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这几句牢骚话，读《岳阳楼记》很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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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范仲淹（左）与滕子京（右）

《岳阳楼记》隐微词

文 | 李青友

古人的文章耐人寻味。

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前几句是这样说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俱）兴，乃重修岳阳楼……”

这句稀松平常的话，是有“微词”的，再通俗些说叫“牢骚话”。说白了，就是对贬谪滕子京的做法不服气——你们不是说他不行吗？看看吧，滕子京刚到巴陵郡没两年就把那里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也不是窝囊废、贪官墨吏！

范仲淹这样说，并不是徇私情，并不是为滕子京先前的贬谪做某种开脱，毕竟范仲淹是道德文章天下一流、在朝在野政绩斐然的人物，不会为了私情坏了大义。

范仲淹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这还要从滕子京被贬谪的前前后后说起。

滕子京被贬谪的那一年，范仲淹等人正在推行庆历新政。搞这个新政，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整顿吏治，把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老朽、瘸着腿不上朝的残疾、还有各种无能的吃皇粮的主儿统统清除，换换新鲜血液，要把国家弄好。这个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收拾腐败分子。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发滕子京滥用官府钱财，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放在现在就叫乱用公款。不管是真的假的，这个参一本，那个奏一章，朝廷就真的派人调查此事了。你老范不是反腐吗？看看滕子京这个事情你咋收场。《宋史》中说得很清楚，是滕子京害怕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的、被安抚的姓名、职务等材料统统烧光。刚刚稳定的边疆，经不起你这么查来查去，瞎折腾，干脆一把火给他烧了。这一烧光就不得了了——一般人一想，你这不是想焚毁证据吗？

“不一般的人”心里很清楚：所谓的乱用公款，都是用在了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还有一些个别招待费，应该说是在职权范围内的细小事儿。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还有监官欧阳修这些重量级人物，都极力为滕子京辩白，结果也都是嘴上抹石灰。

就是为了这个“有枣没枣打三竿”的事情，滕子京先是被贬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又被贬虢州（今河南灵宝），最后被贬到岳阳（今湖南岳阳）。

滕子京是个直性子，直性子人好说实话、不养人、能办事，他曾跟刘太后叫板，让她守个妇道、少管内政。一切的一切都让他的仕途像过山车一样，既惊险又奇迷，跌跌宕宕。

滕子京在任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时，励精图治，多次击退西夏扰边，维护了边境稳定大局，声名远扬。战争期间，滕子京作为封疆大吏，“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也是形势所趋，无可非议。可惜往往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打仗守边立功，我参你一本也算是做事。你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科进士，知心朋友，你们都能干大事——不好意思，他老范推行“庆历新政”我不赞成，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支持老范的人都当成敌人，打不过关张，我还斗不过刘备？

滕子京在种种“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无奈中淡出了诡谲的京城市场，算是触了淫雨霏霏的霉运。朝廷一道圣旨，那只是个表面现象，这不是日常伦理那些“仁义礼智信、孝悌忠诚恕”能够解释得清楚的。欧阳修的辩白也罢，范仲淹偏爱的偏爱也好，都无济于事，到最后他俩一个在滁州当醉翁，一个只有在邓州写写《岳阳楼记》、发发“微词”！

《宋史 滕宗谅传》结语可是说滕子京“及卒，无余财”，这是正史，干货。更何况，安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建318国道时，对滕子京墓进行了必要的迁葬，出土的随葬品确实没几样像样的。这些很难让人接受野史中滕子京因贪腐、乱花公款而被贬谪的的“史实”。

习惯了从核心材料和综合背景中去澄清问题，也习惯了体味先贤们的行文艺术。《岳阳楼记》是名臣的名篇，当时就影响很大，没必要搞些虚夸之词。范仲淹的“微词”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为滕子京所做的进一步的辩白。

原文发表于《老人春秋》杂志，微信版有多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