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农业与城市，孰先孰后”的争辩当真可以休矣？
针对考古学家Smith等人基于考古学证据论述雅各布斯“城市先于农村”理论不成立的批评文章（微信回复3即可获得原文），地理学家Peter Taylor做出回应，他对农业发展的考古证据并无异议，但对城市起源的考古证据进行质疑。文章指考古学对城市的定义有问题，考古学把城市作为“物”，而没有把城市作为“过程”考察。在难以获得充分的早期城市考古证据情况下，不能排除“前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网络存在的可能性，雅各布斯的理论并未被完全推翻，它依然是考古学和社会科学从事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
Taylor, Peter. 2015. “Post-Childe, Post-Wirth: Response to Smith, Ur and Feinm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1):168–171.
Source: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468-2427.1218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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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mith等人“农业先于城市”的论点和论据
Smith等人的核心论点简单明了：雅各布斯“城市发展在先”的理论与考古发现的证据相反，因而她的理论是错误的。他们的文章重点关注农业起源时间的证据，首先介绍了年代测定的方法，然后列举农业起源时间的考古证据，结果发现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农业在大约1万年前出现（如图1 的第二栏“植物”和第三栏“动物”所示）。
二Peter Talyor 的反驳
Peter Taylor对农业起源时间的证据并无异议，完全同意Smith等人在表格第二和第三栏的解释说明，但对城市起源的考古证据进行质疑。Peter Taylor指考古学对城市的定义有问题，考古学把城市作为“物”，而没有把城市作为“过程”考察。在难以获得完整的早期城市考古证据情况下，不能排除“前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网络存在的可能性，雅各布斯的理论并未被完全推翻，它依然是考古学和社会科学从事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
争议的焦点之一集中于表格第四栏“定居点(settlement)”的论述。城市的复杂性导致其与其他类型的聚居地具有本质的区别。与雅各布斯与卡斯特尔（Castells）观点相同，Peter Taylor把城市视为一个通过城市网络关系运作的经济发展的过程。这种城市性（city-ness）的过程对于创新与知识传播促进作用极大，它具有其他聚居地无可比拟的传播能力。因此城市成为改变世界的创新之源，例如农业和国家的出现。Smith等人并没有就这一观点展开讨论，而只是批评Peter Taylor“随意定义模糊并在考古学上不可用的城市性（city-ness）的标准”。
首先，“考古学上不可用”显得不知所云，因为考古学也经常使用中心地理论来研究区域腹地，那么为何从城市性（city-ness）理论中吸取的研究城市间互动与非地方贸易关系的中心流理论（central flow theory）就是“考古学上不可用”的呢？
其次关于城市本质的问题：城市性是从相互关系的视角来理解城市，而从Smith等人的论述来看，考古学用“物”的视角理解城市，也就是根据内容而非过程下定义。他们的文章仅采用沃思对城市的社会学定义：规模，密度和异质性。还有更明显的强调“物”的视角的论述，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市中具备其他城市不具有的纪念碑式建筑，所以那些没有纪念碑式建筑的遗迹肯定不是城市。于是，美索不达米亚自然而然被称为最早的城市。
雅各布斯1969年提出“城市先于农业”理论，乃基于1965年考古学家Mellaart对卡塔许于克的发掘以及他得出的初步结论：卡塔许于克可能是最早的城市。卡塔许于克的继任挖掘者Hodder则认为卡塔许于克具有“家庭的生产方式(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据此，Peter Taylor结合Sahlins（1872）的“石器时代经济”概念，提出“城市世界就是改变世界的地方”的观点。
Smith等人的文章也讨论了卡塔许于克，强调其非城市特征，认为它不满足城市的标准——它没有腹地（中心地理论）、缺乏特定机构或活动。他们完全没有提到sahlins，忽视了“新石器城市”的概念。
他们只强调卡塔许于克晚于最早农业的出现，所以雅各布斯的理论缺乏实证支撑，但雅各布斯只说这个聚居点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城市”。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考古发现证据的本质的理解和解释。
考古数据的独特性在于斑块的程度(degree of patchiness)，到底考古发现数据的代表性有多高？考古发现地图的空白区域并不能得出这里没有人工制品或遗迹的结论，只能说这里尚未发现。Smith熟知这一点，并通过动植物形态学上的改变以及考古学“弱可见性”策略（less archaeologically visible management strategies）把农业时间推前了一千年。实际上，聚居地的可见性（visibility）或可遗存性（survivability）与城市的起源是同等重要的问题。Smith过于关注纪念碑类的建筑，而把未发现的城市看的没那么重要了。Pyburn在研究被认为仅仅表现出“微弱城市性”的玛雅低地时提出质疑：
“热带生物量对于物体的保存和可见性的影响深远，所以可以预料千年前的那些被遗弃的抹灰篱笆墙必定不如高耸平台上的大型基石建筑那样可见。各时期发现的陶片碎片并不能代表所有住户，所以得到的建筑样本必然是不完整的”。
Pyburn所说的“看不见的建筑”，或曰考古记录的脆弱性，实际上扩大了研究城市新议题的可能性。在“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地点”的意外发现在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意外发现并不意味着随机性，因此有关定居点的代表性问题无从得证。更重要的是，很可能还有无数个曾经的聚居地永远无法找到。在充满未知的情况下，解释证据最好的策略是对种种断言和主张保持谦虚与谨慎。
最后，Smith等人的批判最令人令人失望的一点在于：以学科之争作为辩论框架。他们辩论的基调出于保卫考古学，以免其他学科特别是地理学影响到学科的完整性。他们的辩论参考考古学教科书的理论和证据，而教科书作为学科自我再造的工具以及学科的基石，有一种天生的保守性。Smith所引用的“传统常识”，即柴尔德在20世纪初提出的史前农业与城市大纲，建立在19世纪的诸多推测上。借鉴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观点，Peter Taylor提出“后柴尔德”时代，19世纪学科划分的有用性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用“非学科性”（indisciplinarity）取代目前流行的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和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非学科性”意味着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实证证据还是理论，其应用都不应拘泥于其学科起源。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城市研究，因为城市研究难以贴合进当前的学科框架。
雅各布斯是“非学科性”的创始人，尽管Smith等人批评雅各布斯“忽视考古学证据”，但雅各布斯一向以“归纳先于演绎”作风闻名，她的“城市先于农业”理论正体现了Smith所说的“复杂的、难以建模的非线性过程”。证据与理论的关系随研究条件和两者质量的不同而不同。研究城市起源和城市网络的力量，并不是考古证据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对抗或两者的结合，而是“后柴尔德”时代两者的真正互动，一方面是后柴尔德考古学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其他城市形式、变化中的城市网络和城市演化，另一方面参与后沃斯社会科学的城市理论对话，例如城市集聚、创新和连接空间等。本文即为这种尝试聊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