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开启宗教对话的大门 ——从「梵二之父」若望二十三世谈起
文/段春生 综合编辑/海鸥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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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由教会历史学博士段春生神父撰写，于2017年发表在《神思》杂志上。现经其本人授权，在此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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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众所周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Saint John XXIII，1881-1963，1958-1963任教宗职）是一位广为大家喜爱的「人民的教宗」与「好牧人」。他在任期间最大的手笔，就是在梵蒂冈成功的召开了天主教第二十一届大公会议。1963年，若望教宗撰写的《和平于地》（Pacem in Terris）更是第一部同时向天主教信徒和「一切善意人士」而发的教宗通谕，为梵二大公会议的召开指明了方向。若望二十三世使教会搭上了开往现代化的列车，被誉为「梵二之父」。
在梵二开幕词中，圣教宗明确指出教会要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 della Chiesa）,由此，开启了教会与世界，与其它宗教对话的大门。这扇洞开的对话大门，不仅为不同基督徒团体，也为整个近现代世界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由若望二十三世开启的对话之路，在其后的几任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 1963-1978）、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78-2005）、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2005-2013）以及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2013-）身上得到不断地发扬和广大，产生了一系列破冰的奇效，给教会发展开创了新的格局。
壹、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其人
一、 童年与修院培育
安杰罗·朱塞佩·龙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galli）于1881年11月25日，出生于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名叫索伊尔蒙特的小村庄。他出生的当天晚上，就由本堂神父方济·雷布齐尼（Francesco Rebuzzini）受洗，圣名安杰罗·若瑟（Angelo Giuseppe）。安哲罗的父母是非常虔诚而朴实的基督徒。这个热心的「家庭教会」成为他信仰成长的摇篮，对他一生的信仰影响很大。
1892年11月7日，安哲罗进入贝尔加莫修院（Bergamo’s Seminary）。1901年，被送往罗马阿波利奈尔（Apollinare）修院学习。1904年7月13日，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8月10日在罗马晋铎。1905年2月，他被任命为贝尔加莫新任主教贾科 莫·拉迪尼·特德斯奇（Giacomo Radini Tedeschi）的秘书长。
值得注意的是，自1906年起，安杰罗神父在贝尔加莫修院教授教会史、教父学和护教学。据载，他「对文学和历史皆极有研究。特别是贝尔加莫省的史迹，更是熟悉，如数家珍」。由于对教会历史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贝尔加莫地方教会的历史著作。譬如，他的《圣嘉禄·鲍荣茂使徒访问贝加莫传（1575年）》专著，此书共有五卷，于1936年至1952年陆续出版，这项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工作，直到他当选教宗前才全部完成。
二、卓越的教廷大使
1920年12月，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宗座传信部”主席，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1925年3月19日，他在罗马祝圣为主教，出使保加利亚。他促进当地天主教与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与保加利亚东正教展开了尝试性的接触和对话。1934年11月27日，他被任命为土耳其和希腊的宗座代表。
龙嘉利主教具有明智和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务中迅速地理清问题的症结，直奔问题的核心予以化解。1944年比约十二世（Pius PP. XII, 1939-1958）慧眼识人，任命他为圣座驻法国大使，把当时最棘手问题交给他。龙嘉利主教以特有的「平静、温和与敏锐」，把法国政教冲突带给教会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他的才华赢得了巴黎各界的认同与赞赏。龙嘉利担任法国大使长达9年之久，这些经验对他日后召开梵二大公会议具有很大的帮助。
三、教会的「好牧人」
1953年龙嘉利被擢升为枢机，任威尼斯的总主教（patriarcha）。消息传到了法国，整个朝野都为之庆贺，法国人称赞他是「忠实诚笃、爱好和平的教士」。在威尼斯期间，他广泛与各界人士进行对话，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及时表达了对所需之人的同情与关切；因其机智风趣，态度和蔼，言语诙谐，深受众人的热烈拥戴。
1958年10月28日，龙嘉利枢机当选为教宗，取名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成为第261位教宗。在任期间，他最大的手笔是成功召开了梵二大公会议，促进教会内部的自我更新，推动不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与合一。1963年，梵二休会期间，年逾八旬的若望二十三世自知在尘世的日子不多，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亲自起草了《和平与世》（Pacem in terris）通谕，为梵二会议与教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63年春季，因他对教会和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被授予「巴尔赞」和平奖。1963年6月3日，他完成了天主交给自己的使命，安息主怀，享年八十有二。
贰、梵二大会的伟大设计师
一、梵二前的教会掠影
16世纪中叶，面对新教改革带来的强大冲击力，教会于1545-1563年召开了特利腾大公会议。该会议一方面针对新教的改革，另一方面推动和强化了教会内部的革新，由是形成了现代天主教的特征。17至19世纪，教宗的权威受到了高炉主义（Gallicanisim）、费布罗尼厄斯主义（Febronianism）和约瑟夫主义（Jesephism）的挑战。
19世纪末，教宗庇护九世（Pope Pius IX, 1792－1878）主持召开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1869年12月8日-1870年7月18日），该会强调了「教宗的首席权」，并宣布了「教宗无谬论（infallibilitas）」的教条。因普法战争的爆发与意大利部队占领罗马，致使庇护九世于1870年10月20日宣布中止大会。
之后，为抵御各种世俗主义的冲击，维护教会传统的价值，庇护十世（Sanctus Pius PP. X, 1903-1914）于1907年7月3日在《怨天尤人》（Lamentabili sane exitu）训令中，提出一个新的《提要》（Syllabus）集中而系统地谴责「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
自1903至1958年间，以「庇护]（Pius）命名的庇护十世、庇护十一世（Pius PP. XI, 1922-1939）与庇护十二世，因维护传统教会神学思想，均被批评为「神学保守主义」。
20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一批以耶稣会士与道明会士为主流的杰出的神学家，其著作在五十年代，被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广泛阅读，但他们的神学思想均遭到官方教会的谴责。其中，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S.J., 1881-1955）去世十年后，他的著作「成为开始发现他的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的领路人」。卡尔·拉内 (Karl Rahner, S.J., 1904-1984)因对传统「神学的每一个主题都检讨过、讨论过，重新解释，并重新使之有活力」，被誉为「天主教神学伟大教师」。
上述神学家的思想在梵二会议上被得到尊重和接纳，他们成为梵二重要的神学家，为该届大会提供了丰富的神学资源。
二、「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吧」
自1870年10月20日梵一会议宣告中止以来，继任的教宗们都想尝试完成梵一会议。1923年10月22日，庇护十一世即曾寄发公函，征求全体枢机、总主教及主教们的意见。可惜后来由于其他重要问题，因此而搁浅。庇护十二世也曾有意召开大公会议，并以很严密的方式在圣职部进行，甚至于1949年成立筹备委员会，可惜年迈的教宗最终因精力不济怀抱遗憾而放弃。
1958年10月28日，龙嘉利枢机当选为教宗。当他被选出来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位老人只是一个「过渡的教宗」。然而，这位出身平凡、年届77岁的老教宗，很快便展露了他的「阅历深厚的人性与司铎的特质」。他的一系列的举措，让教廷的官员和卫队感到担忧，因为他史无前例地访问了罗马附近的贫困地区，探访监狱的囚犯，看望医院里的病人。事实上，他经验丰富，智慧超群，在保加利亚、伊斯坦布尔和法国解决棘手问题的能力向世人表明，他懂得如何谈判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在担任大使的生涯中，让他深入了解到天主教已经脱离了现代世界。
在他担任威尼斯总主教时，就已萌生了召开大公会议的念头，只可惜他不在其位，而「常以为不能越俎代包，做分外之想」而感叹。当选教宗后第三天，在他与陆费尼枢机（Ernesto Ruffini，1888-1967）谈话时首次提到「大公会议」的字眼。1959年1月20日，他接见国务卿戴地尼（Domenico Tardini,1888-1961）枢机时，提出要召开大公会议，以革新教会，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国务卿的赞同和支持。
1959年1月25日，圣保禄宗徒瞻礼弥撒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罗马圣保禄大殿隆重宣布要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当时，罗马教廷有很多人支持，但也有些人不赞成，他们认为以往召开大公会议是为了应付异端的威胁；也有人以为要召开的大公会议，可能是继续梵一没有结束的会议。但大家没有想到，若望二十三世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他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要为沉闷、僵硬的教会带来新鲜的空气。在面对一些人质疑是否有必要召开大公会议时，若望二十三世推开窗子说：「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吧」。
三、梵二大会召开
1962年10月11日，天主教第二十一届大公会议在梵蒂冈隆重召开。作为一位先知性的直觉者，若望二十三世在致开幕词的演讲中，真诚地跟世人分享了当初召开大公会议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他说：「为了历史记录，让我告诉你们，大公会议的念头如何进入我的思想，大公会议这个字眼首次来到我的唇边，是在1959年1月25日，在圣保禄的瞻礼，在奉献给他的座堂，在教会主教的当中，这想法来的出奇不意，好像天上来的闪烁」。
接着，教宗为梵二大会指出明确的目标：其一，是「更新教会（Aggiornamento della Chiesa）」；其二，是「牧灵性」的会议。
显而易见，作为梵二设计师的若望二十三世，指示教会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外在生活，而且也要推动在思想方面的内在更新，就是要摆脱特利腾大公会议以来的严格的律法模式，从而走向对社会的关怀，走向与各个宗教的对话和交谈；并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天主子民的牧灵关怀。毫无疑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要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天主教会。
1962年10月11日，历史给我们记载下百年盛会的一幕。参与梵二大会的有来自全球的2540位枢机主教、宗主教、主教，以及几千位来自全球的观察员、神学家和客人：
「八时三十分，主教们的游行队伍跨出教宗宫廷的铜门进入伯铎广场。他们五人一列，一律穿着白色大披肩，白色高冠，济济在黑色的人群中形成一条银河。他们走到广场正中，绕一直角，朝向伯铎大殿前进。主教们后面是教宗乘肩椅出现，一路举手降福群众」。
很明显，该届大会与以往任何一届大会都迥然不同，仅从参加人数就可看出大会的普世性特点。若望二十三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梵二是「牧灵性质」，而非「讨论教义」的会议。教宗认为「梵二不是号召反对某些东西，而是要赞成某些东西」，教会应该「用慈悲的良药」，而非用俗世的武器维护其权威。因此，梵二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谴责任何思想或主义，没有宣布新的教条的会议。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希望基督徒能在当下社会处境下活出福音的精神。
四、捍卫真理与美善的「好牧人」
圣教宗自所以有如此博大的胸怀，推动分离的基督徒对话以走向合一的道路，是源于他的热心祈祷，在他看来「祈祷常被称为天人的对话」，「在祈祷中我们就是被天主说出来的话，祈祷就是我们进入我们的生命，一如神圣进入它的根源，一如神圣进入它的终向」。若望二十三世丰富的祈祷生活成为他与不同人士对话的灵修资源和力量。
据载，当他在土耳其任宗座大使的时候，一天黄昏，他到一座教堂去视察，当他听到教友用法文祈祷时，便询问缘故，在得知教友一直以来都是用法文祈祷时，他不禁问难道「他们都是法国人吗？」「不，都是土耳其人」。「那么译成土耳其语不更好吗？」于是，第二天该堂的教友们便完全用土耳其语祈祷了。他在土耳其十年的大使生涯，给当地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每到一地，都「重视会见、结交非天主教人士。」在土耳其时，「他曾帮助营救逃出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给他们提供物资援助」。在战后的法国，当他看到纪录片中布亨瓦尔德和奥斯维辛堆积如山的犹太人的尸体时，他惊呼：「怎么会发生这一切？他们都是基督的奥体啊！」被选为教宗之后，当犹太人来梵蒂冈拜访，他热情地走过去，握住他们的手，不断重复旧约圣经里的话：「我是若瑟，你们的兄弟」。
1950年，著名神学家孔格出版了他的大作《教会内的真假改革》（True and False Reform in the Church）一书，时任教廷驻法国大使的龙嘉利宗主教阅读了该书后，深深被此书的「聚焦于教会的革新和圣德、教会的传统、平信徒的参与，以及洞察出教会是天主的子民」的深邃的思想所打动，后来在筹备梵二准备工作时，若望二十三世特邀孔格参与梵二的筹备工作。
叁、若望二十三世到方济各的对话之路
1961年的圣诞节，梵二筹备委员正式邀请了2500名代表人物来参与梵二大会。事实上，普世基督新教协会和新教的一些大的教派都派了观察员出席了这届影响历史、盛况空前的大公会议。在大会开幕的第二天，「莫斯科的宗主教所派遣的两位观察员也抵达了罗马，……给大会平添了很大的喜庆」。除了希腊，其他东方教会团体均派遣了观察员与会。
若望二十三世鼓励大家应以仁慈和对话为先，而非以谴责和对抗的思维相处。事实上，新教与东正教的代表们也以正面的眼光看待大公会议，给予大会很大的希望。
自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彼此充满了「敌意与防卫」，双方忘记了所拥有的共同信仰，而只注意到彼此之间的区别。梵二则通过合一运动的《大公主义法令》催促基督徒开放自己，让他们意识到对于分裂教会「双方都难辞其咎」。而走向真正的合一，要求既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又要欣赏和接纳其他基督徒团体的真实价值。
此外，《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鼓励基督徒展开与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信徒进行宗教交谈，以维护「在那些宗教徒间所发现的精神与道德的美好事物，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这种促进宗教间的相互尊重与了解，被称为「宗教交谈」。
由若望二十三世开启的对话之路，在教宗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以及方济各（Pope Francis，2013-）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产生了破冰的效果。
一、保禄六世千年破冰
在梵二会议召开期间，有两件大事颇具「千年破冰」的历史意义：分别是教宗保禄六世去耶路撒冷朝圣与大公会议闭幕前夕，东正教与天主教同时宣布撤销，自1054年以来的绝罚令。
千年破冰的行动最早始于龙嘉利主教。1934年11月27日，他被任命为土耳其和希腊的宗座代表。在他的努力下，教会不仅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得到改善，也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正式会晤，这是自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后的首次接触。
1964年1月4日至6日，教宗保禄六世赴圣地朝圣。他是自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 VII, 1775-1799）于1798年被俘虏后第一个离开梵蒂冈的教宗，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宗。这是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一个大公合一的举动。保禄六世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领袖阿忒那戈拉斯（Athenagoras）宗主教，在耶路撒冷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保禄六世向这位东正教母牧首表达的第一句话是，「我实在认为这是我们活在天主临在中的时刻」。宗主教也表达他「深受感动，热泪盈眶」，并且表示信赖这位天主教首领。他说：「天主圣意的安排选择陛下开启祂的道路……世世代代都期待着这一天，这重大日子」。
1965年12月7日，梵二大公会议闭幕前夕，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和解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双方联合声明同意取消1054年造成东方和西方教会决定性分裂的绝罚令」，承诺彼此不再相互斥为异端。保禄六世派一个代表团赴君士坦丁堡，在奈德纳宗主教和议会前宣读了共同声明；同时，东正教以梅里东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在伯多禄大殿参加了教宗与二十一位枢机举行的弥撒，宣读了同样的声明。
双方承认：
「这是互相体谅的诚恳表示，并共同邀请，在彼此信任尊重和互相的友爱下，彼此进行商谈，以期赖天主的助佑导致双方，在信德和友爱的完美共融中生活，那本是东西教会在他们历史的最初千年中早已存在的现象」。
之后天主教教宗与君士坦丁堡首牧也保持正常来往，虽然还没有达到完全共融，但东西方教会千年对峙的冰冻格局自此宣告结束。
二、若望保禄二世与中国的对话
秉承若望二十三世的对话精神，若望保禄二世于1981年2月18日，在马尼拉进行牧民访问讲话时，表达了对中国人民和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亲切的问候：
「我，若望保禄二世、罗马主教、伯多禄的继承人，在吾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向中国亲爱的兄弟姐妹致意。……我同时希望透过我卑微的语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致敬。贵国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不仅地大人众，而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道德崇高，这是人民数千年来耕耘的结果。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神父从一开始就认识和钦佩中国文化，他可说是大众的榜样。」
1982年9月10日，若望保禄二世在致信庆祝「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之际，再一次由衷肯定了利玛窦开启了中西方文化对话的大门，他说：
「东西文化既如此差距，利神父早已知道该如何使两者沟通，而他作为中介桥梁的精神和方法，亦已为梵二所确认，因为梵二声明，我们应该努力熟悉地方的风俗及宗教传统，应该以欣然起敬的态度，去发掘蕴藏这些事物中的圣道的种子」。
若望保禄二世相信埋葬在北京栅栏墓园的利玛窦就是那个「圣道的种子」，他称赞利氏走在了时代之先，梵二也肯定了利氏的传教方针。
教宗相信中国天主教教友会秉承利玛窦的精神，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我深信贵国每一位天主教徒一定会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因为真正而虔诚的基督徒——忠信天主，但也具有深厚的责任感——爱国爱民。他重视精神生活，也乐意为大众利益贡献所长。良好的中国天主教徒，定必为国家的进步效劳，履行对父母、家庭和国家的职责。藉着福音的力量，他像其他所有良善的中国人民一样，培育「五德」──仁、义、礼、智、信」。
若望保禄二世殷切希望中国天主教徒能将基督的福音与传统儒家的「五德」有机结合起来，活出「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国人」。
1994年11月10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亚述教会首牧玛尔定四世（Mar Dinkha IV，1935-2015）在梵蒂冈签署的《在天主教会与东方亚述教会之间的共同基督论声明》，称圣母为「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根据同一信仰天主教传统，尊颂贞女玛利亚为天主之母，同时也为基督之母」。
这份共同声明，对中国天主教至关重要，至少可以证明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的景教（Nestorian）不是异端。因为，明末在华耶稣会士被维护中国道统的士人所诟病，他们认为天主教是一个新兴的宗教。而1625年于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证实早在公元635年，天主教的一个支派已经传入中国。这一事件，让在华传教士欣喜异常。因此之故，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征等，均曾以「景教徒」与来自称。以此证明天主教传入中国由来已久。
此外，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0年10月1日，为中国教会宣圣120位真福。这为中国教会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三、本笃十六世与中国的对话
2005年4月19日，年届78岁的拉辛格枢机被选为教宗，他当选时比若望二十三世选为教宗时还要年长一岁。他为推动与中国的对话，于2006年2月22日，任命陈日君主教为第六位华人枢机主教。
2007年6月30日，本笃教宗亲自为中国天主教书写牧函，在牧函中他深情流露出对中国人民的崇敬和热爱，以及对中国教会的关注和爱护。
2008年5月24日，教宗将每年的5月24日定为「世界为中国教会祈祷日」，可谓空前未有。接着，教宗还亲自为撰写了「佘山圣母颂」，表达了对中国教会的殷殷关爱之情。
2010年12月，擢升韩大辉为总主教，任万民福音传播部秘书长，并于2011年2月5日亲自举行祝圣礼仪。
本笃十六世又于2012年1月6日宣布擢升汤汉为枢机，使其成为华人第七位枢机主教；成为罗马天主教枢机院成员，中国问题专家成员，为进一步推动与中国对话的进程。
鉴于，本笃教宗为中国教会所作的一系列的举措，影响深远、意义非凡。如将本笃十六世舆因关爱和支持中国教会而享有「中国的教宗比约十一世」相媲美，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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