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清华园的过道上走来了一个被学生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他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
别看他在生活上不修边幅，对教书这件事却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去课堂授课，他不但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那些线装书，而且还把包袱皮的颜色根据书的种类区分开来，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非常精心细致。
他叫陈寅恪，字鹤寿，湖南长沙人，祖籍福建上杭。都说富不过三代，而寅恪一门，却三代尽得风流。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父亲陈三立是清朝著名爱国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
说是老先生，可能是打扮上，陈寅恪来到清华园时，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虽然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学问博大精深，但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
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他对学生们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由此，清华园的师生很快就折服于陈寅恪的学识。每每他开课，慕名前去的学生挤满了教室，常常还有别的教授过来旁听。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北大舵手”郑天挺教授赞誉陈寅恪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当时的史学界，陈寅恪的学问可以说是最高峰，会十几种语言，研究贯穿文史，每有见解必不凡俗。
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就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学衡》还刊登过陈寅恪《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还是学力不逮、不敢妄评，反正终生未见微词，这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虽然不解风情，却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过非常独特的“五等爱情论”：
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他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也广为人知：“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不把婚姻大事放在心上。父亲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
然而爱情总会在不经意间悄悄降临。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
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景崧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是位爱国将领。她的孙女唐筼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因母亲难产去世，唐筼自幼便随着养母去了苏州，后又来到天津的北洋女师。因养母任北洋女师范学堂的舍监，唐筼随之入学，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她能诗会画，能唱会跳，书画水平据说曾得多位大家赏识。
经同事的介绍，陈寅恪与唐筼相约在中央公园里见面。在公园里等候的唐筼细心地发现，远远走过来的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微跛。
在谈话中，陈寅恪告诉她：自己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经常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
她被他的学识和真诚打动了，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便举行了婚礼，收获了他口中的第四等爱情。
当时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三十岁，即便放到当今时代，也足以称得上是：剩男剩女了。
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带孩子，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陈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难民一样开始了一段艰难岁月。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给了他非常大的打击。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去做汉学教授。是年夏，陈寅恪来到香港和妻女会合，准备迁往英国。不巧的是，逢二战全面爆发，他也只能滞留在香港“孤岛”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他们夫妻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后来，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随后只好带全家仓促逃离香港，先后辗转任教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哪里料到，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达崩溃。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陈寅恪眼疾日益恶化。
此时，他的右眼已经视网膜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成都电力供应不足，灯光昏暗，又时不时停电，陈寅恪备课与写作都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目光朦胧之中，他竟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每天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上也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原来左眼视网膜也剥落了，在存仁医院住院期间，学生们轮流在病房值班照顾，让陈寅恪大为感动。他对前来探望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1945年，陈寅恪手术失败，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双目失明了。1946年4月，重返清华园新林院53号，陈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学生早早来坐好，等助手黄萱敲钟，穿好长衫，戴好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拖着病体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筼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
漫天硝烟的流离乱世，他们数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会把家布置得温馨安适，柏树为篱，植两株能结子的葡萄藤，篱下栽一畦瓜果，点两行扁豆，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在香港时完成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就是两人共同誊写的，前半部分为唐筼誊写，后半部分为陈寅恪所写。陈寅恪经常对女儿说：“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1951年在广州岭南大学时，陈寅恪的助手以身体欠佳为由不辞而别，为了不影响正常授课，唐筼担当起助教的工作，找文献，查资料，记笔录，诵读，直到1952年助手黄萱来到才暂时告一段落。1953年，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于是公开宣布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从而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了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1962年，陈寅恪在家洗漱时不慎摔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随后的保守治疗导致其股骨再也无法长合，此后余生只能长卧于床上。陈寅恪暮年曾对身边的人说：“一个人没有了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中年瞽目，暮年膑足，命运带给一个自负、自傲与清高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凌辱！在那段风雨漂摇、贫病交加的岁月，唐筼亲历亲为，甘为丈夫遮风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而自己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他视妻子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不轻易赞许人的陈寅恪，也不禁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与失明相比，陈寅恪晚年的命运就更让人揪心了。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文革”开始，陈寅恪被扣上诸多高帽子：“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面对如此境况，这个双目失明的瘫痪老人已经无法下地，不能动弹，只能被抬着出去批斗。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唐筼伸出干瘦的臂膀，守护着他，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她的手笔。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不希望他垮下去，竭力搀扶着、鼓励着他。陈寅恪发牢骚：“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后来，他们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寂寞销魂人”的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而唐筼的心脏病日趋严重，几近瘫痪，又屡屡被“革命小将”乱拳打倒在地。陈寅恪本来就严重失眠，晚年更是疾病缠身，在长达两年左右时间里，平时就要靠安眠药帮助入睡的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造反派每当召开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陈寅恪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想见，他以煎熬着的残病之躯挺立着，超越了生理的极限。面对着爱妻，陈寅恪认为她可能将先于自己而去，故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xī，四十）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镌刻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34年后终于入土为安。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季羡林那时还是专修德文的学生，也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对他评价：“陈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狂人刘文典教授对陈寅恪推崇备至，说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陈寅恪排第一。梁启超甚至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