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洋房好读书
写在前面的话:
承蒙金主编抬爱,拙作《我与宝庆路3号》得以披载于2015年3月号《上海文学》。
原文六千余字,遵命增添至八千字,并改名《环园洋房好读书》。
很多朋友想知道,增添了些什么细节,因此,将《上海文学》版的拙文再在微信公众号里发一次。
全文如下:
关于徐元章和宝庆路3号,比较集中的报道是在怀旧风很盛的本世纪初,当时这幢花园老洋房常组织舞会,据说名流荟萃,让怀旧小资的媒体人眼热。
再次成为话题是7年前,宝庆路3号被拍卖,据说拍卖所得的1.8亿元被屋主也就是徐元章外公周宗良的一百多位继承人分走,徐元章不但一分未得,还必须迁出他住了50多年的祖屋,住到田林小区仅55平方米的安置房里去。
2014年12月3日,徐元章先生仙逝。一时间,有关这位命运多舛的沪上“老克勒”和宝庆路3号这一幢神秘兮兮的花园洋房,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
一晃七八年过去,他竟然远行了。我还是写一写徐元章和宝庆路3号吧,再不写,有些细节将永远湮没于无形。
由于很特殊的原因,几乎所有关于宝庆路3号的报道我都看过。恕我直言,其中只有程乃珊的文章算是基本准足,这大概是徐元章比较接受程乃珊的缘故。都知道徐元章先生为人谦和,但骨子里,他真正瞧得上的人还真不多。
而且,同为沪上“颜料大王”,程乃珊丈夫的外公吴同文以及他在铜仁路上的“绿屋”,应该不比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和宝庆路3号逊色。
七八年前,我在MSN上开了博客,那时我也曾经想来写一写宝庆路3号,为此还做了不少案头工作。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我妹妹的短信:“赶快打开电视,徐元章上了《心灵花园》。”我内心的感觉,一下子就不好了。我理解他,多半是为了影响舆论,让这幢百年花园洋房有个好的归宿,不惜抛头露面,到那样的平台去游说。
但我还是很生气。当然,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指点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他去了《心灵花园》,将来我再回忆起他来的时候,从小到大,他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就变了呀。
第一次踏进宝庆路3号是1958年,那年我才6岁。我踏进的不是它的正屋和大草坪,是将近五千平方米的大花园的西北角,也就是图中最靠左边的那扇小门,再过去就是变电间。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西北角是他家的辅屋,一个一层的花房(或称暖房、温室),一个两层的储藏室,还有一排两间平房,估计以前是下人住的。
一条斜斜的竹廊把这些辅屋以及一个小花园与园中其他建筑隔开,但竹廊的镂空围栏仅一米高,中间还开有矮门。若要穿过去,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之所以那么熟悉,是因为这几间辅屋和小花园就是我的小学,我在那里呆了整整六年。那间只是一面有窗的花房是我的教室,那个储藏室的底楼是另一个教室,装有厚厚百叶窗的楼上堆满了杂物,现在想来,大概是从这几间辅屋里清理出来的似乎还舍不得就扔掉的物品吧。
两间下房就是办公室,里面有三四个老师,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数学老师还兼班主任,都是大花园隔壁弄堂里读过几 36 41287 36 14940 0 0 1850 0 0:00:22 0:00:08 0:00:14 2957书的居民。另一个数学老师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失业青年,和我同姓,算我本家。就是他,在四年级的时候,带着我战胜了所有公办学校的参赛选手,成为了徐汇区的少年速算冠军。
音乐老师、图画老师和体育老师都没有专门的办公桌,他们只是上课的时候来,还有一个校工。
那个音乐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年轻又漂亮,烫头发,穿旗袍,还涂口红,走起路来袅袅婷婷,弹风琴和唱歌都特别的嗲。
多年后,家母告诉我,几乎所有民办小学的音乐老师都是附近富人家的孩子,民国年代家里请得起私人教师教钢琴,结了婚便安心相夫教子,闲来无事,便到民办小学来兼兼课。
这个当年只招了两个班级的小学就是我的母校——上海市徐汇区新乐民办中心小学二分校,离我家100米还不到。
1950年代初,政府鼓励“光荣妈妈”,即鼓励多生育,算是对多年战争后人口锐减的补偿。这一政策很快形成了一波生育高潮,我们这一代同龄人里,兄弟姐妹平均就有四五个,弄堂里小六子小七子小九妹比比皆是。
尽管民国时期的上海有全国最充裕的教育资源,但还是不敷使用,1958年,当局想出了一个“鸡毛飞上天”的计划,就是利用民间资源,大办民办小学,解决“就学难”的问题。
所谓“鸡毛飞上天”,就是把进公立小学的孩子比作泰山,而把像我这样进民办小学的孩子比作鸡毛,但民办小学也可以让孩子成才,像鸡毛一样飞上天去,比如速算冠军什么的。
民办小学又称“弄堂小学”,就是因为它们的校舍大多是弄堂里大户人家让出来的。我们的一分校就在淮海大楼后面,教室好像也是原来的花房,只有一个班级。总校则在华亭路的一处花园洋房,有三个班级及校长室、教导处。那里至今还是一个幼儿园。
1957年,徐元章的母亲已去香港奔丧,估计宝庆路3号的这些辅屋是他父亲同意让出的,其间是否遭遇动员、胁迫已不得而知,但这件事徐家从未谈起过。
十年后,我告诉徐元章,我的小学就是在你家后院读的,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哦,是吗?”
其实,徐元章是1951年他7岁的时候才跟父母一起住进这座花园洋房的。早年她母亲不顾家庭反对,毅然出走嫁给自己的家庭教师,几乎是断了六亲的。
1940年代末,周宗良举家移居香港时,既没有带着这个任性的女儿,花园洋房也宁可空关而不给她住。
后来,据说是徐元章的母亲写信求他外公,与其空关,不如由她帮着看屋吧。在征得周宗良的同意之后,一家数口才非常低调地入住了宝庆路3号。
六年后,周宗良在香港去世,徐元章母亲去奔丧后再也没回来过,只听说她在法国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这很可能是徐元章没有这座花园洋房继承权的原因。
外公从未说过她母亲可以继承,她母亲更是一句也未向徐元章提及过这房子的归属。
小学天地虽小,却也趣味十足,还有假山和小池塘。花房前面有一块水泥地,我们每天做体操玩游戏都在那里。
还记得我们经常玩的那个游戏叫“香蕉苹果马铃铛”。据说这是民国时沪上外国小朋友的游戏:两个小孩拉手撑起如门,其它孩子鱼贯穿过,一边钻,一边嘴里还要唱呢。音乐停止,做“门”的孩子的手就会突然放下,谁正好被扣住就算输,下一轮去做“门”,赢的孩子则加入边钻边唱的队伍。
那音乐的调如“56 54︱34 5︱23 4︱34 5︱56 54︱34 5︱2 5︱31 1︱”。
一直不明白香蕉、苹果和马铃铛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后来学英文,才知道原歌词应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my fair lady”!
这才叫“神一样的翻译”呢。
印象最深的是北墙那边,当年是徐汇公安分局,再早则是法租界巡捕房,它的看守所正对着我们的操场,每天下午我们可以看到犯人放风的情景。
一进学校,老师就反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穿过那条竹廊,随便打扰人家的生活。
男孩子总有好奇心,有时候下午老师早离校,我们就趁校工不备,穿过竹廊去探个究竟。现在还能想起来的是,也许在孩子的眼睛里,这花园实在太大了,每次都不敢太深入就跑回来了,连主人居住的屋子都没正眼瞧过一回。
宝庆路3号的东面连着上方花园的第四条横弄堂,俗称“煤屑路”,因为其他横弄堂都铺了水泥。“煤屑路”比较宽,我们男孩子放了学就经常在那里玩。
路尽头的那段篱笆里面就是宝庆路3号花园,趴在篱笆上往里看,可以看到一排两层楼的平房,灰不溜秋的。后来才知道,周宗良当年很喜欢德国人的做派,像电影《音乐之声》里的那位奥地利上校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实行军事化管理,便特意修了这排兵营式的儿女宿舍。
知道了可以通宝庆路,弄堂里的男孩子当然不会放过,很快那段篱笆就有了个洞,我也钻进去过,因为他们说可以直通学校操场。但每次都是偷偷摸摸,还是一次也没看清过正屋等建筑,园中树木密匝当然是另一个原因了。
我们只知道,这个大花园里没住几个人。经常能够看到的是,放学时分,女仆模样的人牵着一个大孩子的手从大门进来,穿过竹廊,往花园深处走去。那大概就是徐元章了。但他从来不朝这边看,因为那块地方不再属于他们家。
直到1967年,我才第一次从大门进入宝庆路3号,在徐元章的陪同下,穿过竹廊,往花园深处走去。那时候,徐元章成了我大哥的同事,他们同在里弄加工组上班。
我大哥因为身体原因从上海中学退学,一直呆在家里;徐元章则是因为读到初二不想读了而退学在家。“文革”年代,坐在家里吃闲饭是可耻的,人人都要参加劳动,于是他俩都被动员去了里弄加工组,干一天给七毛钱。
我因为是“逍遥派”,哪派也不参加,哪派也不帮,便不大去学校。因从小与大哥走得近,百无聊赖中,便跟着他去上班。里弄加工组也没啥制度,给个小板凳坐在一旁。
那个加工组在新乐路52号,对面就是襄阳公园,斜对面就是著名的东正教教堂。这是一幢联体花园洋房,虽然花园小些,也有三四十平米。主人可能在“文革”初期被扫地出门了,空房子就用来做加工组。
这个加工组开始是绕线圈做方棚的,后来很快就改做玩具了。至少我去的时候已经不绕线圈了,但名称一直没变,叫“新乐线圈组”,所以很多写徐元章的记者都以为他一直在绕线圈。
那玩具叫“六面画”,一个正方体的积木六面都贴上彩纸图案,九块积木翻来翻去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类似后来的魔方。
徐元章真是一个大少爷,连这样剪剪贴贴的简单活也不会干,他做出来的玩具几乎都是次品。他也毫无时间概念,几乎每天“睏失寣”迟到。
但他的人缘真的很不错,加工组的阿姨妈妈们不但不批评他,反过来还去帮助他,一开始帮他返工,后来几乎把他的活全包下来了。他迟到来不及吃早饭,她们还帮他到襄阳北路的大饼摊去买大饼油条。
当然,这大饼油条也不能白吃。吃了大饼油条,他上班的唯一任务就变成了讲故事。他从小博览群书,口才也不错,记性也好,他看过的小说,尤其他喜欢的,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
后来我有机会见识了他家的书架,必须承认,这是少年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量的私人藏书。而且每本书都包了封皮,都盖上了自家的藏书章。
他的故事不但阿姨妈妈们爱听,我大哥等一些同龄人也爱听,我也哪儿都不去玩了,每天跟着我大哥上班听故事。很快,加工组的小青年里,我大哥,还有一对程氏姐弟和徐元章成了比较要好的一群人,大家听了故事不算,还缠着问他借书。
他借书很谨慎,而且诸多关照,比如只能摊开看,不要卷,不要折角,哪怕用电车票来当书签,当然更不能在书页上划划写写了。
那些书是绝对不敢带到加工组来的,怕觉悟高的阿姨妈妈会揭发。于是十四五岁的我就有事做了,做通讯员,大家轮流看,都由我居中流转,每个人手里最多停留两天,大家都靠熬通宵赶着看完。
因为他们是大人,我是小孩,所以有的书我也有一两天期限,来不及就把我的时间缩短甚至卡掉,有些书我只能见缝插针地翻翻。
送书还书大多在晚间进行,书也从不拿在手里,怕被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发现。都是用报纸包好后,插在前裤腰或后裤腰,再用上衣遮住。有可疑的人靠近,立即撒腿狂奔。
一开始还书,我只是说好时间在宝庆路3号大门外等,徐元章按时出来,见四周无人,便迅速交接,俨然地下党做派。
其他书我没看成,我似乎也不甚懊恼,但那部上中下三册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因为实在太好看了,他们看了还要议论,弄得我心痒痒的,很不好受。
我便鼓起勇气在还书时私下央求徐元章宽限些时间。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说,“算了吧,就算我再给你几天,你看完了,哪怕多出半天,你也会借给你同学的,而我又不好意思老是催,这样的话,这书就得再在外面兜一圈,弄不好就回不来了,我不放心。但是既然你这么想看,我决定成全你。这样吧,你到我家来看。”
那段时间,他正好微恙在身,请着病假呢。
他便叫我每天下午两点钟等他睡好午觉再来。于是,就有了我按门铃,他领我穿过竹廊走向花园深处的一幕。
但我还是没有机会见到正屋。他带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对沙发,长长的百叶窗下有个圆桌,墙根墙角堆着些杂物。他把书从别的屋拿来,交给我,说:“你就坐在沙发上看,我在窗口画画。”
于是,他开始临摹他的静物,我开始看我的《大卫·科波菲尔》。
渐渐地,太阳光斜过去了,沙发放得太靠里面,我坐在那里光线太暗,我就干脆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看。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又一个长长的好日子。梦幻般的下午,阳光懒懒地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却不带进一丝外面的腥味,毕竟,这是“一月革命”后风雨飘摇的1967年啊。
我们几乎不交谈,静得像在另一个世界里。
直到夕阳西下,再也看不清书上的字了,我才依依不舍地夹上带来的电车票,把书恭恭敬敬地还到他手里,再沿竹廊走出去,回家,心里总是充满莫名的惆怅。
有时候,他会问,“小爱米雷见到了她的舅舅吗?”“大卫的姑妈还没出现啊?”后来我知道,他是不希望我错过任何一段精彩的篇章,未到时忍不住要提醒我一声,等过了以后又热烈地向我谈论那些精彩。这样的导读真是让我终生受益。
也许是看我孺子可教吧,我后来在他家的那个小屋子里不但读完了三卷本的《大卫·科波菲尔》,还读到了十多本其它世界名著。
徐元章也终于放心地把我带到了正屋,就是后来频频举行舞会的那个面朝大草坪的客厅。其实家具很简单,而且都是他外公离开大陆时留下的,但一看就让人觉得整洁、气派。
我当年最关心的就是那几架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像是几十年没被翻乱过。我曾经为此问过我大哥,覆巢无完卵,何以经历了1966年夏天的狂风暴雨,他家的书能保存下来呢?
大哥说,徐元章的父亲(作家徐兴业,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当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巧在他既是党员,又非当权派,人缘又好,住的又是丈人家,造反派一直师出无名。
宝庆路3号就这样躲过了看似完全躲不过的一劫,也许它是上海在“文革”中唯一没有被查抄过的花园洋房。
那天,徐元章的兴致似乎很高,他打开落地窗,带我走出正屋,沿着篱笆在这个大花园里散了一圈步,谈的当然还是小说里的精彩。花园里也很简朴,好像不记得有什么名贵树木,只是一些冬青、黄杨、无花果、夹竹桃等等。
就是那天,我告诉他,我在他家后院上了六年小学。我还告诉他,东边篱笆上的洞是我们弄堂里的小伙伴们扒开来的。
他突然攥住我的胳膊,瞪着眼说:“原来就是你这个‘野蛮小鬼’啊!”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尽管如此,还是吓得我不轻。
我一直很困惑,徐家放着那么漂亮的正屋不住,却老是住在那几间小屋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开始因为是以看屋的名义入住,也许是怕周宗良留在上海的亲戚来“贼差”,所以不敢贸然放肆。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已无法稽考。
再后来文革来了,徐家又要自觉地表现得艰苦朴素一些。虽然未抄家,群众监督还是真实存在过的。
所以,徐元章在这座花园洋房里真正有了些主人的感觉,可以大办舞会,频繁社交,恣肆风流,还是在本世纪初。而在当年,徐元章几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我的老相册里,有很多我大哥和程氏姐弟的照片,让我想起当年我们经常一起去游园,去拍照,也经常一起去淮海路吃小吃,但就是找不到一张有徐元章的合影。再仔细回想,那些活动,他确实几乎都没有参加。他是那种严格执行“keep your distance”的英国规矩的绅士作派,永远群而不党。
我还记得他为不想和大家一起拍照而找出的一条理由,他说他长得不漂亮,就不要吓人了。他细眼尖鼻薄唇,确实很独特。当年我们都开玩笑说他像林彪,后来林彪摔死了,我们又说,林彪就是因为眼睛太大,破坏了五官的和谐而死于非命,而他五官皆细,应是大福之相。
徐元章就是这点好,拿他开玩笑,他从来不生气,永远只是笑笑。从认识起,大家相互之间都直呼其名,只有他们叫我的小名健健,因为我比他们小六七岁。
由于我们都极其喜欢那部《大卫·科波菲尔》,我们还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就是书中八面玲珑的管家李德默先生。他不但不生气,还补充说,“什么李德默,应该是徐德默。”
我们大家说他大福之相,其实也是有所指的。
那几年,他正在热恋中,他结婚那年,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那年。关于他妻子的情况,都是他自己亲口告诉我们的,比如有四分之一日尔曼血统啦,比如漂亮的狮子鼻啦,又比如是跟她学画的学生啦,再比如为什么名字叫“亨义”,其实是英文“honey”的音译。这音译也真是译得古朴大气,搁现在,准是“哈妮”什么的。
在我们面前,他称她为“阿拉honey”。一口一个“阿拉honey讲的”,“阿拉honey不会的”,加工组的阿姨妈妈们几乎要被肉麻得昏过去了。
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过两三回“阿拉honey”。我们两家相隔不到100米,因此从加工组下班,徐元章和我及我大哥是同路。我们总是一起从襄阳路转淮海路朝西,有时“阿拉honey”就会从华亭路斜刺里走出来,然后跟他一起回宝庆路3号。
见了我们便大方地打一声招呼,然后分道扬镳。
我必须说,“阿拉honey”是真漂亮,身材也惹火。无需多笔墨,想象一下香港歌星甄妮吧,区别是“阿拉honey”的脸更圆些。
加工组的小伙伴们以及阿姨妈妈自然要他不断地交代“恋爱过程”,他也从不拒绝,用阿姨妈妈们的话来说,徐元章是出了名的“皮厚”。但我听得出,他多数时候是在当场胡编,比如什么第一次香面孔(接吻)啦。
当然有时候也有真话。
有个礼拜一,徐元章又被问到:“昨日休息,你们两个人在一道做点啥啦?”
“真的没做啥呀,”徐元章不胜委屈,“早上么睡懒觉,吃好中饭,拿本书,坐在草地上,我一句一句读给她听。”
阿姨妈妈们哄笑起来,都说他俩有“神经病”。
“哪能不带她出去荡荡马路啦?”
“哪能不请她去吃吃生煎馒头牛肉汤啦?你怎么这么‘刮皮’,像只‘铁公鸡’喏。”
“电影么总归要看一场的呀,电影院里黑洞洞,一开场么你们又好香面孔唻。”
“哈哈哈哈——”
但我和几位他的同龄人听得无比艳羡,我甚至当即暗暗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谈一回“花园读书”这样的恋爱。
那一年,我18岁,徐元章他们也不过二十五六岁。
可惜好花不常开。
认得徐元章两年后我去外地插队,再三年我大哥病故,程氏姐弟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我回沪探亲,也只是与程氏姐弟见几面聊聊天,间接听到一些关于徐元章的消息,比如他生了一个女儿,像她妈妈,如此而已。
我最后一次见到徐元章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1984年,我考进电台当新闻记者。当时我们新闻部和文艺部都在北京东路2号的三楼。有一次我去找文艺部的同事聊天,没想到徐元章正好也在那间办公室。
后来我知道,他与《立体声之友》节目有联系,经常给节目组推荐一些外国最新的曲目和卡带之类的。
我当然要跟他打招呼的了。
“哎,这不是徐元章嘛,你怎么也到电台来了。”
没想到他很矜持,只是欠了欠身,说了声,“哎,你好呀”。
我看得出他眼睛里的意思是别张扬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年我跟他那么熟,我当然是不会看错的。于是我就很识相地借故走开了。
大家都称徐元章为画家,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文学鉴赏家和音乐鉴赏家。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感觉和看法都是一流的。
至于绘画,这是他从小习得并终生练习的。
在我的记忆里,他的绘画才艺好像只出过一次风头。
那好像是1967年初吧,那时的淮海中路汾阳路口,有三四块宽四五米高十来米的特大广告牌。音乐学院围墙外有一块,面朝东北;教育学院的墙外好像有三块,面朝西北,它们的对面就是那家著名的意大利餐馆天鹅阁。
“文革”来了,广告牌上当然要画宣传画,时称“红海洋”,而且必须是领袖画像。
为此,当年徐汇区会画画的几乎都被找来挑选,哈定来了,认得出哈定是因为哈定的画室当年就开在我们中学的围墙外,几乎每天放学都会经过。
徐元章也被挑中,他负责画音乐学院墙外的那块,是个著名的“八一八”侧面招手像。我记得我还在长长的竹梯下为他递过颜料板等家什呢。
前些年,陈丹青的哪本书里好像也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和陈逸飞都参加了当年汾阳路口的作画。但当时我只认得哈定和徐元章。
我至今还记得的一个细节是,在画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对我说:“这颧骨上的一点是最后一笔,也最难,因为它是全画最亮的地方,几乎要用白色颜料。但点在哪里要精准,如果是在地面上,我一定会得站在离画一米多的地方,端详良久,然后‘啪’一记点上去。可惜这里太高了,竹梯子离画面又那么近,站在梯子上眼睛离画只有一尺多,只好凭感觉了。”
当年圈内是怎么评价这几幅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当年汾阳路口作画也算是个大事件,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三四个人同时作画,也确实有当场比拼的气氛和味道。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感觉比对绘画的感觉还要好。
我大哥告诉过我一件事。
有一次他们几个一起偷偷地听老唱片,好像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时候,只见徐元章突然站了起来,跟音乐一起律动,并对他们说:“你们哪能坐得住的啦,听这种音乐么要站着听的呀。”众人愧甚。
改革开放了,他来电台为音乐节目帮忙,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我们在北京路大楼里好像又见到过几回,相互就点点头。我了解他的苦衷,他多少有点担心我的口风不够紧,我毕竟知道他太多。其实,直到今天之前,我都没怎么说起过他。
本世纪初,怀旧风最甚,因而宝庆路3号也貌似最红火的时候,我也没讲什么。
我只是对少数挚友提起过,徐元章无论如何算个人物。写写他拍拍他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而且,徐元章毕竟是有恩于我的,他教会我读书,我会一直记得他,但我再也不会去打扰他了。
我一直希望他的日子能过得好,尤其是听说“阿拉honey”带着女儿去了美国之后。
背地里默默关注着徐元章和那座花园洋房的人很多。
我妹妹其实跟他没有过任何交集,只是当年听我和大哥老是说起他,竟也一直关注着他。
前不久,我又接到她的短信:“徐元章走了。”
现在大家都说徐元章是上海滩上的“老克勒”。我想,徐元章内心深处恐怕是不会认同的,我也觉得他还不能算是。
他们这一代,目睹了上海滩大户人家被逐步的赶尽灭绝,上流社会的垮塌,贵族气息的消亡,徐元章心里是很清楚的,早在他认识我之前,上海的“老克勒”已经日薄西山,复兴无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