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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白帝城托孤大臣都出自南阳,为何没搞好团结?刘备误事的聪明

《三国志》中的白帝城托孤: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这两位出自南阳的托孤大臣,在特定的环境下,有着怎样的相处?




诸葛亮、李严权争研究 

文|罗开玉


在诸葛亮治蜀的全过程中,在政治上几乎无够级别的对手可言。真正与诸葛亮有过权争之举的,仅李严而已。惜李严不堪一击,算不上同级别的对手。然这仍是诸葛亮执蜀期间,朝廷内唯一一次引人瞩目的大事件。通过对此事件的剖析,可从一新的侧面认识、了解政治家刘备、诸葛亮。

 

一、李严崛起

 

李严(后改名李平),字正方,南阳人,年青时为郡吏,荆州牧刘表曾让他历任诸郡县,以才干著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攻占荆州时,李严当时正任秭归县令,便西诣蜀,投靠刘璋,被任为成都县令。李严任成都县令不久,再次以能干著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刘璋任李严为护军,命他率军到绵竹抵抗先主刘备的进攻。李严到绵竹后,竟然率军投降了先主。先主拜李严为裨将军,不久,打下成都后,又任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李严只把这看成一个平台,他要利用这个平台大干一番。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土著豪族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一下子打到资中县。当时先主正在汉中,形势危急。李严并不向朝廷要求另外调兵,仅率郡属军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级。其部众枝党,又被李严打得星散逃避。这一战,展现了李严的军事才能。大战后,李严在郪、资中等全部恢复了“民籍”,将过去由豪族直接控制的大量百姓,建立起了由政府控制的、今后得向政府交租纳粮、服役的户籍。从根本上夺走了、或者说抑制了土著豪族的土壤。这又表现了他突出的政治才干。不久,越嶲土著民族高定遣军围新道县,①李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


做为一个降臣,仅仅表现出卓越的能力还不够,还得表现出对新主子的忠心。李严挖空心思,在刘备称帝这事上做够了文章,充分表现出了忠心。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刘备未即位前,一手在武阳刨制了“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事件,此后又遍邀蜀国官员八百人签名,上表恳请刘备称帝。刘备称帝后,李严为宣传刘备的“天命”,又在该地建庙、刻碑,大扬其名。二是,主动策划,请刘备到犍为“籍田”。


建安二十五年(220)二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立,十月取代汉室,称皇帝,建魏国,改年号为黄初。为对抗曹魏,益州府官员们也为刘备登基称帝,都紧急活动起来。当时谣传汉献帝被曹丕所害,刘备不加查证,即为其发丧制服②,以显示自己为汉室继统。


与此同时,各地官吏纷纷称本地出现祥瑞之物,为刘备称帝做舆论准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龙见武阳”事件。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人的上书中说:“……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干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蜀以刘氏瑞应。” 《宋书·符瑞志中》仍说:“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此事见于《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影响甚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武阳赤水为犍为管辖,犍为太守李严利用这一自然现象讨好刘备,做够了文章。


李严曾立了《黄龙甘露碑》,全文如下:


(碑文前十行阙,其羣臣列名录后。)


(上阙一人)司徒臣(姓名阙)、安汉将军(下阙,又阙五人)、侍中臣(阙)、立侍中(下阙)、尚书(下阙、又阙四人)、五官中郎将臣(姓名阙)、太中大夫臣(姓名阙)、中散大夫臣(姓名阙)、博士臣许慈、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阙)、信议郎臣(阙)光、议郎臣(姓名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镇东将军臣刘琰、平西将军臣刘(阙)、平北将军臣刘(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第二横并阙,第三横阙十八人,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十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第四横阙十二人,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孙(阙,又阙一字)、将军臣(阙)仁、时太守南阳李严、正方丞宋逺、文竒,武阳令阴化……。


第二碑


惟建安廿六年(阙十字)赤水(水字)甘露(阙)亐县中(后阙)

碑阴:(上阙六人)侍中臣(阙)、立侍中(下阙)、尚书(下阙,又阙二字)、光禄大夫臣(姓名阙,又阙二人)、中散大夫臣刘(阙)、博士臣许慈、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孟光、议郎臣(姓名阙,下阙人,又阙二人)、益州前部(阙二字)、臣费诗、益州左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右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阙)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部蜀郡从事史臣(姓名阙)、益州部(阙二字)从事史(下阙)、益州部(阙二字)从事史(阙)义校尉臣(姓名阙)、益州部巴西从事史(阙)信校尉臣李(阙)、益州部梓潼从事史忠节中郎将臣(姓名阙)、益州部牂柯从事史臣(姓名阙)、益州部永昌从事史(阙字)校尉臣(姓阙)、益州部(阙)山从(下阙,又阙五字)、从事史臣(姓名阙,阙六字)、业校尉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阙二字)、中郎将臣刘(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张(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刘(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下阙)③


宋洪适在《隶续》中记载此事时曾指出:右《黄龙甘露之碑》二,隶额,皆六字,不磨灭。碑中有穿,各髙五尺余,大者广三尺,次二字,《华阳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立庙作碑。《蜀志》次年曹丕既灭汉,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等上言武阳龙见,君之象也。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立礼仪、上尊号,至次年登坛即位。大碑之文十行,仅有数字可辨,羣臣列名居石之二,上下四横每横二十余人,可辨者侍中二人、司徒、尚书、五官中郎将、太中中散大夫、博士各一人、议郎四人、安汉镇东等将军二十余人。官之下皆称臣、姓名。碑侧题太守李严、并丞、令二人姓名。严后改名平。次碑之文,十四行。惟首行有“建安廿六年”数字可辨,碑阴存者,上两横,每横三十人,可辨者:侍中、议郎、从事史、中郎将数十人。两碑俱有许慈、孟光题名,则立石非同时也。建安二十五年,汉祚已终,次年四月,蜀主方称帝改元,则辛丑之春,蜀人犹奉汉代正朔。故有建安二十六年之文。两横之下,崇宁中为王时彦所磨刻,其说二碑皆有额,却云其一漫灭李严大字一行,皆可读,却云所存十字,如是卤莾,輙敢镌勒。武阳在汉属犍为,今为眉州彭山县。


从此碑看,建安二十四年(219),当时属武阳县(今属双流)的赤水河(即今与府河相汇的鹿溪河、历史上又名兰溪)。此河源自成都平原东部的龙泉山脉,历来“江水浊”,略呈赤色,而府河为李冰所开的“二江”之一,水清,二江相汇之地,清浊分明。当时浊水呈现出了所谓的“龙”形。这当与李严该意寻找机会巴结刘备有关。李严抓住这一自然现象,广造舆论,动员蜀国各大臣签名刻碑,又建庙铸鼎,④为刘备正式称帝立下了功劳,取得了刘备的信任。


刘备为帝后,曾大搞过一次籍田活动。籍田是我国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西周有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籍田百亩的古制。三国曹魏曾多次籍田。为显示天子的正经统和威仪,在犍为太守李严的安排下,在犍为所属的武阳,也就是“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之地的附近,搞了一次比较正规的籍田活动。《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说:“籍县,本汉武阳县地。周闵帝于此置籍县,因蜀先主籍田地为名。隋大业二年省,永徽四年复置。”《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沐马川,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蜀先主于此置籍田,牧马于此江中,俗因名沐马川,今割属广都县。”刘备籍田的细节,古籍不见记载,但籍田的程序在古代大体是相似的,不外乎祭天、祭地、祭农神,然后天子相征性的耕耕田而已。


另外,当时先主在成都时,有时也外出游玩。如上文的“牧馬于此江中”,蒋任广都县长时,“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⑤,这些活动多数当与李严有关。


李严的另一政绩,是对蒲江大堰“六水门”的大修。蒲江大堰,六水门,以后又叫通济堰、通津堰、远济堰、馨堰等。《华阳国志·蜀志》:“武阳县,郡治。有王乔、彭祖祠。蒲江大堰灌郡下,六水门。有朱遵祠”。《水经注》说武阳县“籍江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朱遵,字孝仲,武阳人也。公孙僭号,遵为犍为郡功曹,领军,拒战于六水门……。”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说:“馨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拥江水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公孙述僭号,犍为不属,述攻之。功曹朱遵拒战于六水门是也。”即在公孙述据蜀(公元25——36年)之前,六水门已经存在,此工程必兴于西汉无疑。六水门,《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奉常属官有“都水两长丞”如淳注道:“《律》:‘都水治渠、堤、水门。’水门即水利工程。蒲江大堰又叫“六水门”,从命名习惯上看,也应是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从此堰枢纽名蒲江堰的情况看,估计其枢纽取水位置在蒲江口附近,即后来所称的邛江口。宋欧阳忞撰《舆地广记》卷二十九:新津“有天柱山通齐堰,自卭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眉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新津南河旧名邛水、邛江、临邛水、蒲江等,为岷江支流,发源于四川名山境内,经今蒲江县、邛峡县,接纳邛崃诸水后入新津界,入岷江。此地古名邛江口。汉代新津地旧属武阳县。武阳始置于秦,辖地相当今彭山、新津、眉山、仁寿(部分)、井研—带,秦时属蜀郡,汉武帝后改属犍为郡。武阳县城在今彭山县江口镇。武阳曾在较长时间内为犍为郡治,蒲江大堰的兴建,与武阳的这种历史背景当有关系。今新津地于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建县。蒲江大堰渠首工程以“六水门”为其显着特征。即在渠首建有六个大的可上下开关的六个水门,换一句话说,它筑有坝堤,在坝堤上开水门。可据需要放水灌溉农田 。这与当时西蜀普遍使用的无坝引水工程相比,甚为特殊。


据《水经注》记载,李严在健为任郡守期间(214——222),曾对此堰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当时,武阳县县境内江上原有大桥,长一里半,叫“安汉桥”,每年涨水时,都会冲坏此桥。每年修桥,百姓甚苦。李严见此,即率百姓开凿天社山,“寻江信道,此桥遂废”。天社山,即今新津县城边上的老君山。


这“寻江信道”能替代桥梁,实是拦江大坝,能开闸放水,坝上可供人行过江。换言之,李严还重新修筑了“六水门”枢纽工程,使其能连接江的两岸。另外,这大坝既然可替代“县下”的过江大桥,也证明当时蒲江大堰枢纽位于蒲江口附近,与唐代以后、即现在的位置大不同。


东汉晚期,蜀中从两次黄巾大起义,战乱极颇繁,都江堰、六水门等大型水利工程都严重失修。李严上任后,大抓水利建设,确实抓到了关键上。这次工程影响很大,以致于宋工部侍郎、井研人李心传认为 “眉州通济堰,建安间创始”⑥,即李严创建了通济堰。

 

二、先主刘备亲种祸根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李严降先主后,实职只是犍为太守。《先主传》说:“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伊籍传》说伊籍曾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廖立传》: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征立为侍中。后主袭位,徙长水校尉。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蜀科》即刘备入蜀初期制定的的法律。李严参与其事,说明刘备在众多刘璋旧部中,对他比较重视,另一方面,只给李严一个太守职务,又说明还没另眼相看,特别重视。


《杨洪传》说:杨洪在先主定蜀后,曾任健为太守李严的功曹。李严欲徙郡治舍,杨洪固谏不听。杨洪遂辞掉功曹,李严只好将杨洪推荐给益州,担任蜀部从事。不久,先主争汉中,急书令诸葛亮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拿不定主意,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于是下决心发兵汉中。当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诸葛亮于是又上表先主,让杨洪代理蜀郡太守。杨洪众事皆办,十分得力,没过多久,便担任了正职蜀郡太守,不久又转为益州治中从事。这事说明李严任健为太守时,十分刚强,即使象杨洪这样极有见解、极有才干的部下的建议,一点也听不进去。《费诗传》说王冲者,广汉人也。为牙门将,统属江州督李严。为严所疾,惧罪降魏。魏以冲为乐陵太守。下属惧怕李严,以致降魏!《杨戏传》说: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李严一方面才干卓越,一方面缺少亲和力,给他做下属很难。


李严镇压了土著豪族马秦、高胜等在郪县的暴动事件后,其才干引起刘备注意。后来,越嶲土著民族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事件发生后,刘备即派李严驰往赴救,又大破敌军。经此二战,刘备视李严为能臣,寄予厚望,加李严为辅汉将军,仍兼任犍为太守。后来,李严在刘备欲称帝的关键时刻,一手刨制“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事件,又策划刘备“籍田”等,进一步得到了刘备欢心。但当时刘备急于东伐,不得不把后方交与诸葛亮,为安定起见,来不及提拔李严。


章武二年,先主败退永安、又患病重时,开始着手安排后事。从他托孤时所对诸葛亮、刘禅说的话来看,他对后主今后的地位甚为担心。他开始着手上层人事调整。他的唯一一个大动作,便是直接下诏,令李严到永安宫,拜为尚书令,直接留在身边,管理大小政事。


尚书令,秦、西汉为少府属官,掌奏章文书。东汉政归台阁,尚书令成为仅对君主负责的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其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取代了、或者说超过丞相。


刘备称帝之初,名义上设丞相不设尚书令。但实际沿用的却是东汉晚期“尚书台”的体制。当时诸葛亮虽名为丞相,却没开设相府,即没有丞相自己的办公机构。他的官职全称是“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⑦。“录尚书事”、即皇帝身边众多“尚书”们的头目,类似今之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能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东汉后期的丞相,如无“尚书”之衔,则不能直接面见皇帝。“假节”即可以直接代替皇帝处理某些奏章。换言之,诸葛亮当时的实际职务,是东汉晚期的尚书令,而非丞相。顺便说一句,诸葛亮逝世后,尚书令的职权立即大起来,又回到了东汉后期的轨道。《后主传》:“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蒋琬以丞相留府长史的身份担任尚书令后,便可总揽国事,为百官之首。


这时刘备突然新设了尚书令,又留在身边,显然刘备要是要在身边重新建立一个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尚书”机构。这机构就由李严总负责。诸葛亮在成都对军政事务的处理意见,要通过李严的机构后,才能达到刘备那里。刘备的旨意,要先通过李严的机构,才能到达诸葛亮的机构里!这对诸葛亮、及其在成都的“尚书”班子都是重大威胁!刘备这一举动,不仅含有要培植李严力量,要他与诸葛亮分权之味,也是当时蜀汉朝廷中重大人事变动的信号,对诸葛亮的振动、威胁很大;——东汉尚书令取代丞相之事,方离去不远,完全可能在蜀汉重演。


只是因为当时刘备在前线,距成都甚远,很多事还不得不借助诸葛亮在成都的机构,加之李严毕竟是刘璋旧部降臣,而刘备身边多为从荆州带过来的人,多为诸葛亮旧部,李严一时还不敢做太大的动作。当然,最主要的是时间太短。先主始诏李严到白帝城,应在章武二年(222)六月败回白帝城之后,次年二月刘备托孤,最多八个月。这才没最终酿成更大的人事变动。


次年二月,先主病危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少主。《先主传》:“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又任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一任命对诸葛亮是非常有利的,它明确了诸葛亮是正,而李严是副,换言之,也明确了诸葛亮在成都的“尚书”班子是正,而李严在永安的“尚书”班子是“副”。托孤后,诸葛亮的班子立即接管了李严班子的所有事务。李严班子事实上成为一个临时班子,很快便消失了。


刘备重病期间,在永安重建“尚书”机构的做法,在李严为诸葛亮之间搞权力平衡,为以后他二人的权争,亲手种下了祸根。

 

三、诸葛亮、李严权争始末

 

 章武三年五月,十七岁的刘禅在成都继位,即改元建兴。诸葛亮正式开府处理全国大小事物。这是蜀汉官制的一个转折点,刘备时期实际上存在的“尚书台”班子,被相府机构取代。“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由此开始了诸葛亮执政时代。


诸葛亮对刘备在永安重建尚书机构的做法,心里究竟怎么看,史无明载,但可从年号这么一件小事看出来。陈寿曾专门批评道:“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⑧也就是说,刘禅继位后本应在次年正月才开始使用新年号,但却马上用了新年号,迫不及待,违反礼制!不过,陈寿把这帐算在刘禅身上,却怨枉了后主。当时,小刘禅对诸葛亮“以父事之”,一切由诸葛亮说了算。使用新年号为国之大事,事先必经有关部门反复讨论。蜀中官员不可能不知道有关礼制。诸葛亮执意使用新年号,正反映出他心中对先主的不快,其中李严任尚书令之事当最为突出。


诸葛亮执政后,表面上先后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却让他继续坐镇江州,尚书令之职,名存实亡,这才是实质。这做法,与刘备生前安排的“尚书令李严为副”的旨意当然不符。事实上,至从诸葛亮执政起,李严尚书令的身份便不再见诸记录,不再提了,怎样消失的,也不清楚。


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率大军南征。这是蜀国的特大事件。可以说当时蜀国全国上下都动员了起来。在此事件的初期,《吕凯传》曾说: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在其后整个南征大战中,看不到李严的活动踪影。本来,李严与诸葛亮既同为托孤大臣,按理说诸葛亮外出南征时,便应把后方政事交李严。但诸葛亮根本没这样做。


《杨洪传》说杨洪开始时曾为李严属下的功曹,李严还在犍为任上,而杨洪已当蜀郡郡守。杨洪用的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后又担任广汉太守,而杨洪尚任蜀郡郡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个记载恰好说明了诸葛亮对李严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处理”。


李严自己还抱有梦想。当时,诸葛亮北伐事已进入准备阶段。他以为,诸葛亮出军汉中时,会让他到成都“知后事”,即负责全国政务。本来,他驻扎在永安,便自做多情的提前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李严在江州一边筑大城,一边暗暗等调令。当时,他曾与被迫外降的孟达写信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也在给孟达的信中说:“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诸葛亮虽全无李严“知后事”的想法,但还不想矛盾公开化。


建兴五年,诸葛亮北伐前,在著名的《出师表》中,对朝中大事做了周密安排布置,提到了众多大臣,唯独没谈到做为托孤之副的李严。他出军前,又将“知后事”的重任交与了蒋琬等。李严的梦想彻底破灭。这时,诸葛亮又下令调李严所辖二万军队前去镇守汉中。李严正在不满,便讨价还价,要求从益州东部分割五郡,新设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诸葛亮没同意,致使调动未能执行。

李严见诸葛亮大权在握,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没过多久,又想出一计,欲重演当年刘备称帝前后的把戏,便主动写信给诸葛亮,劝其象曹操、司马懿那样受九锡,进爵称王。


这正好给了诸葛亮一个教训他的机会!诸葛亮接书后,义正严辞地批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⑨诸葛亮大气凛然,软硬不吃,李严只好吃了一个哑巴亏。


建兴七年,陈震出使东吴之前,专门找到诸葛亮,专题汇报李严的巧诈和早年为官劣迹。《三国志·陈震传》说:诸葛亮与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书曰:“孝起(陈震)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正方,即李严字。这是诸葛亮准备将李严问题公开化的信号。


建兴八年(230年),曹军欲攻蜀,诸葛亮再次要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又讨价还价,说起“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之事,诸葛亮为将李严调离他经营多处的老窝,驱虎下山(这有点让他进一步表演之意),便上表后主,任李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李严若仍不执行调令,矛盾便公开化了。当时李严还没有这个力量,不得不执行调动命令。这一时期,李严改名为李平,为什么改名,还是一谜。


建兴九年,李严到汉中接替魏廷,“督汉中”。李严从镇江州到督汉中,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实际上江州是李严多年经营的据点,而汉中却是诸葛亮的大本营。李严到汉中后,实质上是在诸葛亮众多亲信的控制之下,毫无自主权可言。这年春,诸葛亮率军出祁山,令李严负责军粮等运输事务。李严本是“督汉中”,从职责上看应管理汉中的军政大事,可现在却被贬为运粮官,肯定一肚子鬼火。加之当时正值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工作十分困难,不能按时交粮。李严于是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说是后主命退军,让诸葛亮即刻退还。诸葛亮本因粮尽,正打算退兵,便承命退军。李严见大军退回,又故作惊诧,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试图推卸自己不办军粮之责,同时还试图攻击诸葛亮擅自退军之愆;与此同时,他还向后主上表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诸葛亮回到朝廷,将李严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等全拿出来,责问李严。


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诸葛亮上表曰:“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第,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诸葛亮又与众将共同签名弹劾李严说:“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向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于是,废李严为民,徙梓潼郡。


诸葛亮又与平子丰教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⑩


建兴十二年,李严在梓潼听到诸葛亮死讯后,知道自己彻底无望了,发病死。原来,李严被迁后,还寄希望诸葛亮有一天会良心发现,给他一个机会,——这事只有诸葛亮能做,而他的后继者断不会为之!现在诸葛亮已去,自己的现状也永运不会改变!他心激攻火,竟然死了。《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载杨戏对李严的评价是说:“正方受遗,豫闻后纲,不陈不佥,造此异端,斥逐当时,任业以丧。赞李正方。”


刘备作为君主,在准备交班之前,为下一代着想,在托孤重臣中稍搞一点权力平衡,系基本的帝王之术,恐怕不可非议。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是非,后人不宜用今日的标准妄加评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虽然二人都欲紧跟刘备,但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作风上颇有差别。李严刨制“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的做法,李严劝诸葛亮象曹操、司马懿那样受九锡,进爵称王的动机,与诸葛亮一惯思想观念不符,为其不耻,却是明显的。李严豪族般的生活,“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与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生活亦相差甚远。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人,诸葛亮克已奉公,而李严私欲极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要后主“远小人”,这“小人”应当包括李严在内。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击败李严、打垮政敌后,不象司马懿“高平陵事件”后、东吴诸葛恪事件用夷族的方法来对处理对手,只是流放并基本保留原生活待遇水准,这在三国时期是极难得的。这表现出了诸葛亮的胸怀。


李严败了,但也曾为蜀汉政权做过贡献,也是蜀汉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陈寿在李严等人的传记后,曾专门评说:李严等人的失败,“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事实上,不尽如此。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诸葛亮的成功路上有很多垫脚石,李严只是其中之一。(原载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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