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

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

常住人口仅有1000人

却领导着全球12亿的天主教徒

在神秘的圣彼得教堂背后

这个特殊的国家有着怎样的外交特点？

中梵两国为何至今仍未建交？

两国之间

又有着怎样深厚的历史渊源呢？

本期《世纪大讲堂》邀请资深学者王美秀，为您解密中梵关系。

【嘉宾介绍】王美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宗教研究超过30年，曾先后在美国天普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做访问学者，发表过《中国基督教史话》、《中梵关系研究》等多部著作

梵蒂冈的地理位置

梵蒂冈是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边缘，国土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虽然国土面积小，常住人口也仅为1000人，但是梵蒂冈领导着全世界12亿的教徒。梵蒂冈是许多游客去欧洲旅行的必经之地，但人们在参观圣彼得大教堂或是梵蒂冈博物馆时，却很少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了意大利国界，身处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梵蒂冈的国界便是圣彼得大教堂广场边高高的围墙。人们穿梭在广场内外的同时，也无意识地穿梭在意大利语与蒂冈两国之间。

梵蒂冈是如何领导教会的？

和基督教相比，天主教会是以梵蒂冈为领导的全球统一的组织。国内教会通常将天主教会视为普世教会，即全球天主教会都是一家人。

梵蒂冈领导教会并非事必躬亲，只关注教会的重大事情。它主要的任务在于规范信仰、教义和教会的礼仪，例如弥撒仪式中的经文、神父或主教的服饰等。这些都属于梵蒂冈礼仪程序的规范。

而关于神职人员的权限，梵蒂冈作为天主教会的领导，圣座作为天主教会的领导核心，主要工作就是规范信仰、教义，其目的在于避免异端。

此外，梵蒂冈致力于处理天主教会与外界的关系，对于国际上接连不断的宗教冲突，梵蒂冈的发声，直接决定了天主教会应对外部世界秉持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在处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时，梵蒂冈一直提倡宗教对话。

梵蒂冈的外交没有贸易，没有任何经济活动，其特点就是为教会服务，为世界和平服务。作为天主教会的核心，梵蒂冈一直以教会的发展与世界和平作为外交目的。

梵蒂冈外交的两种类型

梵蒂冈的本质是宗教实体，所以外交关系也和普通国家不同。梵蒂冈的对外关系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完全外交关系。在当地设大使馆，派驻外交人员，其外交人员有双重使命：一、和驻在国的政府进行沟通；二、和当地的教会开展联系。因此，就宗教层面来看，梵蒂冈使馆是驻在国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桥梁。

第二种，无外交关系。梵蒂冈通过与当地政府签订政教协议，并派宗座代表入驻当地，代表教宗巡视当地教会，处理宗教问题。例如中国的邻国越南，与梵蒂冈没有外交关系，但在双方协议下设有非常驻的宗座代表。该宗座代表也就职于梵蒂冈驻菲律宾大使馆，同时还兼任了东盟组织宗座代表。由此可见，梵蒂冈的外交大使即宗座代表，一般身兼数职。

中梵之间为何冲突四起？

其本质原因是中梵双方对权限的理解分歧，以及权限的重叠。

教宗作为宗教领袖，享有管理宗教的宗教权威，是梵蒂冈宗教的规范者。与此相对的是，中国政府是世俗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设有统战部、宗教局等，甚至公安也有管理部分宗教事务的工作，政府管理意在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双方在权限理解方面存在分歧。

梵蒂冈将神职人员的工作称为牧灵工作。所谓的牧灵工作可追溯到耶稣时代：将教徒比作羊群，而神职人员则为牧羊人，以解救信徒灵魂为己任。因此教会认为，神职人员不应干预政治事务。而我国强调宗教事务为国家主权。

过去数年间，中梵之间的接触表明双方立场均有所松动，并且存在协商的空间。对话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强硬的对抗和冲突一方面将严重损害政府的国际形象，引发国际媒体关于中国没有宗教自由的不实报道；另一方面也伤害了广大教徒与神职人员的宗教感情。

中梵互动历史四大阶段

虽然中国和梵蒂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的互动已由来已久。天主教从元朝就传入了中国，到现在已经有700年了。

【第一阶段】

1949 - 1958

第一阶段始于40年代末，在此期间，教宗有权任命中国主教。50年代初，在传教士被纷纷撤去或驱逐出境后，天主教会中的有志之士主动担当管理中国教会的责任，提出自治、自传、自养。这是相对外国传教士主导中国教会的历史来说的。

在这段历史中不得不提到黎培理。中华民国和圣座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梵蒂冈并没有立即派驻大使，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派大使入驻中国使馆。当时的大使就是黎培理，他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向中国教会传达反共指示；最终于1951年被驱逐处境。1952年，黎培理到台湾继续担任梵蒂冈圣座驻中华民国大使。这也就是目前中梵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由来。

【第二阶段】

1958 - 1979

同样是在1952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开始在各地成立，最后在1957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爱国会团体。当时，第一届爱国会代表大会开了整整20天，人们对当时中国天主教会和梵蒂冈，以及中国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会议确定了教会与人民一起，拥护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在最后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梵蒂冈脱离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罗马教宗。

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在大会上受邀发表讲话。在讲到中国教会和梵蒂冈的关系时，他表示，中国教会可以与梵蒂冈保持纯宗教关系。

1958年3月份，湖北两个教区选出董光清和袁文华作为主教候选人，开辟了中国教会自选自圣的先河。梵蒂冈教宗拒绝承认该任命。自此中国教会和罗马彻底断绝关系。

1970年，保禄六世教宗曾访问香港，并表达了与中国大陆接触的意愿；他是迄今唯一一位到访中国的教宗。

【第三阶段】

1979 - 2000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梵关系也出现了新气象，多位外国红衣主教（枢机）受邀来华。菲律宾枢机海梅辛重访中国时，中梵确定，两国可直接接触，启动正式谈判。当时我国在中梵改善关系的谈判中强调两个原则：一、梵蒂冈必须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二、尊重中国主权，不以宗教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梵双方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接触。1995年，中国教会派代表团访问马尼拉，首次参加若望保禄二世主礼的弥撒。作为中国教会与爱国会的领袖，刘柏年也向外媒表示希望中梵尽快建交。中梵建交似乎是大势所趋。

90年代中梵之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主教任命问题以及公开教会和地下教会合一问题。当时，政府尤其重视地下教会的转化工作，实现和公开教会的合一。

《中国天主教》杂志于1995年首次刊登若望保禄二世的照片。

在中梵之间有了新气象的同时，两国关系也伴随着新冲突和新变化。

90年代初，梵蒂冈宣布任命曾获罪入狱的原上海主教龚品梅为枢机，遭到中国教会的谴责，称其干涉中国内政。而到了90年代末，中国教会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一些教区选出来候选人后先不祝圣，而是上报罗马，经教宗批准后再祝圣。换言之，90年代后期，梵蒂冈已经开始履行批准和任命中国主教的权利了。由于中国教会的半独立性质，这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认可。

【第四阶段】

2000 至今

2000年以后，中梵关系进入到第四阶段。2000年1月，五位未获教会认可的非法主教得到了祝圣。而在10月1日国庆之际，梵蒂冈不听劝阻，册封了120个殉道圣人。其中法国人马赖与意大利人郭西德被指名批评。

当时天主教不许信徒祭祖，一旦信教，则意味着与旧的家庭决裂。中国历史上不少负面教案都出自该时期。一年后，若望保禄二世发表讲话，对传教士过去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

中梵间并非只有冲突，也有友好时光。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病重，我国外交部表达问候，祝愿他早日康复；同年4月他去世后，新华社发表了高调评语。

下一任教宗本笃十六于2007年向中方提出重启对话。虽然2007-2009年新一轮的对话谈判无果而终，但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际，本笃十六多次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祈祷。后来我国也派交响乐团，到梵蒂冈的保禄六世大厅演奏了《安魂曲》和《茉莉花》。本笃十六本人是业余的钢琴家，尤其欣赏莫扎特。

2010年11月份至2012年，我国又发生了四起主教自选自圣的事件，中梵关系再次走向低谷。直到2014年6月，中梵双方才重启谈判，一直持续至今。根据媒体报道，此次谈判主要涉及的，仍是有关主教任命和地下教会的宗教问题。

我国作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大国，和天主教朝圣之地梵蒂冈，在国际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影响的方式不同。梵蒂冈虽不具备我国在经济贸易和军事方面的强大实力，但它作为全球天主教的精神皈依，与我国一样，都属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和维护者。中梵双方主张社会正义，维护弱势群体权利、家庭价值、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平等，维护人权，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战争，反对恐怖主义。

中梵两国未来有无建交的可能？

中梵之间未来是否可能建交？中梵建交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非经济利益，而是能否在宗教问题上达成一致。此外，中梵建交与否还取决于时机、双方意愿以及台湾问题。有关宗教问题的谈判必将是十分漫长的，双方过去几十年累积的矛盾也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梵之间会以积极务实灵活的态度，进一步展开建设性对话。只要站在互信的基础上，中梵建交仍是未来可期的。

本期节目内容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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