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如何理解西藏的城镇化
西藏的城镇化不仅是建筑、人口数量和密度增加的过程，同时也是强调发展的行政权力重新配置和重新强化的过程。
Yeh, Emily T. and Mark Henderson.2008. “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Tibet: Administrative scales and discourses of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th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JIATS) no. 4, THL# T5563,44pp.
Source:http://www.thlib.org/collections/texts/jiats/#!jiats=/04/yeh/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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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城镇化是一个争议颇多但缺乏理解的话题。本研究在中国城市行政等级调整背景和城市的文化政治历史下审视西藏城镇增长数据（包括历史地图、卫星影像和人口普查数据），西藏的城镇化不仅是建筑、人口数量和密度增加的过程，同时也是强调发展的行政权力重新配置和重新强化的过程。本研究一方面试图厘清西藏城镇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用拉萨案例与中国城市等级调整进行对话。
一城市的文化历史
为了充分理解当代西藏的城镇化，需要厘清“城市”在汉人和西藏文化历史上的不同含义。
传说拉萨是由松赞干布建立，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把首都迁到拉萨。大昭寺建成伊始，文成公主就认识到该寺的重要性，当时拉萨一词主要指大昭寺。在松赞干布统治期间到9世纪中期，拉萨还不是重要的朝圣之地。直到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拉萨才真正成为行政和政治中心。
20世纪以前西藏俗人人口数据欠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拉萨的寺院和庙宇数量不断上升，但人口和面积并没有增加多少。1904年，荣赫鹏估计拉萨的人口为3万，其中包括2万僧人。1950年，拉萨人口估计为5-6万人，其中俗人2万，僧人3-4万。拉萨城区的范围主要由三个呈同心圆的朝圣转经道的组成：最里面是大昭寺(nangkor)，其次是八廓，最外则是环绕老城和布达拉宫的林廓，长达7.5公里。拉萨最密集的街道小巷集中在八廓周围约3平方公里的地方。布达拉宫和下方的Zhöl在老城之外。尽管与当今其他城市相比，拉萨规模不大，但拉萨是藏文化世界最大也是唯一的俗人聚居的城市。西藏本地有句俗语：“拉萨已经很大，更别提还有小昭寺。”按照西藏传统标准，拉萨规模宏大。
尽管市镇沿着贸易路线兴起，但城镇仅占西藏人口极小比例，20世纪中期时，西藏没有任何一个城镇达到拉萨的规模。1950年西藏只有少数几个市镇中心，例如拉萨、日喀则、昌都、泽当、亚东、帕里、那曲和萨迦，最大的拉萨只有3万人，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日喀则有9000人，其他镇人口在1000-4000之间。
与汉人城镇相比，西藏的城镇无论是人口还是建成区，规模都较小。并且，城镇作为一种分类，藏人对城镇的认识论问题，以及藏人对居住地是否城镇等问题，与汉人大相径庭。今天藏语普遍把城市翻译为”Drongkhyer”，这个词历史悠久，过去用于指代抽象意义上的城市，翻译梵语经文时使用。它指“所有十八种手工艺（如铁匠）集中的地方”。但这个词并不常用于描述拉萨“市”或者其他西藏城镇。拉萨市(Lhasa Drongkhyer)多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镇行政体系划分，并不具有拉萨作为朝圣圣地、文化、宗教和政治中心的含义。
在《东噶藏学大辞典》这部全面的藏学百科性质的辞书中，drongkhyer条目中没有一条用于指代西藏地名；有关拉萨的条目，也不强调其作为城市人口中心的地位。
Drongkhyer一词很灵活，指“居住区”，而不特指高度密集的大型居住区。Drong是藏语的一个词根，意为居住的地方，衍生出一系列词，包括不同大小和人口的各种居住聚落，是一个连续轴，并没有严格的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区分。
英语里“农村”和“城市”具有不同的词源和含义。城市起源于civitas或者community，农村起源于contra，意为“在观者面前延伸的土地”。农村作为城市的对立物始于16世纪，当时city常特指伦敦，随时间推移，城市不仅指一种独特的居住形态，还指代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农村和城市被赋予不同内涵，农村与自然、平静、纯粹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但也有落后、无知和愚昧的含义。而城市则与学习和交流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也是吵闹、野心、腐败、世故和成人之地。城市与农村的二分法，两者分别具有对方没有的品质。
西藏完全没有这种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生活方式的区分。在藏语里，drongkhyer是描述居住区的中性词汇，“所有的平地变为农田，兴建了许多镇子”，并不包含腐败、堕落、文明或学习的含义。讲述西藏历史时，“城市”指大的寺院。拉萨和日喀则之外，西藏大规模和密集的类城市聚居地都是寺院。西藏的城镇化深受宗教的影响，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宗教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不过这种“寺院/城市”二分法与寺院关系更密切，英语传统上把学习和文明与城市联系在一起，而在西藏，学习和文明则是与寺院及其他宗教机构联系在一起。“俗人/僧人”，而非“城市/农村”构成西藏社会生活和结构的重要分类。
尽管汉人历史上对城市与农村的区分与上述英语和藏语文化传统有所不同，但相对而言，更接近前者。城市包含汉人城市的两个独特特征：防御性的城墙（城）和市场（市）。1920年代以来“市”逐渐用于指代“城市”，直到今天依旧松散使用这一含义。中华帝国的城墙被视为“城市”与“农村”、“文明”与“野蛮”分野的标志。章生道强调城市的重要性，“直到帝制结束，中华文明与建有城墙的城市中心增长与扩散密不可分……带有城墙的城市是传统中国的主要地标”。城市是建立帝国统治的行政中心，而城墙城市是“帝国权威与权力的最显著的标志。”
与英格兰相似，在晚期帝国，城市被视为罪恶与腐败的中心，而农村生活则被视为美德。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城市性进行辩论，有人呼唤回归中国光荣的历史，拥抱理想农村；有人则把西方城市作为现代和进步的象征，或者把复兴城市—农村纽带视为现代化的关键。虽然两国对城市和农村的看法有所差异，但两者都认同城市—农村二元分化的立场。
中华帝国城市—农村的二元分化的历史以及这种二元分化在解放前西藏思想与实践的缺席，表明西藏的城镇化不能简化为建筑与人口密度增加的技术层面。
二“作为现代化的城镇化”在西藏
城市等同于发展与经济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重要特征。John Friedmann指出中国除了经济、地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城市化之外，还有第5种城市化：行政城市化。有三种常见形式：撤县设市、市带县和改县设区。除了强调市（drongkhyer），看重城镇(drongdel)胜于乡，尽管理论上两者的行政级别一样。
席卷中国的行政城镇化过程也在西藏上演，城镇化等同于进步和现代化的话语充斥着拉萨的城镇化规划，并具有西藏特色。西藏只有两个城市，拉萨和日喀则。西藏城镇化的焦点集中在级别较低的镇——乡升格为城镇。1987年区域空间行政组织调整之前，西藏没有城镇。1988年，乡的总数量从2000多个减少到865个；1989年，30个乡升格为城镇；1999，城镇数量增长3倍，达到97个，乡的数量继续减少到600个。此后类似的行政区划调整持续进行。政府津津乐道西藏有100多个城镇，实际历史很短，多为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许多所谓城镇不过是一条街几栋楼罢了。真实的城镇化水平滞后于行政城镇化。
西藏城镇化的动力，至少在乡一级，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其他地方小城镇的城市化往往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而西藏的城镇化则主要是自上而下和行政城镇化结合的产物。包括行政区划调整、“退牧还草”工程、市政府搬迁农民到城镇的计划等。
城镇化过程不仅在于人口密度增加或建成区面积扩大，更在于行政级别提升可以重组和加强行政科层权力，创建城镇—农村二元区分的社会空间理念和实践。
三解读拉萨的城镇化
拉萨有两重行政区划含义。第一，拉萨是地级市，面积3万m2，下辖1区6县（注：拉萨现辖1区7县）。第二，指拉萨的城区，即城关区，包括街道和乡。
自1987年，西藏行政城镇化日益显著，影响到拉萨城市的定义。拉萨市的乡级单位数量从1990年的97个减少到2003年的64个，有的乡被合并，有的乡升级为镇。1990年，有3个县政府所在地不是镇；2000年，每个县至少有一个镇。行政升级意味着镇人口可以计为城市人口。
2000年，政府统计数据指拉萨城镇人口为23万，包括居住在6个街道和9个城镇的人口，居住在乡的51，282人则不计为城镇人口。与1990年数据对比，足有30%的城镇人口增长来自乡改镇的人口再划分。
比较1990和2000人口普查数据，最显著的改变莫过于城关区农业人口增加了130%，2000年人口普查包括流动人口，而拉萨汉人流动人口多为农业户口。2000年城关区的流动人口达15万，几乎都是持农业户口的汉人移民。
考察职业构成更能说明拉萨城市增长的规模。城市人口可视为非农产业劳动力，加上非就业人口，例如学生和家庭主妇，以及家属（孩子和老人），据此估计2000年拉萨的城市人口规模大约为228,201人，其中198,340人居于拉萨城区。
按产业区分劳动力就业人口，发现城市功能集中于拉萨城关区，汉人集中于某些更高级别的产业和职业类型。汉人集中于城关区，特别是街道，约占总人口的1/3。劳动力就业人口中，汉人主导建造业、采矿业和贸易；房地产、金融和其他服务业汉人占40%；管理职位和政府岗位一半以上为汉人；其他职业也多为汉人。即便是农业，汉人人口仍占近30%。拉萨市汉人劳动力就业人口性别比高，2000年为150（1990年性别比更达195）。拉萨藏人人口性别比为96，男性略少。作为对照，西藏2000年汉人性别比为164，而藏人性别比为99。
尽管汉人移民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因素之一，乡改镇解释了1/3的城市人口增长。这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估计20%的城镇人口增长来自于非农地区改为城镇）。
汉人只占地级市人口的20%，但几乎主导了所有高等级的职业。
四拉萨的建成区
1960年代的卫星图片显示拉萨的建成区面积约为17m2；1980年，政府数据给出的建成区面积为25m2；2000年Landsat卫星影像和2005年Carterra 卫星影像显示建成区面积为45m2，比2000年的政府数据小，也低于政府对2005年建成区面积的规划目标(70km2)，更远低于2015年272m2的规划目标。推测2000年以来，政府公布的建成区面积不仅包括城区，还包括拉萨下辖县的9个城镇。
五拉萨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位置
拉萨一直是藏文化地区最大的城市，过去几十年拉萨的增长更是史无前例。拉萨的行政城镇化，凌驾于历史上并非以城镇——农村二元区分的景观之上。然而，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霸权叙事持续强调拉萨“太小”、发展不足、城镇化不足。中国城市人口对数的规模—位序分布显示，拉萨远低于国内其他省会城市，似乎印证了拉萨城镇化不足的官方叙事。有学者提出“西藏是唯一缺乏其他三级大城市的省/自治区”。
但是，考虑西藏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把拉萨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不太合理。若把拉萨置于西藏自治区内考察，拉萨的规模已经太大了。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西藏的首位度（拉萨人口与第二大城市日喀则人口的比值）为5.8，全国排名第5。西藏的城市人口过分集中于拉萨，现有发展模式失衡。西藏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也可以表述为拉萨与西藏其他地区之间的不平等。
拉萨相对西藏规模太大，同时相对全国规模太小，或许把拉萨作为以成都为中心的西部地区的岗哨城市更为合适。拉萨在西部城市体系中位居第三级，低于成都和绵阳，与格尔木同级。考察交通和移民网络证实了这个推论：成都是飞往拉萨航班的中转点，四川到西藏的移民比其他省份的移民总和还多。成都是驻西藏汉人干部主要退休之地。近年，成都也成为富裕藏人干部退休之所。越来越多的藏人干部在成都过冬，拉萨过夏，称为“冬虫夏草”。尽管拉萨的增长与西藏其他地区不成比例，但拉萨日渐依赖和从属于更大的区域经济系统。
六结论
藏人对城镇化过程态度矛盾：一方面抱怨城市失去了西藏特色，另一方也享受新商品和交通通讯技术带来的便利。上文对藏人城镇化经验的考察以及拉萨在中国城市体系中地位的分析，说明从汉人西进的角度，而不是把西藏作为文化区域的角度来理解西藏的城镇化更恰当。
本文的历史分析表明大规模城镇、城乡差距和城市级别调整都与西藏传统不同规模居住区连续轴的空间组织方式大相径庭。本文认为需要谨慎考察西藏城镇化的多面性，必须考虑外来移民的影响、外加的城市行政类别，空间与社会的重新组织，而不能只停留在建筑和人口数量的技术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