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收缩城市：不知死，焉知生？
Cristina Martinez-Fernandez, Ivonne Audirac, Sylvie Fol and Emmanuèle Cunningham-Sabot, Shrinking cities: urban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36(2): 213–25. Thorsten Wiechmann and Karina M. Pallagst,2012. Urban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the USA: A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Local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36(2): 261–280. Source: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8-2427.2011.01092.x/abstract 来源：http://pingmag.jp/2007/01/26/shrinking-cities/
世界上每一个大洲都可以观察到城市增长缓慢或者衰落的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和规划问题。当城市收缩时，表现出共同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收缩身份(shrinkage identity)”。“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y)”可以定义为一个城市地域——包括整个城市、城市局部地区、整个都市区或者一个城镇——经历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就业减少以及社会问题等诸多结构性危机的症状。“城市收缩(urban shrinkage)”强调这一现象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产生多维度的影响，包括经济、人口、地理、社会和物质等维度，它不但随着新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现实的改变而改变，并且影响着对其进行诊断、预后和补救的理论和实践。城市收缩丰富了我们对“衰落”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伴随去工业化而出现的简单线性过程。
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全球资本流动以及生产过程的国际化是导致许多没有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找准细分市场的工业城市收缩的主要原因。当今城市人口变迁是全球化的症状之一。一方面，全球化促使人口跨国跨界流动，一些国家或地区成为人口净输出地（人口减少），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则经历净增长（例如首都或区域中心）。另一方面，某些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出生率降低、人口老化、年轻人迁出，加速收缩，例如日本，近85%的都市区人口都在缩减。城市收缩的多面性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解构，并进行多维度重构，以便纳入城市收缩多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始于德国和北美的有关收缩城市的讨论已经强调研究范式转移的必要性，从传统城市增长的理论范式，转向关注城市空间质量、增长放缓和更精明城市增长的规划方法。本文认为城市增长模型不再适用于城市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学科应该再次聚焦于如何应用城市发展的手段与机制，以便充分考虑城市收缩的不同维度，在规划实践中制定不同的城市复兴战略。
下文首先回顾城市变迁的理论、不同背景下城市收缩的起因；其次分析作为全球化空间表现形式的城市收缩；第三，本文提出应当扩大目前城市规划范式仅仅关注“增长”的范畴，整合“增长与衰落”，把二者作为同时发生且相互联系的城市过程。
城市收缩并非新现象。自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以来，城市或市中心的发展和衰落被视为城市变迁的自然过程，就像生命周期一样，不可避免走向衰落的结局。霍伊特(Hoyt,1939)在城区尺度上，提出城市变迁的周期理论。他对美国城市居住区的结构和增长进行研究，认为城市居住区最后经历衰落的演化过程，是由新迁入的贫困人口引起住房价格贬值引起的。区域城市的演化过程遵循发展周期，包括快速增长阶段、缓慢增长阶段和衰落阶段。区域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取决于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
要理解今天的城市收缩，必须从美国和德国的相关研究开始。许多北美和欧洲城市面临由于人口和经济发展导致的城市收缩。大约13%的美国城市区域和54%的欧洲城市近几年人口减少。不过，两者人口降低的程度和空间分布大相径庭。德国城市收缩主要是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两德统一造成的；美国城市收缩则与长期工业转型有关。
美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收缩过程曾被描述为“城市衰落(urban decline)”，虽然有不少学者使用“收缩城市”、“城市收缩”来描述东北老城市随着人口与经济基础收缩而出现的城市衰退(urban decay and deterioration)。在德国，收缩城市(schrumpfende Städte)最早由Häußermann and Siebel (1988)提出，用来描述由于去工业化而经历人口和经济衰落的德国城市。1980年代，西德对收缩城市的讨论主要基于如下认识：人口趋势和经济重构共同导致了城市发展的结构性变迁。学界和公众开始意识到西方城市的衰落不是一个暂时的、可逆的现象，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的过程。德国目前对收缩城市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东德城市，1989年之后东德城市经历了戏剧化的人口流失和去工业化。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再度激起媒体和政界，尤其是美国，对收缩城市的新一轮讨论。并且“收缩”不仅指城市失去人口和就业的过程，而且用于描述拆除空置的建筑物、缩小城市规模的策略。
德国和美国的例子说明收缩城市具有不同特点。这也意味着对于收缩城市没有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有关收缩城市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人口流失和经济衰退，据此可以把收缩城市分为4类：
第一类城市增长极，代表了以增长为导向的传统规划范式的理想类型；其他三类则分别表现出衰落或收缩的不同症状。与城市增长极相对的是衰退地区，经济衰退导致人口外迁乃至人口减少，许多收缩城市属于这一类，例如施韦特(Schwedt)、匹兹堡(Pittsburgh)和扬斯敦(Youngstown)。城市人口引力中心往往见于贫穷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表现不佳，却具有高人口迁入率或高人口出生率。转型区域则经历经济复苏却并未带来相应的人口增长，例如德雷斯顿(Dresden)。
图基于人口与经济划分的城市增长与收缩类型
来源: WIECHMANN and PALLAGST,2012
图 德国人口变化，2002-2020
来源: WIECHMANN and PALLAGST,2012
在工业化国家，伴随全球化出现的是去工业化和郊区化。城市收缩，与其说是例外或异常，不如说是全球化和结构化的现象。然而，地方行动者往往把城市衰退视为一段短暂的插曲，坚信复兴是可预期的。这一假设经不起推敲，应当把城市收缩视为城市发展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城市衰落被理解为繁荣与萧条周期过程一个必然阶段。但更为合理的假设是，收缩城市实乃“新的资本积累体制(a new regime of accumulation)”建立的全球过程的空间体现。这一过程涉及的范畴如此巨大，远远超出城市增长和衰落周期模型的解释范围，整个生产系统发生重构，产生了显著的空间影响。
根据哈维的观点，企业采取“空间修复(spatial fix)”策略应对利润危机，即通过把生产单位转移到低工资地区从而消解危机。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世界日益增长以及日益加速的城市衰退。在灵活资本积累、国际外包和精益生产的时代，不受束缚的企业放弃过时的工厂和基础设施，城市只能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后工业城市转型。尽管传统工业城市在转型过程中，服务业就业的增长并不能弥补工业就业的减少。
全球化过程导致几个全球城市一枝独秀，集中高端金融和服务业活动、信息和通讯网络。与之对照，全球化同时也是导致许多工业城市衰败的原因，这些城市无法在新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找准细分市场。矿业城市可谓是工业变化导致收缩的典型代表。收缩矿业城市与大型矿业公司成熟的创新系统脱节，这些城市的经济困境和双重的创新系统恰与努力寻找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居民社区参与形成对照。澳大利亚的芒特艾萨(Mt Isa)，加拿大的萨德伯里(Sudbury)，日本的夕张市(Yubar,曾为日本的煤矿城市，50年内失去了90%的人口），墨西哥的塞罗－德圣佩德罗(Cerro San Pedro)，均属于这一类“全球收缩矿业城市”。
收缩城市居民的技能、文化和教育程度的空间不匹配 并非问题的根源。资本对建成环境的投机流动才是罪魁祸首，例如全球金融市场的恶性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
尽管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指令和控制中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纳入全球网络城市体系。在这一全球体系中，取决于特定产业的全球网络重构，城市容易受到短期或长期衰退的影响。
未被纳入全球网络的城市，仿佛从国际经济增长发动机中“拔下”。整合进全球网络内的城市与区域与那些未整合进全球网络的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创新与知识经济既是地方经济发展引擎，优势全球网络集聚经济的节点。尽管某些地方能够吸引投资和最好的人才，而有些地方则日渐丧失经济基础、就业机会和人口。
城市规划的主流范式过于关注城市增长，把城市视为“增长机器”。尽管有的城市乐于维持较小规模，但是增长缓慢或丧失昔日荣光逐渐衰落的工业城市则被打上了污名烙印。这种对地方的认知影响着地方政策制定者，去寻求可能的经济增长路径。城市规划和复兴策略包括吸引投资、复兴房地产市场、修缮基础设施、通过绿化复兴市中心等。这些政策成效不一。
有的政策集中于动机和投资，有的政策不试图夺回失去的财富，而转向减少城市足迹。还有的政策则专注于住房存量问题，因为收缩城市通常有很高的住房空置率和住房废弃。例如东欧城市试图通过拆除老化住宅，提供公共空间和休闲设施，期望改善环境能够刺激房市，吸引人口，恢复城市活力。然而这些政策往往治标不治本。
地方管理机构面临城市收缩对基础设施的负面影响：收缩城市基础设施运营成本上升，但是税基减少，造成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不足、人口密度下降导致市政服务成本上升、社会和零售活动减少、社会活力不足、居民安全感降低、城市肌理断裂、某些城市区域滋生非法活动和财产破坏活动等。
收缩城市还面临另一个无声然而非常严重的问题：技能、知识和创新的消失，因为人才都迁移到更繁华的城市去了。人才流失影响地方创新系统，与全球化主流系统脱节，对地方中小企业打击特别大。
规划学科长期致力于找出应对城市衰退问题的办法，已有研究总结英美两国老工业城市以及东德城市的经验教训，然而目前针对不同收缩城市的不同规划战略和政策办法的效果评估仍然不足。本期特刊文章试图澄清上述问题，并且批判现有城市增长的范式，指出城市规划学科应该从关注增长转向包括有限增长乃至收缩的范式，才能有效应对日益成为全球化现象的城市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