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是怎样回上海的（二）
第二章 不信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在了周团长的面前。
那么复杂的工作调动，突然很简单。
周团长说，你的任务是每年一台大戏（三幕以上的地方戏），一台小戏（独幕剧）和一台晚会。
为此还有一个月的创作假，夏天可以上庐山边避暑边写。很诱人。
工资是每月33元，这个月过了15号了，等会儿先到财务那里支15块钱，买饭菜票，下月扣还。
就是宿舍，恐怕要委屈一下。砖瓦房没有了，门楼上还有几间板房，反正也没家属，一个人先克服一下吧，有机会再调整。
就这些。
临分手时，周团长拍了拍我的肩膀，“翟副书记是真喜欢你，当然我也喜欢。不过真的让我一个人做主，我会很挣扎，毕竟那个女孩的小提琴拉得是真好。”
“既然基层剧团容不下她，周团长帮她推荐推荐，去考考你的老东家省歌舞剧院？”我趁机递话给他。
“哎，提醒得好，过年回南昌去，见了我那些老朋友，我真的可以帮她说说。”
我终于“上调”了。
七年来，我眼看着我身边的伙伴一一离去。
有的只种了半年田就去了县办厂，有的苦了三年又去了矿山，有的当兵，有的当警察，最眼热的要数保送上大学，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
1973年那次，我准备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一个“交白卷”事件，又不择优录取了。
总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至少还有一多半人没走成吧，我走成了。
但一想到本来这个名额也可以属于那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子的，心里竟然有了一星半点的愧疚。
下午开表彰座谈会的时候，她就坐在我的斜对面。
每一次不经意的四目相对都让我惴惴不安，我决定会后把一切都告诉她。
那年头的县城就一条大街，会场在街这一头的广场，唯一的旅店在街的那一头。
冬天的傍晚，店铺都已早早地关了门，人们都回家烤火取暖去了，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就这么踩着冰渣，我送她回旅店。因为今天下午有会，她买的是明天一早的汽车票。
琴琴说，这个结果基本在她的预料之中。小提琴在这里太“阳春白雪”了。
至于考省歌舞剧院，她说她已经去试探过了，没人认识，还真的连个名也报不上。
我说我会盯住周团长的。
这世界真小。
琴琴说她有个远房表姐也在这里插队，就在我原来的那个公社，问我认不认得。
谁？谭亭薇？当然认识，老高中生，又长得那么漂亮。运气也不错，上个月刚刚被保送去了上海师范学院。
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心理压力。
毕竟插队也插了六七年了，我们都自认为还够优秀，生活却毫无变化，烦哪。
尤其今年，有一股暗流正在悄悄潜入各个知青集体户，动摇着每一个知青的心旌。
那就是不少人都开始搞病退了，即以有病不适合插队为由将户口退回上海。
从那一刻起，离开山村，不但可以靠所谓的卓越表现，也可以靠所谓的办法和门路了。
奋斗的意义一下子黯然失色。
“我不想这样离开，”琴琴说，“我还是想靠我自己。更何况，我什么病都没有，如果可以放开吃，我一顿可以吃下半头猪去。”
我那时想的也是要靠自己。
“生产队里其他人都回上海找毛病去了，”琴琴继续幽幽地说下去，“说来好奇怪，人本来是怕有毛病的，现在呢，却去主动寻找毛病了，真是有毛病。”
“别人也是迫不得已，上调的名额那么少，猴年马月也轮不到啊。我们自己没想好就不做，别人要这么做也没什么错。”
“那是自然。所以，今年我说什么也不回去过年。你想，大家碰头了，肯定只谈这件事，我一点也不想听。”
一个人在山里过年也挺难熬的。
“我不怕。在这里我至少可以不听爷娘的还有亲眷淘里的罗嗦了，什么谁家谁谁也上调了，什么小姑娘要努力啊，烦死了。”
我也很烦这个。
“尤其今年，我表姐又被保送上了大学，这样一来，我的压力就更大了。”
“……如果这次是你进了剧团的话，”我一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宽慰她，竟然连这样有炫耀嫌疑的话都说了出来。
“我没有进剧团，却多了一个在剧团的朋友，我很知足啦。”还是她会宽慰人。
第二天，她回到她的萝卜潭，我留在了我的县剧团。
我们都没有回上海过年，但我们也一直没见面，只是通了一两封信。
信里依然满是焦虑，将至的那个春天，注定不会那么平静。
第三章 不期
那天是正月十三，看门的老查来叫我，说门口有人找。
虽说剧团也是国家单位，说起来春节只放三天假，毕竟受到民风影响，元宵之前，大家都在拼命地走亲戚呢，根本不上班。
从小年夜开始，剧团里只剩下老查，一对南昌知青小夫妻和我。
谁呢？
披着军大衣，我就出了门。
只见一个蛮帅气的小伙子冲着我笑呢。
从穿着看得出是上海人，五官生动，有点外国人味道。
“你，找我？”
“是的。我是琴琴的中学同学，我们都在萝卜潭插队，一道的。听琴琴说起过你了，唔，见了真人还挺像的。”
天这么冷，赶紧请进屋，顺手把老查的炭盆也借了过来。
“这么早就回来啦？往年不是这样的吧，”我的印象中，上海知青一般都要挨到三月底才会返乡，赶得上春耕就行。有的更迟，五六月份的都有。
“今年都回来了！”他的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兴奋。
他自我介绍叫威廉，文革后不让叫洋名字了，便改叫阿廉。
“今年大家都回来得早，在上海呆不住啊，赶紧回来办正经事。”
阿廉说的正经事，就是搞病退。
他说，去年一回去，大家就四处找人啊托人啊，看医生拍片子找毛病。
还有就是各地知青大串门，互相讨教啊，什么病可以搞病退什么不可以都要事先搞清爽啊。
“骨头是硬毛病，看X光片最过硬，什么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肯定可以病退。胃病肾病什么的则是软毛病，要积累病史的，半年以上才认。”阿廉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哎，你眼镜多少度？”
“十岁第一次戴眼镜时就是650度，现在肯定还要深些，但最近没验过光。”我说。
“行的，800度就可以退了，你也可以试试啊。”
“还是说说你的来意吧。”我和琴琴一样，还没想好。
“你看，说着说着，把正事给忘了。”阿廉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这不，从上海回来嘛，总归带点好吃的。琴琴虽然没回去，我们到她家里去过了，也帮她带了些来。要说琴琴人真好，她最想着你了，让我来叫你一起去萝卜潭住两天，也打打牙祭。你们在这里过年过得苦煞了。”
“哦唷，这倒不好意思的，我和琴琴也是刚认得的呢。”
“得了吧你，哎，悄悄告诉我，你们是不是一见钟情了？”
“去你的！”什么一见钟情，琴琴和我至多是一根绳子上拴着的两只到了秋后也不想胡乱蹦跶的蚂蚱而已。
我马上简单收拾一下，跟老查打个招呼，便和阿廉一起直奔萝卜潭。
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也聊得很开。
我知道了阿廉的父亲是国际海员，母亲是教书的，家境不错，每个月给他寄50元钱来，比一个上海小青工的月工资还高出许多。
所以他为人比较四海，出手大方，也很热心。
我还知道了，这次他回上海找毛病其实是一筹莫展的，但他挺稳得住的，别人问起来，他总是回答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未完待续）
我最近还写过：
如果用手机打赏，请长按此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