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毛泽东接见河南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上图右一）时畅谈南阳诸葛亮，说到：“诸葛亮先生若不是迁居南阳，陈寿、罗贯中就写不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啦！”在毛泽东喜读的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三国演义》占有重要地位。人们都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毛泽东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他是结合阅读和研究《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和其他史籍来读这部书的，实际上带有某种考证阅读性质。他对这部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深的程度。不仅如此，《三国演义》还是毛泽东最切近实际并加以运用的书。这部书中所载政治、军事斗争及谋略故事，启迪着毛泽东的智慧，丰富了他的斗争经验。他谈论三国故事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他应用三国典故也是娴熟自如、恰到好处。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坚决反对少年毛泽东读“闲书”、“杂书”，但他却允许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大约毛顺生本人对这部书印象极佳，认为这部书儿子可以读吧。父亲把毛泽东送到韶山井湾里，在毛宇居开设的私塾读书，也允许毛泽东带上这部书。毛泽东课余十分着迷于这部书，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甚至在课堂上偷看这部书，是十足的少年“三国迷”。1928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随身携带的书籍很少。酷爱读书的毛泽东要求红军在打土豪劣绅时，发现书籍报纸要全部带回来，还特别提到，要在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不久，毛泽东就得到一部《三国演义》，那是红军战士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清末进士谭延闿的老家时，在谭家藏书中发现的。毛泽东得到这部《三国演义》，爱不释手，有空就读。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三国演义》，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三国演义》，便毫不客气地反驳说：“毛泽东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青年诸葛亮：选择南阳，选择成才的地方）中央苏区时期的毛泽东，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经常引用《三国演义》的话。他写于1930年5月的《寻邬调查》中专门对能看三国的人做了统计：百分之五。1932年1月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左”倾分子扣上了“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又生了重病，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人，到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东华山，在一座古庙里住了50来天。他在此处埋头读书，主要读的是《三国演义》。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广为人知，连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领导们也得知此事。他们在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经常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毛泽东，把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拉出来批判，影射攻击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对于这件事，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5日自己生日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谈话时说：那时我先后受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60年代初他又一次谈起这件事时说：“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延安时期，毛泽东仍然对《三国演义》保持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对搞干部工作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我看后得益匪浅。毛泽东不但抽空反复阅读这部书，还爱看三国戏。1944年6月，延安平剧（即现在的京剧）研究院排演了一些古代题材的戏，其中，毛泽东最爱看的是三国戏《古城会》《草船借箭》《捉放曹》、《定军山》。每当看这些戏他都聚精会神，从头看到尾，边看边评论，看到会心处不断地发笑。他对《古城会》剧中的张飞，对《草船借箭》剧中的鲁肃，不是微笑，而是尽情地捧腹大笑。当台上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三国演义》等几种带上。在重庆，毛泽东在繁忙公务之余，便捧起《三国演义》来读。1947年前后，在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毛泽东仍然经常利用行军打仗的间隙读《三国演义》。他还对战士们说：你们现在读理论书有困难，可以先看小说，引起读书兴趣，文化提高后再慢慢读理论书。接着，毛泽东就给战士们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讲得生动有趣。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京剧团到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观看了三国戏《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三出戏的合名）。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仍然对《三国演义》爱不释手，并且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和陪同者提出三国方面的问题。据四川成都武侯祠馆长谭良啸回忆，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开会期间，来武侯祠参观，曾向讲解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知道诸葛亮一生坐过几次车，骑了几次马？”这说明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仔细，那些往往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他也注意到了。50年代是毛泽东读《三国演义》较频繁也较广泛的时期。他那个时候几乎天天读，达到《三国演义》不离手的程度。为了更广泛了解三国时期情况和分析三国人物，他特别注意研究三国的新成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他读到了现代学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卢弼的这部书为国内文化人所推崇，但毛泽东却经常对这部书提出质疑甚至批评。1952年前后，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朝乾隆时期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大字本，对其中的《三国志》，毛泽东读了又读，对比着读《三国演义》，在两部书上圈画批注极多。他到外地去，所带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常读的图书中，必有《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大字线装本。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更勤，并且扩展到读相关人物传记。他还向全党干部推荐了一些列传。他在列车上读了几遍《张鲁传》后，在郑州会议上就张鲁的话题讲了许多话，还就此写了长达千字的按语，有些被作为红头文件，发给高级干部。那时，他还要干部们读《刘晔传》，在一份文件上专门批示道：“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他介绍大家读《郭嘉传》，在一则批示中道：“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他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提倡干部读《吕蒙传》，赞赏“吕蒙勇而有谋”，“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吕蒙传》。”他读《鲁肃传》，还对鲁肃的家乡、屯兵之处等作了一些考证。中国有“老不读三国”的俗话，但毛泽东晚年对《三国演义》却兴趣不减。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护士限制他读书看文件的文字量，但在有限的读书文字量中，毛泽东把读《三国演义》放了很重的比例。他经常在书房里，在游泳池的卧室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他还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根据毛泽东的需要，中央特别做了一些古籍大字本，其中有《三国演义》、《三国志》和一些记述三国人物的传记，包括《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合一册)等。据忻中回忆，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他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他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书。从有考证的文字记载，毛泽东从少年到人生结束，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演义》。这在他一生读书经历中是少有的。毛泽东读《三国演义》重在应用。无论是和中央的干部谈话，外出视察与地方干部谈话，还是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中，他经常谈三国，妙语连珠，风趣幽默，他是想借三国中的例子，启发干部的思维。1949年6月，北平电影制片厂的摄影科长侯波和徐肖冰，一道去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住处，为他拍照。据侯波回忆:毛泽东见了她，“首先问我家乡在什么地方?我回答是山西省夏县”。毛泽东笑着说：“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呵，那是一个好地方。抗日战争时陈赓就在你们那个地方打仗。”据杨尚昆1986年9月5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回忆说：毛泽东有许多事情、许多优点是一般人不了解的。比如毛泽东提倡学习，不是说说而已，他买了很多书来读。他拼命读书，像二十四史，他至少通读了一遍，其中有些部分还读了不止一遍。他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见了省里、县里的干部，他总要先讲讲开玩笑的话。比如到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他就讲，赵子龙是你们这里的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到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后来我看到笔记小说上有这样说的，毛泽东大概也是从这种书里看来的。像这样的掌故，毛泽东知道得很多。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登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陪同的陈毅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话，用以概括金陵形势。龙盘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盘旋，南京城像老虎似的踞在那里。今天，这个形势依然如故也!”1953年毛泽东又一次到南京时再次评价：我看南京是个好地方：龙盘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1953年毛泽东参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在参观中，毛泽东提到诸葛亮曾形容南京的龙盘虎踞之势1954年，毛泽东接见嵇文甫时，很有兴致地和他说：“早知道你，你很有学问哪!”嵇文甫说：“哪里!没有什么学问。”毛泽东说：“哎!大学校长嘛，怎么说没有学问呢!”据嵇文甫回忆：毛泽东还由“嵇”这个姓猜测，说我祖父可能是嵇康的后代，并且半玩笑半认真地作了“考证”，列举了一些理由。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在谈到目前形势时，他说：“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么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关、张、赵、马、黄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五虎将”，也是借用三国典故。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湖南湘潭韶山冲，和家乡人谈话，说到要让基层干部放手干工作，支持他们，风趣地举例说：“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在路过宁乡县曹家坳时，他下了车，来到附近的社员家里访问。在一户社员家里，毛泽东从堂屋走到灶屋，详细察看。见到一位年老的社员，他问道：“这里叫什么地方?”那社员回答说：“叫曹家坳。”毛泽东频频点头，风趣地说：“是不是曹操那个曹呀?”大家高兴地笑了，并回答说：“是的。”1963年4月，毛泽东来到杭州。在参加浙江省委组织的舞会上，有的演员把一些杭州的歇后语说给毛泽东、周恩来猜。毛泽东也给大家说了几句歇后语，其中有三国故事的歇后语：吕布戏貂蝉——英雄难过美人关，把大家逗得乐不可支。毛泽东很喜欢《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这段故事，特别注意其中几位主角的年龄和才干。他在1953年5月3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时说：“三国时代，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在谈到要提拔党龄短、年纪轻但有能力的干部时，再次举了这个三国故事为例：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举上述三国故事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鲁肃40岁，曹操53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1965年1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20岁，孙权更小。”（曹操亏大了！长沙太守不干也罢，赤壁之战有他就不一样了）196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华东局书记处同志们的谈话中讲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引用三国例子形象地说：现在，什么曹操、赵子龙、张飞，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帜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当主角，在台上跑。让旧戏里的帝王将相根本一风吹。这样才符合我们的现实情况。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对书中人物有深刻分析，也有独到的研究考证，他时常用这些分析、考证，启发干部。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为了纠“左”，引导干部们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他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毛泽东称赞三国时期的郭嘉“多谋”，为曹操出了不少好主意，意思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要学郭嘉，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这在今天也仍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1959年夏，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和秘书林克又谈到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郭嘉，评价郭嘉足智多谋，说：“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是个河南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毛泽东又说：“后来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毛泽东还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接着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说：“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毛泽东曾经分析三国时期战争对经济的破坏。1957年11月，率团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和胡乔木、郭沫若及十来名工作人员一道吃饭时，与郭沫若纵谈三国历史，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讲了诸多战例。你一段，我一段，夹叙夹议。毛泽东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汉桓帝时有多少人口？”郭沫若随口应道：“晋书地理志作五千六百万。”毛泽东说：“现在还统计不全，到处有不入户人口，那时就能统计全？估计算是五千六百万。到了三国混战还剩多少人口？”郭沫若回答：“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六七百万。”“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毛泽东引王粲《七哀诗》后说：“曹操回原籍，‘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毛泽东深深叹息，继续说：“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战争还要带来饥荒、瘟疫、抢掠……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最后，毛泽东说：《三国演义》这些书，至少读它三遍。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三国演义》中关于战争的描写。他在“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他认为：一方面要看到战争的残酷性，对人口、对经济的破坏性；另一方面要看到防止和反对战争的最好办法，但是不要怕它。毛泽东自己把《三国演义》读活用活，从中发现真理，用于工作，也希望干部们这样做。1937年，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又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谈到整风审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因为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了。”▲上海美术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的连环画《三国演义》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菊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提出读《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组织，举的例子是刘备集团取西川、入成都后，同当地文官武将一起建立蜀国的事。他与薄一波谈话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用这个故事说明外来干部一定要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毛泽东在书信、讲话和文章中，还时常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借古喻今，说明一定的道理。
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读《三国演义》不是看热闹，“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他说，读《三国演义》，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多了解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加分析能力”。毛泽东向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都提出读《三国演义》，并指导他们，还说:“要学会当评论员。”“《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么布置兵力的。”“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评论，言简意赅，也渗透了他的情感教育。他常用人们熟悉的三国人和事作比喻提高干部的认识水平。有一次，他对王震说了两句评论关羽、张飞的话：“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即以此勉励，“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