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电视机票狠狠吃香的年代（下）
接着谈电视机票的事情。
因为我的媒体公关对象基本上是固定的，就这么十来个记者，所以每次厂里有了内部供应的电视机票，大概两三个月就会有一次吧，他们就都有份。
作为联系电视机厂的记者，他们联系的不止我的老厂一家，别的厂家也会有票子“孝敬”，他们自己家里肯定早买好了电视机，因此再发给他们的票子会散在他们的亲友圈里。
左三为党委书记汪宝珩，左四为厂长郑文辉。
吾友徐益（当年已在电视台）的回忆及时地为我做了佐证。他在他的博文中如实写道：
“与十八厂交往多了，关系密切了，常应朋友同事家人之求，托厂里熟人讨要电视机购物券。80年代初，电视机是紧俏商品，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黑白的），就是飞跃牌，它就是凭厂长批条子给我的购物券购买的。”
送出票子，绝非公关的结束，而是开始。
当年电视机的质量还不够稳定，返修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很多人一定还记得，当年报纸上曾经登出过四幅漫画，用四部老电影的名字来讽刺电视机的质量问题。
它们是：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开机很久才亮）；
《多瑙河之波》（图像扭动）；
《看不见的战线》（只剩中间一条线）；
《今天我休息》（黑屏）。
所以，在拿到票子的时候，那些记者们都会有担心，将来坏了怎么办，尤其是过了一年的保修期怎么办。
为此，我就先出豪言——当年也是后生无畏，余勇可贾——不用怕，只要我在，你们的电视机漫说过了一年，一百年也免费保修。
而且，送修期间，老厂服务部还可以免费借一台电视机让你回家先看着，省得你追看什么《姿三四郎》、《排球女将》，还要跑到邻舍隔壁去。
前排左起：俞副厂长、丁副厂长、陈副厂长、吴副书记、孙副书记‘。后排左起：保卫科长、曾副厂长、财务科长、生产科长。
事情就是这样，你越是爽气，找你麻烦的人就越少。
就像从前插队的时候，家里寄来了烟啊糖果啊麦乳精啊咸肉啊炒酱啊乃至炒麦粉啊，你一律直接放在众人面前，人家尝过了以后总会给你留一些的。
相反，要是谁什么东西都藏着掖着，那别人就老惦记着你这些东西。尤其我们这些习惯于打秋风的男生，嘴馋了，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就是要设法分吃掉你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来找我修电视机的确实不多。
来了也都能感受到当年老厂堪称一流的服务，我当然是全程陪同。
当然，总有个别的不识相的朋友。
有位记者朋友，也许是因为拿得到的票子太多了吧，居然送到了他丈母娘家的故乡安徽。
也是不巧，偏偏那台电视机看得很不爽，图像总是不清晰也不稳定。
于是他打电话给我，说要送上海来修。
我当然是满口答应。
庆祝新品下线。
那年头，修电视机绝对是“大兴（jing）轰（gong）”。
别说外地了，就拿上海本地的来说吧。
星期天（那时没有双休日），各电视机厂的服务部都人满为患。
若平时来，家里要有人请假或调休，最好还要两个人，因为电视机要抬着，不敢拎着。
还要卖面子开口问隔壁大饼摊或里弄生产组借一部黄鱼车（三轮货车），一是因为当年公交车实在是挤不上去，再一个也是太爱惜电视机，就怕磕磕碰碰，老病未除，又添新痕。
那位记者的安徽亲戚家更是来了三个人，不说坐火车，3张长途汽车票也够呛，上海还要安排住，住地下室也是钱哪。
他自己当然还得陪得来。
我事先打电话给服务部的哥儿们，说今天给你们找了一单外地的活，要注意品牌形象哦。
车间流水线。
结果，打开后盖一查，其实并无任何质量问题。
在反复询问调查后，服务部的哥儿们告诉我，其实是接收环境与使用方法的问题。
但因为有我的招呼在先，他们也丝毫不敢有一丝嘲笑的意思。
若是上海本地的，说不定哪位兄弟心情不好，便会冲口而出：“朋友，侬电视看得来否啊？”
哥几个只好耐心地教他们，回去以后，该怎样放置电视机，不要太靠墙，信号不好最好要放在窗下，实在不行，用更高的室外天线及其专业配件，等等。
完事后，我对那位记者朋友说，这样的保修，我依然可以如我所承诺的免费一百年。而你，这种“包结婚还要包养儿子”的“媒婆”，恐怕再做个两三次，就要叫苦不迭了吧。
其实，我想告诉他的是，送票子这事儿，别散得那么开，差不多就行了。
别老想着送的时候有多风光，修起来也真要命啊。
就是因了这断命的媒体公关，我可没少麻烦老厂技术服务部的兄弟们。
他们每次都做得很到位，让我脸上有光。
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我带着厂办乃至厂领导的任务去压他们，我们本身就是好朋友。
当年，上海无线电十八厂团委有一支青年服务队，那可是全国新长征突击队。
青年服务队主要就是以利用业余时间，上门为老百姓修电视机而出名的，乃至誉满全国。
技术服务部的团员，特别是修理手艺高强的，绝对是青年服务队的骨干成员。
而我在做厂办秘书之前，曾从质检科借调到团委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正是青年服务队艰难草创时期。
我也曾不止一次和他们一起，晚上骑着自行车，照着来信上的地址，到人家家里去修过电视机。
前排左八的上方第三排是老厂长，再上方最后一排是在下。
而我本人也是会修电视机的哦。
我刚进厂，分在四车间。曾在装配流水线上，像卓别林一样干活。
后来我主动提出要学技术，经反复纠缠，领导就把我调到了“开口组”。
关于“开口”，容我稍微解释几句。
当年的电视机有400多个分立元器件，流水线工人将他们先后全部装上去以后，插上电源，不是每个电视机都会亮，亮了也不一定都有图像。
那些装完以后，一开就亮就有图像的电视机，日本人称它为“一次性直通”，那无疑是质量最稳定的电视机。
所以，电视机质量哪家强？别的都是废话，首先就看它“一次性直通率”高不高。
其他如“一次性合格率”、“开箱率”都是扯淡。
1980年代初，日本最好的索尼电视机的“一次性通过率”也不到80%。我们国内都超不过50% 。
因此，那么多没法“一次性直通”的电视机就需要调试，把它调亮，调出图像来。
就像哑巴不会说话，我们“开口组”的任务就是要让它开口说话。
这种岗位，在装配车间里，无疑是很有挑战性的。
我一向喜欢挑战。
老厂青年服务队在空四军大院服务。后排右四是空四军军长、战斗英雄韩德彩。我在照相机后面。
记得有一次，我们“开口组”接到一个电话，是技术服务部打来的，问，有一种毛病车间里遇见过没有。
当时，车间青工很嫉妒服务部的青工，因为他们上班自由，还有外快（由于技术好，业余时间都在外面帮人家装自制电视机赚钱），所以就没好气地回答道：
“碰着问题来寻车间啦，你们不都是老师傅嘛，还有啥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们车间忙，没空。”
咔，电话挂了。
第二天中午，技术服务部的正副主任亲自出马，拿着一台电视机来到我们车间，由车间主任陪着来到了我们组，十分谦恭地请求合作和帮助，还为昨天的电话里他们修理工的态度表示道歉。
我们都要笑死了，嘲人的明明是我们。
车间主任当然很清楚所有底细，便打圆场说：“玩笑到此结束，生活归生活做。”
很给我们面子。
那就看病吧。
打开那台电视机，5频道8频道都很好，但调到0频道（亦称空频道）时，屏幕下三分之一处，有一条不易发现的滚条。
我们几个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前不久我们遇到过这种现象。
那服务部主任很实在，他说：
“这点毛病，本来不影响收看，若是一般用户，解释两句也就过去了。问题是这个用户是航天局的电子工程师，也是搞电视的，内行啊。”
于是，服务部从一般修理工到老师傅都帮着查了，就是修不好。昨天晚上，主任自己也查了一晚上，还是不得要领。
“而且，那工程师说，他家已经闷声不响地看了11个月了，他现在问的问题是，再过一个月，保修期过了，如果这个现象发展成故障，厂里还管不管。给他换么，厂里肯定不肯的。”
我们顿时没有了恶作剧的心思。
大家一致推选我出面，我也就当仁不让了。
“视放板上的问题，一只电容穿忒了，”我冷冷地回答道，连头也不抬，打开抽屉，找出一只0.033μF的电容来，将两只脚扎在原来接点的焊锡上，问，“滚条还有吗？”
滚条当然不见了。
两位主任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连下巴也忘了收上去。接着就伸出大拇指来。
大家只有屏牢不笑。
有一位同事也许从前实在太憋屈了，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阿拉呆想想么，这点问题你们服务部怎么会解决不了呢。”
两位主任并不计较，还是很客气地再三道谢，然后拿着电视机就走了。
人一走，大家终于大笑起来。
“朋友，”喊我呢，“侬可以嗰，演技一流！”
当时我进厂不久，服务部几乎没人认得我。据说那天他们到处打听，那个戴眼镜的是何方神圣。
其实，这就叫“隔行如隔山”。
我们是调试新电视机的，所有故障都是先天不足；他们是修理使用过的旧电视机的，很多是劳损现象。
思路不一样，寻找问题的方向也就大相径庭了。
因为前不久有一批0.033μF电容质量不好，那滚条在我们眼前反复出现，一开始也有混过去的，后来多了，我们便花力气把原因找出来了。
如此而已。
四车间部分新老同事
顺便自夸一句，我不但修过电视机，还装过电视机。
我们结婚用的12吋黑白电视机就是我们夫妻俩一起淘零件一起装一起调试出来的。
还有好玩的。我们俩自装电视机，当然有便利，所以只花了八九十块钱。看了两年之后，厂里发18吋进口原装彩电了，于是赶紧把这部电视机卖掉。家里也实在放不下，床底下又塞不进。
我骑自行车还没到襄阳南路南昌路口呢，就被人拦下，问，你的电视机是不是要卖掉？别去那里，有手续费。卖给我吧。我问，你出啥价钿。他说一百二。我想不没想就给他了。
你想，白看了两年多，还有二三十块钱入港，何乐而不为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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