人欣喜目光的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研究传统文化、复原汉代社会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南阳汉画”一词已经成了当今汉画学中的专业术语。
而这一文化瑰宝的被发现，却是缘于民国年间的一次偶然机会。
民国以前各个朝代金石学家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齐鲁大地，黄易、李东琪、李克正、南正炎等人对武氏祠汉画像石实施的整理和保护，如果说使武氏祠画像石名声大振的话，那么，民国初年瞿中溶和容庚先后出版的《汉武梁祠堂画像考》、《汉武氏祠画像图录和考释》，再一次使武氏祠吸引了世人惊羡的目光。也正是齐鲁之地汉画像石所拥有的这份殊荣，使身在外地的南阳籍学者认识了家乡那些不受重视、被人随便处置的汉画像石的价值。
在这批为南阳汉画像石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学者中，首推南阳籍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
董作宾(1895－1963)，字彦堂，号平庐，生于南阳城区内一个不够富裕的店主家庭。6岁入私塾，11岁前后随刻字街坊学习刻字手艺，14岁开始以刻字补贴家用，由此养成了对金石法帖的巨大兴趣。1916年春，董作宾考取南阳县办师范学校，1916年毕业，因学业优良，被留校教书。次年，在北京创设中州文献征集处的河南省议会副议长、一代教育家张嘉谋(中孚)回宛省亲，深感董作宾学有根底，想请董作宾到省会开封帮助自己从事河南本省乡贤遗著的搜罗刊刻工作。董作宾变卖了家中的店铺，于1917年春随张嘉谋赴省城开封。先在张家管理书房兼办家务，后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了甲骨文。
1919年毕业后，经营报纸《新豫日报》。3年后，即1922年，董作宾只身来到北京，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语言学家钱玄同的课程，一面于闲暇时间摹印、研究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系研究所，学习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时兼编《民谱周刊》。这一阶段的工作和生活使他对金石学有了一定的了解。
1924年，受北京故宫邀请，和北京大学师生一起参加故宫所藏珍品的分期编目工作。在此项工作中，故宫所藏山东武氏祠画像石使董作宾深刻认识到家乡那些充作桥墩、房基、捶布石、石阶的汉画像石的潜在价值。该工作一俟了结，他便与南阳人杨章甫等在南阳城区一带查访汉代画像石，获得了有关南阳汉画像石的第一批拓本。由于董作宾要到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汉画像石的搜集工作难以为继，董作宾只好把已获拓本交给回乡纂修南阳县志、时任河南通志馆纂修兼河南博物馆院长的张嘉谋。张嘉谋通过董作宾的介绍了解到汉画像石的价值。1927年，张嘉谋借携款回宛赈灾之机，也在南阳城内发掘拓制汉画像石及拓片。随着相关文物的增多，张嘉谋遂借支部分赈灾款，与陈篮斋一起，在南阳古城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汉画像石整理工作。截至1928年，张嘉谋已搜集到汉画像石40余块，捶拓了数十幅汉画像石拓片。张嘉谋回省会开封后，将在南阳搜访的汉画像石拓片转交给时任河南省博物院院长的关百益，关百益据此编纂成《南阳汉画像集》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0年9月，《南阳汉画像集》在国内正式公开发行。此书虽然如鲁迅评价的那样，存在着选材不精、价格太贵等缺憾，但毕竟拉开了南阳汉画像石研究的序幕，开创了南阳汉画像石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对于董作宾等人在南阳汉画像石搜集整理上所做的贡献，孙文青曾在《南阳汉画像石访拓记》中深情地评述道：“南阳汉画像石不见于著录，民国十二三年间，邑人董彦堂、杨章甫等始有发现，尝以未能一睹其概为憾，但因此开创之功，继其后而发现、搜集和研究汉画像石的学者接踵而至。经过他们之努力，终使久不见经传的南阳汉画像呈现于世人面前。”(孙文清《南阳汉画像石访拓记》，《金陵大学学报》1934年第2期)
南阳汉画像石拓片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南阳汉画像石的搜寻、收集和整理研究的队伍中来，其寻访的范围也由地面逐步转入地下，大批未经风雨浸蚀的汉画像石从沉睡了两千年的地下走向人间，大量不同品类、不同内容、不同风格_的汉画像石资料带着南阳盆地泥土的芳香，走向了海内外学者的案头，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这是20世纪30年代不同于20年代的地方。孙文青、鲁迅、滕固、杨廷宾和王正朔等，在南阳汉画像石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文青(1896－1986)，名朴翰，号素庵。河南南阳人，是一位“在南阳汉画像石的发现、收集和整理研究过程中，寻访最勤、著述最多、收藏拓片数量最大”(吕风林《汉画像石与南阳文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3月31日)的南阳籍汉画像石�9�9研究家。1916年考入省立五中读书，192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925年毕业后回乡任教，1931年任南阳县教育局局长。这年夏天，白河洪水泛滥，宛城以南河岸坍塌决口多处。大水过后，距宛城9000米的草店村露出汉代画像石墓一座。南阳驻军师长宋天才以保护文物为名盗取文物三担变卖自肥。因南阳汉画像石刚冈IJ引起文人重视，相关知识尚不普及，草店汉墓的画像石才算躲过宋氏的一劫。次年秋天，当孙文青得知草店汉画像石墓的消息后，便与美术教师郑容重、物理教师吴子千一起，主持了草店汉画像石基的发掘清理工作，得汉画像石27块，画像石拓片44幅，并将发掘情况写成《南阳草店汉墓画像记》，1932年10月6日发表在《国闻周报》第10卷第4l期上。1933年，孙文青先后主持发掘了南阳县石桥镇汉画像石墓和南阳县广阳镇画像石墓，分别得画像石25块、6块、同时，孙文青还指派张禹九、王笑山等人在道路、房基、桥涵、猪圈、牛棚等处发现汉画像石274块，制得拓片144幅。孙文青一面组织人力将部分汉画像石搬迁进民众教育馆保存，一面根据所搜集的南阳汉画像石资料，写出《南阳仅墓中的星象及斗兽图》一文，1933年9月16日发表在《科学画报》第1卷上，首次从汉代民俗、宗 教、思想文化的契合点上对南阳汉画像石的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1934年，孙文青赴开封工作。在开封寓所，孙文青除写作了《南阳汉画像访拓记》一文外，还对南阳所搜集的汉画像石拓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最终编著成《南阳汉画像汇存》一书，对南阳汉画像石的发现、出土、分布及内容等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该书受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资助，1937年出版发行。《南阳汉画像汇存》收录南阳汉画像石拓片145幅，其数量之多，为全国有史以来同类书籍所仅有，标志着汉画像石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37年，孙文青赴北京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9年在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作宾的帮助下，孙文青得到中英庚款理事会资助，在南阳盆地内以南阳城关为圆心，开始展开大面积的汉画像石墓和汉画像石的普查工作，发现留存有汉画像石的街巷、村镇、集市65处，访得汉画像石700馀块。孙文青在北京寓所编写出《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之后，又对新访得的700馀幅汉画像石拓片进行了整理，编成《南阳汉画像石汇存》第二、三、四集初稿。在孙文青的辛勤努力下，南阳汉画像石的数量、品种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在南阳盆地寻访汉画像石的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南阳汉代画像石的声誉日益高涨的时候，远在上海的鲁迅也关注到这块宝地。鲁迅很早就开始了我国汉代画像石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蔡元培在《记鲁迅先生轶事》中写道：“我知道他(按：指鲁迅)对于国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集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集，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2页)据研究鲁迅的学者统计，从1915年到1920年，鲁迅搜集的河南汉画像石拓片(除南阳外)，计有：杂汉画像4幅，汉画像残石拓本1幅(以上1915年)；汉画像10幅，跋1纸，汉画像残石拓本2幅，嵩山石人冠上马字拓片3幅、嵩山三阙拓片ll幅，汉画像石拓片3幅，杂汉画像石拓片4幅，河南未知名汉残碑拓片1幅(以上1916年)；安阳宝山石刻拓片62种82幅(以上1917年)；嵩山三阙画像拓片大小34幅(以上1918年)；嵩山三阙拓片5幅(以上1920年)(刘增杰著《鲁迅与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再加上所搜访的山东汉画像石拓片，此时鲁迅手头的藏品已达600幅之多。尽管如此，鲁迅对其中一些画幅草率的捶拓工艺不太满意，加上体力和经费的原因，访求汉画像的事情暂告一个段落。“收集汉画像事，拟暂作一结束，四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当1930年11月15日鲁迅胞弟周健人给鲁迅送来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关百益的《南阳汉画像集》一书时，鲁迅精神为之一振，画面所洋溢的朴野民风和雄大气势，立即吸引了鲁迅的目光。虽然他对关百益所选南阳汉画像石图片不尽满意，觉得凡品多，零星者多，“未必为读者所必需，且亦实无大益”(同上，第271页)。但对南阳汉画的向往欣喜之情还是极大地唤起了他全面搜求南阳汉画像石拓片的热情。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南阳画像，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一全份，极望。”(杨士俊《鲁迅关于南阳汉画的九封书信》，《中州今古》1994年第5期)并要求台静农代为寻找捶拓南阳汉画像石的人选。台静农和王冶秋经过摸排权衡，最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王冶秋在北京中法大学附属西山中学的同学杨廷宾、王正朔和王正今三人。杨廷宾，南阳县城关人，南阳女子中学美术教师。在得到为鲁迅捶拓南阳汉画像石的消息后，立即从遍布荒野的汉画石中选拓了10幅，于1935年11月8日寄给远在山西运城的王冶秋，要他转交鲁迅。鲁迅在收到王冶秋转寄的南阳汉画像石拓片后，给王冶秋的回信这样写道：“野秋兄：十一月八日信并拓片十张，又十四日信并小说稿两篇，均收到。”(《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8页)要求王冶秋转告杨廷宾，要雇用拓工拓，纸用连史纸，并要求王冶秋从商务印书馆分馆取洋30元作为南阳石刻拓费转交杨廷宾。此后，鲁迅又分别于1935年12月21日、1936年1月28日得到杨廷宾寄来的南阳汉画像石拓片65幅、50幅。杨廷宾帮鲁迅捶拓的画像石拓片，根据鲁迅给台静农信中所使用的“纸墨俱佳”等语词来看，鲁迅还是相当满意的。1936年春，杨廷宾要到南京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给鲁迅收集南阳汉画像石拓片的工作便由杨托付给了同在南阳教书的王正朔和王正今。二王将49幅拓片在1936年4月初由王正今直接寄给了鲁迅。鲁迅日记四月九日这样写道：“得汉画像拓本四十九枚，南阳王正今寄来。”(《鲁迅全集》第11卷，第255页)8月，王正朔又将魏公桥、七孔桥桥墩处水面以上的六十余幅汉画像拓出，14日又寄给了鲁迅，鲁迅8月18日立即给王正朔回信，殷切期望待水消后将桥基上剩余石刻拓出。
从鲁迅的日记和回信中可以看出，鲁迅通过这241幅南阳汉代画像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蕴涵其间的重要价值。他求拓南阳汉画像石的心情一次比一次急切，如果不是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可以相信，鲁迅是一定会编印一本集南阳汉画像石之大成、反映南阳汉画像石“全份”的精美图册的。
与全面汇编南阳汉画像石拓片的追求不同，滕固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将逻辑思维的触角伸人到了专题研究领域。他的《南阳汉画像石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首次用中外雕刻对比的方法深入分析了南阳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问题，他说：“如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因为其底地磨平，阴勒的线条用得丰富而巧妙，所以尤近于绘画。像南阳石刻都是平浅浮雕而加以粗劲直的线条阴勒，和绘画实在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对于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想大别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梁祠的产品属于这一类。”(滕固《南阳汉画像石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5页)可谓鞭辟入里，深中肯綮。
抗日战争爆发后，风雨如晦，波谲云诡，全国大部分地方遭受日本鬼子铁蹄的践踏。陇海铁路中断，京汉铁路受阻，全国的经济、文化濒临崩溃的边缘，汉画像石的研究几乎被迫中断。南阳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阻挡了日寇的入侵，沪、宁、汉等地商品只有通过安徽省界首先抵达南阳，然后才能分销到川、陕、甘、青等省。关内的货物也只有经过南阳然后走水、陆路才能进入江南地区。抗战使南阳又成了全国货物流转的集散地。加之河南的省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和一些富商大贾、难民都奔涌而来，一时间南阳的经济、文化出现了畸型的发展和繁荣。然而，好景不长，1945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阳，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狼烟四起。商业萧条，斤盐斗麦，饥民遍地。先前移入的政府机关、高等院校、富商、难民纷纷逃离，南阳的经济、文化事业，特别是汉画像石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冰冷的寒夜。
但是应看到，汉画研究区别于其他事业的独特之处，是以人为本，要有一批耐得住寂寞和艰辛的人才，特别是一流的人才。这个时期孙文青已由北京回到故乡，任南阳县志馆副馆长。孙文青通过结识南阳驻军143师师长黄樵松的方式，获得了该师拓展路基、修筑防御工事中出土的大批汉代画像石。这些新收集的南阳汉画像石及其拓片，经孙文青整理编成《南阳汉画像石汇存》第五辑初稿，并同《南阳草店汉墓画像集》一并由南阳雨湘图书馆出版。对南阳汉画像石的痴爱构成了孙文青生命的全部。所以，南阳汉画像石能在全国汉画像石研究的特别困难时期发点声响，结出一点成果，实在是“良有以也”。
南阳汉画像石以它的天生丽质吸引了一大批才俊的注目，在南阳汉画像石的研究领域，可谓名士如林，大家济济。他们身上那种浓郁的“志于道，成于仁”的人文情怀，使他们能够不讲条件和代价，自觉地钟情于这些艺术瑰宝。这批学术精英卓有成效的辛勤工作，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南阳汉画像石研究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章源于网络，特向刘老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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