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1966年，一个红色资本家在上海
1966年，一个加拿大人、UCLA企业管理教授Barry Richman获准来中国调查，特别记录他对一个上海红色资本家吴中一的访谈和分析，一窥共产主义中国红色资本家的工作和生活。
BARRY RICHMAN, 1969. 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a firsthand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with significant comparisons with industry in India, the U.S.S.R.,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Vintage Books.
图片来源：http://www.mjshsw.org.cn/shmj2011/node632/node636/u1a15316.html
一缘起：《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社会》
Barry Richman是加拿大人，在美国UCLA任教。1966年4月至6月，他获批中国签证，从印度前往中国调查工业发展，1969年出版《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管理的一手调查，并与印度、苏联、日本和美国的工业比较》一书。
Barry Richman到访11个中国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38家工业企业，对不同级别的管理层官员、党员、工会干部、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了访谈，与研究项目直接相关的正式访谈达200多个。
Barry Richman坦承研究领域并非中国研究或汉学，他的研究专长是管理和经济发展，除了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从事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学术研究、业界管理和咨询顾问之外，还到过苏联、印度作实地调查和研究。研究背景和调查经历使他可以对共产中国的工业管理和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例如印度、苏联、美国、日本等）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本书试图考察中国社会的宏观因素或环境变化，如何影响到工业企业的管理、运作和表现。本书把环境因素分为4个维度：教育、社会文化、政治-法律和经济维度。基本假设是，前两个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管理和经济增长特别关键；而后两个因素则要到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才发挥比较重要影响。
虽然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希望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水平，但经济增长目标和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在工业企业层面上反映出来。政治意识形态导致经济无效（doctrine results in economic futility)。长远来看，极端应用毛泽东意识形态，最终会导致经济混乱、甚至生产的全面崩溃。红色中国在最初二十年取得的工业发展成就比苏联或印度高得多，但是极端意识形态导致中国出现短期然而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大跃进），并且可能会在未来带来类似的经济危机。
二我是如何去中国的
因为我是加拿大人，中国政府同意给我签证，使我的研究项目得以进行。另外，加拿大一批知名的、曾经去过中国的教育家、专业人士和商人为我向中国政府官员写的介绍信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1965年，我起意去中国。当时我接受了MIT聘任的前往印度管理学院（位于加尔各答）的访问教授一职，聘期为1965-1966学年。
1965年10月，我前往中国位于新德里的大使馆申请签证。我接受了详细的询问，包括我打算在中国做的研究调查，还包括我如何看待苏联、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的工业发展问题。我诚实地表达了我的观点，还把我出版的相关书籍送给签证官。
我是加拿大公民，但我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因此若要前往共产中国，还需得美国政府的批准。1966年2月，在UCLA的院长Neil Jacoby的帮助下，方才获得美国政府前往中国的批准。
1966年3月，中国政府给予我拜访中国三个月的签证，通知我去德里取。出发前几天，才知道如果我到时要从中国回到印度，还需要获得印度政府的批准，所幸在福特基金会的印度代表Douglas Ensminger博士的帮助下获准，终于得以在1966年4月前往中国。
三共产主义中国的红色资本家
1949年，新中国把资本家分为两类：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大部分官僚资本家逃离大陆，留下的要么被杀要么坐牢，资本则收归国有。对于民族资本家，新政府鼓励他们继续经营，还设法说服已经离开的民族资本家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大部分的民族资本家留下或回到中国大陆。
1956年，私营工业企业几乎全部国有化，原有的资本家作为管理人员，领取固定薪水，并且每年从国家处获得资产收益分红，尽管国家对他们原有资产的估价大大低于实际价值。进步的红色资本家可以出国，主要出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不能带家人，还可以在海外投资（多为香港），有外汇收入，可以购买进口产品。
1966年，红色中国大约有30万名资本家，上海大约有9万名资本家。中国大多数的资本家都是小企业主或店主，但也有不少工业资本家，包括大规模国有化公司的管理者。他们通过国家接收他们原有资本的收益分红，许多人依然在国有化的公私合营的公司里担任原有管理职位。
1966年，对于前往共产中国，特别是上海的西方人，访谈红色资本家的要求再普遍不过。我在上海访谈了4位资本家，吴中一作为一个较大的资本家，分配给我。我直觉感到接受外国人访谈的中国资本家，并没有表达他们内心和大脑深处的感受。他们身处两个世界夹缝。一方面，我相信他们真诚认为，于国于民，现有政权在许多方面比腐败无能的旧政权好多了。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家不过是新政权大机器的一个齿轮，自由、名望和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他们置身于党的干部和群众海洋，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说什么、见什么人、甚至想什么。如果他们不谨言慎行，稍有差池，立即会被投入深刻思想改造运动甚至被批斗。
四吴中一的故事
1966年5月抵达上海，令我惊讶的是，吴中一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豹来接我，带我去他的工厂参观讨论一天，然后还带我去他豪华的家里，过着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家一样的生活。
吴中一不但生活得像资本家，看起来也像资本家，有时想法和行动也像资本家。不过吴中一说起话来就不像资本家，他非常热忱地赞颂共产主义的美好，批判资本主义的邪恶以及苏联的修正主义。
吴中一是一位高雅英俊的绅士，五十出头，已婚，有4个子女。1930年代早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波尔顿专科大学纺织系（Bolton Technical College）读书。他是中国红色工业资本家的典型代表，但他远非最富有的，也不是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红色资本家。
1949年前，吴氏家族拥有30%申新纺织印染公司的股份（SUNG SING TEXTILE CORPORATION），申新控股上海9家纺织厂。吴氏家族是申新九厂的主要所有者，吴中一担任申新九厂总经理，同时还是申新纺织印染公司的副总经理。申新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之一，有6000员工，11万个纺锤，1000多台织布机。荣氏家族是申新纺织公司的主要所有人，拥有70%股份。荣家在1915年建立第一个纺织厂，1935年，申新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公司，有10个大股东，全部是荣氏和吴氏家族的人。
日本侵华期间，吴中一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坐了两个月牢。他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对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日本战败后，他既不信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也害怕共产党，1947年，他逐渐把资产转移到香港，1948年带着全家人去香港，留一个手下管理上海的工厂。
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他的资产并未被没收。1949年末吴中一独自一人回到上海，第一次了解到新政权对资本家的政策，新政府鼓励他回国管理工厂。吴中一被定为民族资本家，因为他曾经英勇抵抗过日本人，他坐过日本人的牢；而且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代，他遭受过官僚资本家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不公待遇。此外，他享有公平人道对待工人的名声。1950年，吴中一带老婆回上海定居，1951年孩子们也回到上海。吴中一的老父亲和其他亲戚则留在香港。
1950年代早期，红色中国的所有棉纺工业完全依赖国家划拨原材料，纺织公司不过是国家的加工厂而已。1953年，国家正式提出国有化和公私合营。1954年，申新纺织公司董事会主动申请公私合营，1955年申请批准，政府委派党委书记，吴中一则继续留任总经理一职。
政府对申新和吴中一的资产进行估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的资产估值为5千万元，申新九厂估值为1600万元，吴中一的个人股份估算为160万元。尽管吴中一的父亲持有公司30%股份，但他不在中国大陆居住，没有资格获得补偿。1966年，吴中一的父亲80岁，他选择定居香港，永久放弃了他在大陆的资产。而他留在大陆的家人，尽管有继承权，却不能获得他的财产，被一笔勾销。
根据估值，从1956年起，吴中一每年可获得8万元分红，按季度支付。我问他，这一资产估值是否公平，吴中一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补偿是“公平合理且足够”的，他不愿过多评论。
工厂里所有资本家维持以前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其他干部工人的工资收入。吴中一每月工资380元，两个资本家副经理每月工资350元，另外6个资本家月工资在220-350元之间。党委书记和另外两个副经理月工资100-110元，工厂平均月工资为78元。
吴中一和其他资本家，由于其知识、经验和技能，在企业管理决策中依旧发挥重要作用，但党委书记和其他国家干部有最后否决权。相较而言，吴中一在技术决策和起草计划方面较有自主权，对人事管理则无发言权。
吴中一每周平均有3天在工厂，其他时间则花在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上。1966年，他活跃参与民主建国会活动，是上海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他还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
直到1966年，吴中一仍获准保留他在香港的纺织公司的利润，因此他有外汇购买进口商品，他的捷豹就是这一渠道购买的。最近政府开始“说服”他把全部外汇收入交公，而他正在严肃考虑这一提议。吴中一每年可以去几次香港，出差和看望老父亲，不过不能携带妻儿随行。1956年，吴中一跟随中国资本家代表团出访苏联，还去过朝鲜。
吴中一与他美丽的太太和四个孩子住在原来豪华的旧宅，有14个房间，1949年前服侍他的几个佣人继续在他家工作。吴中一部分收入用于奢侈品、古董、艺术品、钱币和邮票收藏。近年来，政府“说服”他把最好的古董和艺术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文化部授予表彰证明。此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花钱，大部分存银行，收3%的利息。他说，现在的生活比以前的腐朽堕落生活好多了。
4个孩子没人想要他的财产，因为他们想成为毛泽东主义者，甚至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女儿，正在读高中，在她的斯坦威钢琴上为我演奏了一曲格拉纳达(Granada)，也许她还没被彻底改造。另一个女儿，22岁，是一名共青团员，正在医学院读书，有望成为一名党员。吴中一有两个儿子，一个二十出头，在大学读物理；一个读高中，很不情愿跟我交谈，练习英语口语。就我所见，吴的孩子们很懂礼貌，对父母充满深情。究竟事实如此，还是精心构筑的中国红色资本家世界的一部分，我不得而知。
五附录：上海民建网站对吴中一的简介
吴中一（1911～2006）别号熙钧，江苏无锡人。1936年他从英国波尔顿专科大学纺织系毕业回国，进入上海申新九厂，先后担任工程师、襄理、协理。后任中华第一针织厂经理，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校董会主席、教授。他在纺织技术上有相当修养，撰写和出版过不少文章。并传授棉纺方面的技术、知识，培养棉纺人才。1942年，他兼任中国纺织工学院副院长、教授。解放前夕，随其父吴昆生赴香港，在香港伟纶纱厂任常务董事。
1949年8月间，他由香港返沪，重振在沪的企业，并把在港资金陆续汇回上海，投入国内企业。特别是上海遭受“二六”轰炸时，申新九厂面临困难，他说服在港资方，争取了香港伟纶纱厂，汇回港币300万元，投入企业，恢复生产。1950年，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成立，他被委任为副总经理。1951年7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11月，他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5年，他任公私合营中华第一针织厂经理，后任申新总管理处副总经理兼申新九厂厂长、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1972年12月去香港探亲，因其父在港病重而留居香港，任伟纶纱厂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中一历任民建上海市分会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委、副主任委员、顾问。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七届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二至四届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