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文私人教师C先生

畸笔叟畸笔叟 2022-01-11

前两天，一个人在老城厢转来转去，居然走了有十五六里路，到后来转法转法竟然转到大兴街来了。

不禁自问，大兴街，我多久没来了？

屈指一算，竟有40年了！

于是，那些日子突然回到了眼前。

记得好像是1978年深秋。

我参加的那个街道里办的英语补习班9月刚起的头，不到两个月，就突然办不下去了。说是教我们的老师落实政策回大学上班去了。

“平反”是那几年的热点。

但正学到兴头上的我便一下子没了方向。

有位同学问我，你这么想学，我给你介绍一位私人教师如何？

我说好啊。

他说，那个私人教师水平绝对高，只是收费会昂贵些。

有多昂贵？

每周授课一小时，月费大洋六元。

这在当年确乎有点贵的。

当年上班族，月薪一律36元，绝对的绝对平均主义。

6元就是月薪的六分之一了。

如果按现在拿3000元月薪来比，月费就是500元，每小时就是100多元。

想了一想，我还是咬牙同意了。

我这个人，性懒，学习就是要有人或者别的什么逼着。我又很抠门，能把一分钱的铅角子看得比人民广场还大。

所以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只要我时时肉痛付出去的这600个“人民广场”，我就会不停止我的学英语了。

两天后，那位同学告诉我，当晚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去面试云云，随手给了我地址，陆家浜路大兴街口。

陆家浜路大兴街口，现在是一幢摩天大厦了，底层是浦发银行。

而当时，沿陆家浜路，这里是一排朝南的只有二层高的矮房子。

我的英语私人教师C先生就住在这里，老门牌号记不全了，只记得尾数好像是9，推算下来，该是1019号？无可稽考了。

C先生家住二楼，从一部吱嘎作响的又窄又暗的木楼梯上去，前间好像一个六角形的亭子，有两扇临街的窗，算是起居室了，后间是卧室。其实，两间加起来才十几个平米，煤球炉子只好放在门外的楼梯转角上。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住房条件在当年不但不算很困难，还可以忝列中等，连不算“中偏下”。

比起众多吃喝拉撒男女老少同在一个斗室的苦主们，很可以自慰的呢。

那天，我去得略略早了些，C先生还在逼仄的前间里给四五个孩子补课，他年青美丽的妻子和刚满两岁的大胖儿子则蜷缩在后间。我只好在门外楼梯转角的煤球炉边抽烟，等候。

未几，课散了。C先生一迭声道歉地把我请进了前间。

他身材魁梧，圆脸，戴黑框眼镜，有点调皮的五官，像大孩子。

我们并排坐在他家的旧沙发里聊了起来，一点也没有所谓面试的紧张气氛，倒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一对年庚，他只大我6岁。

临了，他说，虽然他带有十来个班，有从ABC学起的、有初级的、中级的、有专为高考复习的，也有专为出国考托福的，但好像插在哪个班里都不合适我。又是朋友所托，不好回绝我。

“这样吧，每周六晚上7到8点，你来，我们用英语会话一小时，如何？”

当然好的。

我顺势战战兢兢地赶紧将第一个月的6元月费奉上，生怕他立刻又会变卦似的。

从那时起，每周六晚上的这一小时就成了我一周里最期待的时刻，远远超过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我对与恋人约会的期待。

与其说是师生，莫若说是哥们。

我们从英语谈到文学、诗歌、艺术，乃至政治与社会。

我那点可怜的词汇量显然不敷应付，一开始他给我提词，谈到入港处，两个男人干脆用母语高谈阔论起来，声震屋瓦地大笑。

躲在后间的年青师母有时会在过来为我们续茶水，她常常嗔怪丈夫：

“你这是在上课么，为师的也没个为师的样子。”

会话中，我也慢慢知道，他是文革前一年进的邮电519厂，英语全靠自学。

待到高考恢复，他一考就进了大学。

也是血气方刚，上课时，他老是用比老师更流利更扎实的英语诘问老师，直弄到老师连课也上不下去。

据说，经英语教研组的老专家们考察研究，认为此生再从大学一年级读起，纯属浪费韶光，建议立即留校当助教，直接参加英语教学。

风光是很风光，却也留下后遗症。若干年后加工资评职称，才发现自己连大学毕业文凭都没有，补也没处补了，这是后话。

就这样，才到了要交第二个月的月费的时候，C先生就拦住了我：

“都成好朋友了，再给钱多见外。”

我也不争，只是在告别之前，瞅准机会塞给师母。

另外，我的英语水平真的见长不少。

半年后，我偶遇那个把我介绍给C先生的同学，我们用英语交谈，他已经很明显地跟不上我的趟了。而就在半年前，我听他讲英语还非常吃力呢。

就在这期间，我离开了代课教师的岗位，进全民所有制企业“顶替”我母亲当了工人。

所有亲戚朋友都说我抓住了机遇。

只有C先生说，你最合适当老师，别的你什么也干不到那样好。

我心里狠狠清楚，我确被他不幸而言中。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只做了7个月的代课教师，而干了30多年其他别的。

这就叫诤友，百年一遇。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眼秋逝冬尽，春去夏来。

还是一个周六的夜晚，我刚敲开他家底楼的门，他的邻居就告诉我说：

“不好了，C先生吐血了，面孔煞白，样子怕人得很，送到医院去了，老婆也跟去了。”

“啥辰光？啥医院？”

“就今朝吃中饭快，医院么，伊个劳保医院，邮电医院呀。”

我转身骑上车，直奔长乐路而去。

一路上，我就在想，C先生一准是累的。

白天在大学里教书，晚上还开了那么多的补习班。每周一到周六（那时没有双休日），晚上都有班；到了周日，则是上午下午晚上各开一班。周六还要加我的一档会话。

连轴转啊！何况他告诉过我，他曾经得过肝炎。

富是先富起来了，可是身体……，他才32岁啊。

到得邮电医院，人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

门口只有不停啜泣的师母和几个他的出国班里的学生，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复旦的二年级生，好象姓刘，20岁了，是除我以外年龄最大的学生。

邮电519厂工会有人来过了，看到医院如此全力抢救，放心地离开了。

没有其他人。C先生一次也没在我面前提起过他的父母，我也从来没见过。

出国班的学生们告诉我，会诊颇费周折，因为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而C先生本人则已昏迷。

一种意见明显受到来自厂里的信息的影响，全厂都知道，他为了养病，习练气功多年，有过气走偏锋的纪录，因此怀疑他是否又是走火入魔才吐的血。

另一种意见则怀疑他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引起胃底大出血。

几小时反复争论的结果，据说是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遂按此作抢救方案并进行手术。

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术室外等候的经历，很难熬。

忙碌进出的医生护士个个一脸严肃，坚不吐实。

一旁以泪洗面的师母又是那么的无助，我第一次感到劝慰的话语比沙漠里的水还要难找。

子夜了，手术进行了8个小时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我们几个学生只好草草商议一番，决定有的送师母回家，她呆着也是无益。其他人回家休息，作好轮班值夜的准备。留下小刘和我两个年纪最大的学生继续守候。

大概是一点刚过吧，C先生被推进了病房。浑身插满各种管子，还没有从麻醉状态下醒来。

我轻轻地将师母交给我的C先生的眼镜和手表放在床头柜上，以备他醒来后象平时那样，伸手就可以拿到。

我们连灯也不敢开，生怕会吵醒他。

就这样，小刘和我，并排坐在他的床边，用很低的声音不时交谈着，等着天明。

小刘的父亲也是医生，悬壶济世几十年，到文革还是受尽凌辱，吃尽苦头。

没想到，一个自己当年治愈的阑尾炎病人，不知怎的，辗转到了美国洛杉矶。一俟国家开放，就通过写信等各种方法找到了他父亲，说什么也要救命恩人去美国享福，一切手续费用都由他来。

他父亲对斯人斯事早已没有半点印象。

推辞再四不过，他父亲只好说，你真有这份心，就担保我儿子去那里求学吧。

这就是他已经考入名校复旦，依然坚决要退学，并抓紧时间跟着C先生学英语的全部原因。

太阳升起的时候，C先生睁开眼来。

我给他戴上眼镜，他认出了我。

我去握他绵软的大手，他也握住我的，泪珠滑落。

“好了，一切都会好的。”

赶紧叫小刘去给师母打公用电话。

第二天是星期天。

中午我们几个学生会齐后，又是一番商议。

我自告奋勇要值第一个夜班，师母想争，被大家劝住了。

“家里、孩子都靠你一个人，你要多休息。”

C先生恢复很快，管子都已拔去，可以斜依床头，也可以低声说话了。

医生告诉我，多亏了他那一身肉，否则能不能下手术台都难说。

毕竟年轻啊，才32岁。

那夜的谈话惊心动魄，是我始料不及的。

C先生竟然说，“如果这次，我过不了这一关，你要帮我完成我的一个心愿。我跟我老婆说好了，我的所有书籍托你全权保管。她没读过多少书，又要拉扯我儿子，我怕她一旦难以维持生计，就会将书都卖掉。我一生没有别的财产，最可宝贵的，就是这些书了。等我儿子长大后，你再慢慢给他读。我想过了，只有你能做到，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当然没有答应。

那时，我已经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尊师了，我正颜呵斥他太糊涂，简直是疯了。

一切都在向好，怎么可以说这样的傻话呢。

泪珠再次涌出，手也再次紧握。

几天后，又轮到我值夜。

C先生的情绪稳定多了，言语也理智，只是幽默还没完全回归。

那一夜，他又对我说，他有一桩心事未了。

“住院以来，别的补习班都散了，孩子的家长们也都能谅解。惟独高复班我有些担心呢。”

原来，C先生对高复班孩子的家长是有承诺在先的，就是确保补习后的孩子英语高考在70分（满分为100分）以上。

他就是这样一个做事从来不给自己留退路的汉子。

当然，月费也因此而提高，是42元。同样以现在月薪3000元换算，那就相当于现在的4000元了。

手不可谓不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