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连载）第一次的回家路1
过年了，发一篇小说吧。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不爱听。不过，我还是想说出来。
过年，都要回家。那就看看我当年是怎么回家的吧。
第一章 下雪了
一早，不知是冻的，还是思乡心切，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
披衣坐起，先点根烟来抽。
随着一口长气呼出，我默默对自己说：经历了六个月的山村生活和四个月的民工生涯之后，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
另一只手不由自主地伸进棉大衣的口袋，摸一摸昨天在镇上事先买好的那张长途汽车票。
早上八点即可发车，十二点前可到省会南昌。如果顺利的话，即可坐上下午三点半的火车，明天，也就是1970年的1月3号，早上八点左右，我就可以站在上海北火车站的月台上了！
上一次站上那个月台，是1969年的3月9号，我们被那个城市无情地欢送。
越想越兴奋，哪里还坐得住。
干脆起身出屋，对着这山头去吼它几嗓子！
待推开门，我的下巴差点掉地上：外面一派银色世界。
下雪了。很大很大的雪。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山中雪景，果然摄我魂魄。
雨是聒噪的，哗啦哗啦，第一反应就是避之惟恐不远；而雪是宁静的，一语不发，翻飞起舞，连躲开的念头都不起。
美，都是令人不安的。
不是么，我的思绪去哪儿了？
这不，这么厚的雪，那班车还能进山么？
唉，第一次的回家路，怎么这么难！
昨天还在暗自庆幸，阿顺和我费尽心机，终于逃出了那个民工云集的水库工地，回到生产队。
队里的其他小伙伴早就回上海了。
也好，没人会追问我俩。
罗队长也一点没察觉我俩有什么不对，反而急着要将当年的年终分红结果告诉我俩。
生产队里除了帮我俩留足了来年的口粮，竟然还略有结余，好像还有50块钱可分。
罗队长又不无歉意地解释，队里没那么多现金，会有一些实物分配。
每人分两斤黄豆、好像还有芝麻、赤豆？还有每人两把竹交椅，一个直径一米的竹籩。还有什么？实在想不起来了。
太好了！
我俩本来的行李是一人一个军挎，正愁没法跟家人交待呢。
这黄豆芝麻什么的，都是正宗年货啊，上海还要配给呢。竹交椅么，热天弄堂里乘乘风凉，竹籩么过了年正好还可以晒晒吃不完的冬粉呢。
七扣八扣，每人还拿到了20多块现金。
高兴还来不及呢，你罗队长有什么可歉意的。
可是，老天爷就像是个任性的孩子，刚给你开一道门缝，转眼就关门落闩；刚给你一线阳光，转眼就是漫天大雪。
正愁着，房东大叔从隔壁披衣踱步而来。
“看样子你们是走不成喽，这雪，三天不得化。”
“今天班车会不会来？”
“肯定不来，恁大的雪，谁敢开唦。”
阿顺和我当然不信了。
我们还是挑着分红得来的战利品和自己的军挎，踏雪上街去了。
汽车站站长一脸不屑：
“来干啥？今天不会有车。三天里都不会有，大雪封山了。”
“那这车票呢？”
“不用退的，顺延嘛，哪天班车来了哪天照样用。”
“那需要天天来打听消息不？”
“不必。你们看到雪停了，太阳出来了，你们就来，保准有班车，车票也保准有效。”
我俩只好把那些战利品寄存在车站对面的那个大院里，大队书记就住在那里。
所谓寄存，就是放在他家堂屋墙根而已。没人会要。
走出那个大院，阿顺扔过一根烟来：
“还记得昨天凌晨么？卡车就停在这门口？”
“当然记得，多惊险啊！尤其七排长来查岗那一刻。”
“反正我那时已经横竖横了，说什么都得走。”
“我还是有点慌的，毕竟没请假。”
“瞧你这胆子，要不是我坚持，你哪里回得来哦。”
于是，1969年最后那个夜晚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又回到了我的眼前。
第二章 来车了
1969年的最后一天，阿顺和我还在离生产队100多里地的水库工地上。
那年头，民工都按军事化组织，一个公社为一个连，下分排班。
阿顺是八排排长，我是九排排长。
可我们决定，当夜出逃。
因为那天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
晚上，连里要召开年底庆功表彰大会，公社领导也要来参加，还要带文艺小分队来表演节目。
公社领导和小分队将坐卡车来，顺便拉些慰问品来，有给大家下饭的酱菜、萝卜、番薯藤，还有少量猪肉！然后空车回去。
阿顺去意已决，我还有点纠结。
因为我被评为本年度先进中的标兵，当晚的表彰大会上还要作“活学活用”的发言呢。
公社的葛连长很看重我的发言，一定要我好好准备准备。
“这样一走了之，不好吧？”
“啥好不好，侬戆啊？上海也覅回去啦。”
“上海么当然要回去嗰。”
“搿么好唻。”
我俩都知道不能请假。
让你们当排长，正培养你们呢，如果能在水库工地再过上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他们对知青的再教育就更成功了。
但工地上的日子，还真不是人过的。两个人一起扛，尚且熬不住，若果为了面子，我一人留下，这日子又怎么过得下去呢。
下午，全工地放假。
全部由毛竹搭成的大工棚里，我俩悄悄把行李整理好了，每人一条扁担两个箩筐。
逃跑归逃跑，自己的被子还是要带走的，面盆也算贵重物品，都是独一份呀。
因为要以身作则的缘故，我俩睡上铺，所以动静不大。
然后，阿顺就这么斜躺着，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
我还要找个地方去写当晚的发言稿。
幸好冬天日短，很快就天黑了。
再核对一下细节。
大会六点半开，意味着公社领导会在六点半前到达工地，也就意味着卡车会停在离工地三四里路的公路尽头。
车上的慰问品一抬到工地，大家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慰问品上。
等到大会开始，每个人又都必须参加。那年头，纪律是革命与否的分水岭，一般人不敢溜。
我发言一完回工棚后，我俩立即挑着行李摸黑走三四里地，爬上卡车，躲进角落。
待到领导和小分队都回到车上，车子一发动，便可大功告成。
应该对一下表，但第一年，我俩都还没表。
六点半，大会准时开始。
我必须离开工棚，因为我是第三个发言。
“我先去发言，等我。”
“那我就不去了，去了反而目标太大。”阿顺说。
也对，毕竟他是当排长的，到了那里，还不得整个队，喊个口号什么的，说不定就走不脱了。
夜色中，我刚走到主席台侧，就有人从背后拍我肩膀：
“你小子，哪里走！”一声暴喝。
顿时一身冷汗。
神不知鬼不觉的啊，怎么可能走漏风声？
赶紧回头一看，原来是七排长。
“正到处找你呢，今天我是总值班长，你们发言的赶紧一个也别再走开了，到时候我怎么交账？”
乖乖弄嘀咚，我还以为没得命了呢。
主席台也是全部由毛竹搭成的，偌大个台上就放着一个学校的课桌，红布裹着，上面放一个麦克风。
夜风吹得梁上横幅和背景墙前的红旗猎猎作响，在我听来，每一阵风都从我脆弱的心头掠过，寒咝咝的。
台下是一大片收割后的稻田，黑压压的坐满了民工，少说也有两万人。
这可是我第一次当这么多人的面讲话，心里不免慌张起来。
第一个发言者已经开始发言。
在台侧的我赶紧从口袋里拿出发言稿来，想再熟悉熟悉。
不知怎的，手竟抖了起来。
紧接着，两只脚也不听使唤，开始“笃泡饭”了。
心里更是慌到不行，灵魂像是已经被挂在台前示众似的，无处可逃。
这大半年来，起起落落的，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混了个排长，还混了个先进，眼看不利局面扭转很多，我就不能再咬一咬牙，在工地上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么？来个彻底翻身么？
今晚，我真的就要这样逃走么？真的舍得前功尽弃么？
（未完待续）
我最近还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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