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 | 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宗璞，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冯友兰之女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
我从小至大，直到后来工作，都没有离开家。尤其是母亲去世以后，照顾父亲就成了我的重任。有朋友对我说：“你自己就是一个字不写，把老先生照顾好，你的功劳就够大了。”我是努力去做的。我常觉得，我不只对父亲尽孝心，我是对中国文化尽一个炎黄子孙的孝心。
从日常生活中，我觉得父亲的精神有两点应该说一说。一是爱祖国，一是爱思想。
爱祖国不是空泛的，他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亲人，爱祖国大地的山山水水，爱北京的每一个角落，爱北大、清华的校园，更爱祖国的文化。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他曾自己给北大的亭台楼阁起名字，我记得现在鸣鹤园小山上的亭子叫做西爽亭。那时人们很少闲情逸致，顾不上他的这些创作。他的头脑是一座资料库，除了藏有大量经史典籍，还有大量诗文。他常在三松下小坐，津津有味地背诵。一次我们比赛，他把《秋兴八首》一字不漏地背出来，我却不能。他坐在那里，思接千里，联系着祖国的历史和未来，联系着祖国的天空和大地。他对祖国的深切感情使他永远不离开祖国的土地，终生在这片土地上服务。
父亲热爱思想。他在《新原人》里说，人的特点就是有觉解，也就是有思想。有了思想的光辉，世界才有意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也是父亲常爱引用的。因为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他对外界事物，尤其是生活琐事有些漠然。“文革”中，我家只剩下一间房子，一切活动都在其中。一次我回家，母亲包了些饺子，等到要煮时，却找不到了，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父亲正坐在这盘饺子上，他毫无感觉。“文革”中常有批斗，一次批斗十分凶猛，父亲回家来稍事休息，平静地对母亲说：“我们吃饭吧。”母亲言及时不觉泪下。父亲的精神中有一块思想圣地，尽管也受时代的沾染，留着烙印，但他“所挟持者甚大”，所以虽从荆棘中走过，仍是泰然自若。
现在有些青年学者对冯学甚感兴趣，有人自称到了痴迷的地步，也有人对他仍持批判态度。这里用一个“仍”字，是因冯学的发展是从批判中过来的，这在学术史中并不多见。冯友兰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只属于哲学界、学术界，而且属于普通人。在文学上我们有些作品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在哲学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冯学可以说是做到了。我们常收到各种各样读者来信，也有登门造访的，询问冯著出版情况，叙说他们喜欢读冯先生的书。有一位读者说，他经常读《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他不能说出具体的收获是什么，但觉得读了和不读不一样，感到舒服。大概这就是“受用”吧。父亲去世七年以后，还有一位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困惑的女青年从东北边陲写信来，要求冯爷爷帮助她。照说哲学似乎是没什么实际用途，冯学在普通人中的影响，说明哲学对于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父亲回到北大任教，燕园成为他一生居住最长的地方。当时各方面都在探索，对“资产阶级思想”甚为顾忌。父亲曾有一句话，“家藏万贯，膝下无儿。”他以不能将自己的学问传下去为憾。据说当时江隆基副校长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在越来越“左”的路线指引下，不要说一家之言，连整个的中国文化传统都割断了，还有什么可说。幸好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种学说渐渐地可以研究探讨传播，这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机。父亲就是在这时，以年过八旬的高龄开始并最终完成了他晚年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我要说一句，尽管经历过各种危难，各种折磨，各种痛苦，中国学者们仍然继续传承，继续创造，无论是哲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中国文化的主流仍在祖国的本土，决不在任何另外的地方。
曾有人问父亲，谁是他最敬仰的人。他答称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太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他曾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作为数十年都在父亲身边的女儿，照理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手臂触城墙而骨折。金岳霖先生一次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他那时正是因为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父亲的生命就是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了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能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的处境也不尽相同，有的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的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
幸亏有了新时期，人们知道还是自己的头脑最可信。父亲明确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辞立其诚”的态度。我以为，这个“诚”字并不能与“伪”字相对。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
父亲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民主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人是人”的认识。人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的，不能成为他人的工具;驱使别人、让别人成为自己的工具是不道德的行为。第二，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多元论的看法，不能执一见而概括一切。儒家特别重视“和”，“和”就必须有异，把各种“异”调和起来就是“和”;五味俱全，八音齐奏，可以得到“和”;如果只有一种的味、一样的音，就只是“同”不是“和”了。第三，要有超越感，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权衡其他的一切，互容相让，才能有民主的可能。第四，要有幽默感，对任何不如意的事都能一笑置之，这样才容得各种不同意见。文中所谈民主的四个条件，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父亲是有这样的胸襟的，也许是到了廓然大公的境界，所以他能度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难坎坷。一位哲学界人士回忆说，有一次开会，所有的人都批评冯先生，中午休息时，他踌躇着想去安慰几句，不想冯先生已经靠在沙发上照常午休，安然入睡。他觉得常人真难以做到。批冯的人很多，有时并不讲理，父亲从不计较，在家里从未说过哪个人不好，只笼统地说他们也是为形势所迫。父亲是这样宽容，事事为别人着想，这都是中国哲学给他的力量。
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可怪之论”远去了。那些发光的“非常可怪之论”，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样的活力，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父亲的趣味很广泛，对文学艺术有许多见解。他告诉我，昆曲音乐中直起直落的变化，称为“方笔”;北京城里钟楼和鼓楼的气韵不同。他讲过，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砚秋的演出，程一出台，甚显胖大，这位朋友“哎呀”了一声，心想：这怎么受得了!听了几句之后，觉得完全受得了，再听再看，觉得很愿意“受”。这里没有直接称赞程氏的表演艺术，却让人感到程的表演之高超。我们每年春天要去颐和园，看玉兰，看海棠，看桃花。后山的桃花映着松树，又活泼又庄重，是一幅永远难忘的图画，我们常流连在这幅图画中。父亲却不让任何一种趣味成癖，绝不玩物丧志，他离不开的是哲学。
我和弟弟小时候有一个任务，为父亲研墨、拉纸。父亲写字时，要有人站在桌对面，慢慢把纸拉过去，他好往下写。纸有时要熨，那是母亲的事。家里始终没有预备毛毡一类的铺垫，可见不是书法家。早年父亲是站着写字，写得很直，间隔匀称，自己看看，说行气很好。老来写字，一行字总要向右歪。给我写的一副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下联便是斜的，我称之为斜联。八十五岁以后，他改为坐着写，手抖，字的笔画有时不准确。一九八二年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他写了“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后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赠给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教授，那一年，他八十九岁。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昆明，施蛰存先生常和父亲在翠湖边散步。父亲赠他两幅字，一幅是“断送一生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另一幅是“鸭绿桑乾尽汉天，传烽自合过祁连，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无人着先鞭”。“断送一生唯有酒”是韩愈的《游城南十六首·遣兴》，“鸭绿桑乾尽汉天”一首，我原以为是父亲自作，后来知道这是陆游的诗。前几年嘉德公司举行字画拍卖专场，其中有父亲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功名在子何殊我，唯恨无人着先鞭”这两句，笔迹饱蕴秀气。这是父亲书法的特点。
北大程道德先生曾送来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程君是书法爱好者，收集了许多书法，影印成册，其中有父亲的一幅“紫光同志属书 灵龟飞蛇感逝川，豪雄犹自意惘然，但能一滴归沧海，烈士不知有暮年。读曹操《灵龟寿》”。这是父亲在一九七四年写的一首诗，有小序云：“曹操《灵龟寿》辞意慷慨，然犹有凄凉之感。今反其意而用之。”“灵龟寿”显系“龟虽寿”之误。这幅字流落市间，程先生以三千元购得，编入此册。
父亲曾为王伯祥先生写过一个条幅，写的是李翱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四十年代父亲常写李翱的两首诗，这是其中之一。王伯祥之子王湜华曾将此字拿到我家，让我欣赏。我非常喜欢这幅字，那诗的空灵和字的隽秀浑然一体，沁人心脾。我将此字送到荣宝斋复制，悬于壁间，每日相对。
父亲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头脑都让哲学占据了，没有空隙再来考虑诸般琐事。而且他总是为别人着想，尽量减少麻烦。一个人到九十五岁，没有一点怪癖，实在是奇迹。父亲曾说，他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位是他的母亲、我的祖母吴清芝太夫人，一位是我的母亲任载坤先生，还有一个便是我。一九八二年，我随父亲访美，在机场上父亲作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确实得有人料理俗务，才能有纯粹的精神世界。近几年，每逢我生日，父亲总要为我撰写寿联。一九九〇年夏，他写了最后一联，联云：“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曾拟名《双城鸿雪记》，后定名为《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和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完全能够体会，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父亲自奉甚俭，但不乏生活情趣。他并不永远是道貌岸然，也有豪情奔放、潇洒闲逸的时候，不过机会较少罢了。一九二六年父亲三十一岁时，曾和杨振声、邓以蛰两先生，还有一位翻译李白诗的日本学者一起豪饮，四个人一晚喝去十二斤花雕。六十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天傍晚随父母到颐和园包坐大船，一元钱一小时，正好览尽落日的绮辉。一位当时的大学生若干年后告诉我说，那时他常常看见我们的船在彩霞中漂动，觉得真如神仙中人。我觉得父亲是有些仙气的，这仙气在于他一切看得很开。在他的心目中，人是与天地等同的。“人与天地参”，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解这句话。《三字经》说得浅显，“三才者，天地人”。既与天地同，还屑于去钻营什么!那些年，一些稍有办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调回北京，而他，却只能让他最钟爱的幼子钟越长期留在医疗落后的黄土高原。一九八二年，钟越终于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流尽了汗和血，献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亲的呆气里有儒家的伟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到“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地步;父亲的仙气里又有道家的豁达洒脱。秉此二气，他穿越了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的二十世纪。他一生便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篇章。
据河南家乡的亲友说，一九四五年初祖母去世，父亲与叔父一同回老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告辞时父亲不送;而对一些身为老百姓的旧亲友，则一直送到大门。乡里传为美谈。从这里我想起和读者的关系，父亲很重视读者的来信，许多年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动常常是写信。和山西一位农民读者车恒茂老人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每索书必应之。后来我曾代他回复一些读者来信，尤其对年轻人，我认为最该关心，也许几句话便能帮助发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后来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做了。
时间会抚慰一切，但是父亲在初冬深夜去世的景象总是历历如在目前，我想它是会伴随我进入坟墓的了。当晚，我们为父亲穿换衣服时，他的身体还那样柔软，就像平时那样配合。他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说一声“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