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今天——那年广播萌动过

昨日，有老朋友点题让我写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开台三十年的事儿。

我总觉得这事儿狠小众。谁还记得？广播圈内人大多也不关心，或不屑关心。写给谁看？

一觉醒来。想想，写就写吧。权当八卦了。

1987年5月11日，星期一。

早上七点。

北京东路二号五楼792直播室。

小小房间里只有四个人。时任综合科副科长李慧英、主持人刘文仪（文仪）、袁铭心（袁超）和我。

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六点开始的第一个栏目《金鸡唱晓》的片尾曲响起，宣告第一小时的直播结束时，文仪就扑倒在播音台上，双手捂脸，抽泣起来。高高大大的袁超木然起立，站着不动，眼镜片后有泪光。本来站在窗前的李慧英走过去，好像想说些什么，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蹲下，一张一张地捡起主持人直播时随手扔在桌边地下的稿纸。

我便走向那个窄窄的窗口，拉开绿色绒帘。太阳已经从外白渡桥的那边升起来了。

他们激动，是因为他们觉得，太不容易了。

也难怪。

广播，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样长时间直播了？

余生也晚，只听说1940年代姚慕双周柏春“唱电台”讲滑稽，就是长时间直播的。我也听说，广播前辈万仰祖老先生1940年代主持“大百万金（一种香烟品牌，亦是节目赞助商）空中书场”时，他和评弹艺人也都是长时间直播的。

毕竟，此前的近三四十年，好像再也没有。

他们的第一档节目顺利过去了。他们有时间激动。而我没有。

就在那时，隔壁的直播间里，同样长达一小时的《蔚兰信箱》的直播开始了；九点，肖亚的《市场旋律》更将长达两小时。监听是我的岗位职责。

确实，直播是主持人的事儿，稿子定完了，我也不再帮得上忙。但我一直以为，直播，恰如足球运动员踢点球。作为队友，你得在规则允许的离她最近的地方站着，为她鼓劲。

若问我对第一小时直播的感受，我说实话，我并不慌，因为该准备的我都准备了。

我只是有点煎熬。

因为直播节目的关键就在于主持人。我绝对相信文仪的努力和责任感。我也放心蔚兰的圆熟。肖亚当年最年轻，锐不可当，大家都看好她。

不过，媒体人都知道，虽然一直讲什么“内容为王”，却从来是“安全播出压倒一切”。出了差错，什么内容都是枉然。

所以，我稍稍有点不放心男播袁铭心。

论嗓音本钱，袁铭心可谓“沪上第一人”。至今无人撼动。

当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央广央视都归它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知青，据说第一批只相中了三个人，袁铭心就位列其中。什么？另两个是谁？一个是男的，姓姜名昆；另一个是女的，芳名殷秀梅。

那两个只是进了广播文工团。唯有他，被选中跟着张芝老师学播音，从体育解说起步。

但袁铭心不喜欢。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什么“7号传给8号，8号传给9号，一脚打门，最没劲了。”后来，为了结婚，他调回上海，进了电台。据说央广来人可是重点嘱咐上海台要好好培养的啊。

无他，本钱太好了。不用好，真的可惜了。

不过此君就是做事不是那么十分认真，生性也自由，容易让人不放心。

三十年前的今天，我之所以有点煎熬，多半是怕他出错呗。还好，那天他狠争气，一字没错。我从心里是感激他的。

1987年时的北京东路电台大门外

若有人问，怎么看待三十年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的开播？

首先，这次萌动是出于被迫。

改革都是被迫的。小岗村没饭吃十八个人才会立字据。

1986年，广播改革起于南粤。广东的珠江广播电台一开台就风生水起。她的领军人物余统浩先生当年的名气，一点也不亚于本世纪初的湖南广电局局长。

上海坐不住了。那年初冬，电台就派我和另一位同事南下广州去学习取经。

上海当年其实土得狠。三十多年计划经济的束缚，上海人的活力已经很有限了。换言之，上海人几乎已经忘了该如何振翅高飞了。

我们是坐飞机去的。波音707。飞机根本坐不满，且绝大多数乘客不会系安全带，不会放低靠背。机舱里还可以抽烟，人们却弹不开扶手上的烟灰缸。

我也只是第二次坐飞机，总算有过一次经验，没出洋相。

余统浩先生实话告诉我，当年广东的广播电视已经被香港冲得七零八落。广东地面，无论城乡，家家人家屋顶支着天线，直接看香港电视听香港广播。无奈之下，广东同行只好揭竿而起，才办了这么一个珠江台。

而上海人那时在干些什么呢？

当年，若有人去深圳出差，必干的一件事，就是买些VHS带子，借个录像机，在宾馆客房里录制香港电视台放的外国电影。带回上海后，大家传着看。边看还要边骂呢：“册那，香港电视里广告真多，一歇歇一段，一歇歇一段”。现在回想起来，是否会脸红。

学习回来后，赶紧搭了一个8人筹备小组，由1950年代上海广播“四大才子”之一，刚从青海调回来的刘继汉先生掌舵，匆匆筹划，匆匆上马。正所谓：“日子在扯皮里度过，节目从慌乱中推出”。后来，此联几乎成为了几十年来天朝广电生产的一条规律了。

事实上，确实是各种扯皮，各种不支持，内外都有。

在此仅举一例。

我从广东抄来的节目表，横向是周一到周日，纵向是早上6点开播到晚上24点结束。现在大家都看习惯许多年了，似乎节目表就该这样。但是，就在当年，《每周广播》报就是不肯登，理由是“听众会不习惯，看不明白”。好吧，我只好再把它还原成原先的“条头糕”。

今天，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当年肯定是支持改革的。但愿午夜梦回，你依然这么坚持认为。耶！

怎么评价三十年前的那次开播？

我在题目里已经给出了我的定位：广播的一次萌动。

我承认，1992年10月28日，东方广播电台的开播，是广播史上的大事件，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简而言之，我以为，1987年的萌动与1992年的轰动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历史上的秦与汉、隋与唐。

秦、隋都是二世而亡。经济台也只存在了三年，历经两任领导。陪葬的还有上海电视台的一台、二台制度。后来倒也换来了辉煌一时的东方电视台。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早晨。

1992年10月28日早晨八点。

北京东路二号底楼食堂。

东广史上第一档早新闻刚播完。那时我虽已在电视台工作，还是无法拒绝陈圣来先生和尹明华先生的诚邀，做了东广早新闻的三个直播评论员之一。另两位是新民晚报的习慧泽先生和文汇报的袁夏良先生。

我进食堂吃饭时，劈头遇上老局长邹凡扬先生。

他问我：“听了吗？”

我说，“不但听了，还参与做了。”

“什么感觉？”

“我觉得新闻本来就应该做成这个样子的呀。”

邹凡扬先生略略沉思一会儿，说，“我们是不是早该如此了？”

这话，现在想来，意味深长啊。

当时我并没有回答。

因为，1987年我们萌动过了，但天时没站在我们一边。

回到三十年前的今天。

792直播间正好有一扇窄窄的窗对着外滩。那天早上，对着外滩，我想了很多。

天空了无痕迹，鸟儿早已飞过。

人，和人的行为，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到1987年，上海开埠已经144年了。

正好一副麻将牌。

我们打得并不好啊。垃圾和的多。

应该说，我们是愧对上海的。本来，上海还可以更好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