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苏珊· 桑塔格：是什么让我感到强大？
1978年，滚石杂志编辑乔纳森·科特在巴黎和纽约对苏珊·桑塔格进行访谈，桑塔格的语言如此丰富而流畅，证明了法国人常说的“讲话也能醉人(ivresse du discours )”。桑塔格的对话，像她的文字一样有力，读来痛快淋漓，充满力量，有如作家中的贝多芬。
乔纳森·科特著，唐奇译，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Nancy Kates, 2014. Regarding Susan Sontag, HBO documentary.
Source: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933324/
苏珊·桑塔格，美国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政治活动家。1933年生于纽约，原名Susan Rosenblatt，父母是立陶宛和波兰的犹太人后裔，父亲Jack Rosenblatt从事皮草贸易，带着她母亲一起在中国做生意。苏珊·桑塔格和她妹妹则留在美国，由祖父母和保姆照顾。
桑塔格5岁时，父亲得了结核病，死于中国，年仅35岁。死后一年，桑塔格才知道父亲的死讯。母亲后来改嫁了一个军人，苏珊和妹妹遂改为继父的姓——桑塔格，改姓的好处——从此不必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被人欺负。
苏珊·桑塔格在亚利桑那长大，洛杉矶念高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后转学去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学习哲学、文学和神学，曾受资助去牛津大学访学。
桑塔格15岁上大学，17岁闪婚（认识10天即结婚），19岁生子，25岁离婚，一个人带儿子生活。此后没有再婚，但交往过不少男朋友，女朋友更多，都是事业女性，且一个赛一个美丽。
桑塔格一生得过三次癌症，尽管机会渺茫，每一次都与疾病奋战，从不放弃。头两次她赢了，身为癌症患者和生还者促使她写作《疾病的隐喻》。2004年，桑塔格第三次患癌症（白血病），这一次她没有赢，于纽约逝世，葬于巴黎。
桑塔格出版的书籍包括4部小说，例如《恩主》、《火山情人》和《在美国》，几出戏剧和9本非虚构写作，例如《反对阐释》、《论摄影》、《疾病与隐喻》、《旁观他人之痛苦》、《激进意志的风格》、《艾滋病及其隐喻》等。
桑塔格创作和导演了4部电影，都在国外制作：两部在瑞典，一部在以色列，一部在意大利。此外还在多国创作演出多部舞台剧。
桑塔格的父母Mildred and Jack Rosenblatt
童年的苏珊·桑塔格，中式盘扣衣服大概父母由中国带回？
下文主要出自滚石杂志编辑乔纳森·科特1978年在巴黎和纽约对苏珊·桑塔格进行的总计12小时的访谈，1979年滚石杂志只发表了1/3的访谈内容。30多年后，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完整版的访谈记录。唐奇翻译中文，2014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访谈摘录主要来自该译本，但对部分译文做了改动（改动未必准确，读者请参照阅读英文原版）。
科特在序言中评价：桑塔格的语言如此丰富而流畅，证明了法国人常说的“讲话也能醉人(ivresse du discours )“。桑塔格的对话，像她的文字一样有力，读来痛快淋漓，充满力量，有如作家中的贝多芬。
本文图片和部分对白则来自Nancy Kates导演制作的纪录片《关于苏珊·桑塔格》(Regarding Susan Sontag)，2014年上映。诚如Nancy Kates所说，桑塔格“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她具有向公众发声的犀利“。“仅仅写一本关于苏珊·桑塔格的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她实在太上镜了。镜头就是爱她。所以必须制作一部关于她的影片”。
导演Nancy Kates极其用心，认真研读桑塔格作品和档案资料，访谈桑塔格亲友，力图呈现真实的桑塔格。精心挑选配音演员、配乐师和特效制作，无论图像还是音乐，都非常美。
桑塔格的一生见证了思考人生如何成为提升生命、令生命更加完整的活动。“我知道自己害怕被动（和依赖）。运用我的头脑，令我感觉积极（和自主）。这样很好”
“是什么让我感觉强大？”桑塔格在一篇日记中自问，她给出的答案是“爱和工作”，以及她对“心灵的狂喜”的肯定。在桑塔格看来，爱、欲望和思考从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活动。用桑塔格欣赏的作家安妮·卡尔森的话来说，“恋爱和认知这两件事让我真正感觉到活着”。
终其一生，桑塔格都试图挑战和颠覆传统，冲破男性/女性、年轻/年老等诱导人们循规蹈矩、回避冒险生活的二元分类的限制；她相信所谓彼此对立的事物，例如思考与感觉、形式与内容、道德与审美、意识与感官，实际上可以视为一体两面——正如天鹅绒的绒毛，正着摸和反着摸，能够产生两种纹理、两种感觉、两种明暗和两种理解。
人们说我写《疾病的隐喻》是一种超脱，实际上我一点都不超脱。
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将在一两年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不想说这是一次积极的经历，因为这听上去太廉价，但是当然，其中有积极的一面。
我最先想到的是：我做了什么，必须承受这样的痛苦？我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方式，我太压抑了。是的，五年前我遭受了巨大的悲痛，这一定是严重抑郁的结果。
然后我问我的一位医生：“你认为哪些心理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他说：“哦，关于得病的原因，多年以来人们有过各种各样有趣的说法，不过当然没有一个是对的。”他就这样彻底否定了我的想法……我决定不再责怪自己。我跟所有人一样有着产生负罪感的倾向，可能比一般人更甚，但我不喜欢这样。关于负罪感，尼采是对的，它很可怕。我宁愿感到羞耻。
人们的确会对疾病抱有负罪感。我是个喜欢承担责任的人。每当我发现自己生活一团糟，比如跟错误的人在一起，或者在某件事情上走投无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类事情——我总是倾向于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抱怨都是别人的错。我讨厌把自己看成受害者。我宁愿说：“好吧，我选择跟这个人相爱，事后证明他是个混蛋。”这是我的选择，我不喜欢责怪别人，因为改变自己要比改变别人容易得多。所以不是我不喜欢承担责任，只是在我看来，当你生病乃至患上绝症，就像遭遇车祸，为生病的原因而烦恼一点意义也没有。有意义的是尽你所能保持理性，求助于正确的治疗方案，以及一定要保持求生的意志。毫无疑问，如果你自己不想活了，你就成了疾病的同谋。
你不能对大自然愤怒。你不能对生物学愤怒。我们都会死，虽然很难接受，但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在你的意识当中，你似乎是一个人被困在一具通常只能体面地维持七八十年的躯壳里。从某个时刻起，身体开始衰退，然后在你后半生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你眼睁睁地看着它渐渐损耗，什么也做不了。你被困在里面，当它损耗殆尽，你就死了。
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地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
我发现在疾病的世界里，一个普遍现象是大多数人对科学缺乏起码的理解和尊重。……尽管在我们的社会中医疗行业的运行方式并不尽如人意……一个重症患者要想得到正确的治疗，去首都的一家大型医院比去找巫医可靠得多。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被心理暗示的力量治愈，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复杂，比起那些生活在相对简单的社会中的人们，更不容易对暗示做出反应。……我相信科学知识的存在及其进步性，相信人类的身体作为一种有机生物体，能够被研究和解密。
疾病有其物质基础。……结核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其病因在1882年被发现，但治疗方法直到1944年才发现。送病人去疗养之类的方法根本没用。《魔山》说结核病是变相的爱，卡夫卡说它只是心理疾病蔓延到了身体上。当几乎不再有人死于结核病，所有关于结核病的神话都灰飞烟灭了。所以如果人们发现了癌症的病因却不能治愈它，那么关于癌症的神话还会流传下去。
癌症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事实上癌症也的确没有那么多矛盾因素。它就是一种恶的隐喻，不象征任何积极的东西，但它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当人们说他们真的痛恨、恐惧或者想要谴责什么东西——就像他们不知道要如何表达一种恶的感觉似的，隐喻是最方便、最可行的方法，来表达他们对灾难、对拒绝接受事物的感受。
不要阐释疾病。不要把一样东西变成别的东西。不是说你不应该努力去解释或理解事物，而是不要说x的真正意义是y。不要摈弃事物自身固有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的确存在。疾病就是疾病。
到了现代，原本归结于结核病的东西一分为二——积极、浪漫的一面给了精神疾病，消极的一面给了癌症。但是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隐喻，跟结核病一样耐人寻味，那就是梅毒，因为梅毒也有积极的一面。梅毒不仅因为跟滥交有关而充满罪恶感、令人恐惧和高度道德化，而且附带精神疾病的属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结核病与其分化之间缺失的一环：一方面是精神疾病，另一方面是癌症。
“70岁听上去很精彩，尽管我得过两次癌症，但我感觉良好，感觉人生仍有很多可能性”。
我们关于人在不同的年龄能够做什么、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观念是相当武断的——跟性别定式一样武断。我认为年轻/年老和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可能是禁锢人类的最主要的成规。与年轻和男性有关的东西被当作人类的价值标准，其他东西至少没那么有价值，或者干脆是劣等的。老年人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因为年老而感到难堪。
你年轻时能做什么、年老时能做什么，跟如果你是女人能做什么、如果你是男人能做什么一样，是一种武断的判断，完全站不住脚。……一生中你总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不过你更希望能够真正自由地做出选择。你不能拥有一切，你必须选择。美国人倾向于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我就喜欢美国人这一点。但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不能把一件事无限期地推迟下去，事实上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在男人面前，苏珊·桑塔格从来不是二等公民。她是一般规则的例外。
父权社会的价值观认为相较于男性，女性是次等品。女性在儿童之上、男性之下。她们是有着儿童的可爱和魅力的长大了的儿童。
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被划分到感觉的世界，因为男性的世界被赋予了行动、力量、执行力和超脱的能力，女性就被赋予了剩下的情绪和感觉。
我当然承认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区别，不过区别不大。显然，我们文化中的一切都在使这种区别扩大化。根本的区别可能只在于不同的生理结构和性器官。但是我不相信存在所谓女性的写作和男性的写作。……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女人不能写男人写的东西，反之亦然。
汉娜·阿伦特应该被鉴别为一个男性知识分子。她是个女人，但她参与的是男人的游戏，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由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承的游戏。她是第一位女性政治哲学家，但她所参与的游戏的规则、理论和渊源可以追溯到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建立起来的传统。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我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吗？”实际上她没有，我认为她也不应该那样做。
试图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化是一种放弃寻求权力的方法，但我认为女性必须去寻求权力。我认为女性的解放不仅是拥有平等权利的问题，女性还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力，如果她们不参与到现存的机构体系中，她们怎么能拥有权力？
我对女性怀有强烈的忠诚，但是并没有到只把我的作品投给女权主义杂志的程度，因为我对西方文化怀有同样强烈的忠诚，尽管它深受性别歧视的损害和腐蚀，但它仍是我们的文化，即使我们是女人，也必须与这个被腐蚀了的文化共存，然后努力对它做出必要的修正和改变。
我认为女性应该认同那些成就卓著的女性，以她们为荣，而不是批评她们没有表现出女性的性感和柔弱。我的观点是要废除一切隔离，我在反性别隔离的意义上是个女权主义者……我觉得存在一些积极开展运动的女性团体是件好事，但我不认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或者维护女性的价值观，目标应该是与男性一半对一半。我不会去建立，也不会去废除一种女性文化、女性情感或女性情感的准则。我认为男性变得更阴柔、女性变得更阳刚都没有关系，那样的世界会更加迷人。
“别让男人居高临下待你、凌驾于你——如果你是女人，这经常发生，并且在你一生中将会继续发生。别忍着，叫那混蛋滚”。
“苏，如果你读太多书，你永远嫁不出去了。”桑塔格的继父曾经如是对她说。桑塔格：“我忍不住大笑。这太荒唐可笑了。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愿意嫁给一个不喜欢别人读书的人。”
我的阅读量很大，大部分是漫不经心的阅读。我喜欢读书，就像人们喜欢看电视一样，我读书有点上瘾。如果我情绪低落，我就拿起一本书，然后感觉就好多了。就像艾米莉·狄金森写的：“花朵和书籍，是抚慰悲伤的良药。”
阅读是我的娱乐、我的消遣、我的安慰、我小小的自毁。如果我觉得世界无法忍受，只要蜷缩进一本书里，书就像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带我远离一切。不过我的阅读一点都不系统。我的阅读速度很快……好处是我能够读得很多，但是也有缺点，我什么都读得不精，我只是囫囵吞枣地看过很多东西。我比大多数人想的更无知。
我的信仰很少，不过这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我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事物大多有其历史根源——特别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谓的浪漫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今天的许多期望和感受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比如关于幸福、个性、激进社会变革和快乐的观念。我们使用的很多词汇都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诞生的。
在1966年一篇题为《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文中，桑塔格将她卓尔不群、鼓舞人心的智慧做了最动人的表达：
“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会灭亡。……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独断总结，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有的人认为读书只是一种逃避，即从”现实“的日常生活逃到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书籍的世界。书籍不单单是这样的。书籍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种方式。”
“作家往往采取对立的立场。我喜欢这种对立的立场，能够表达异见观点”。
桑塔格15岁时在中学刊物上发表政论：把我们不喜欢的人一律蔑称为“共产主义者”，无法达到争取和平的战争的胜利。
对我来说，写作通常并不是一种享受。写作常常是冗长乏味、令人厌倦的，因为我写作时要修改无数遍草稿。
写作是一种去除性别特征的活动。写作时我不吃东西，或者饮食非常不规律，吃得很差或者干脆不吃饭，而且总是尽可能少睡觉。我的背疼，手指疼，头疼。写作甚至会消灭性欲。我发现如果我有个爱人，然后开始投入一部作品的创作，那么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节欲或者禁欲，因为我希望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写作上。我完全没有纪律性，我只是想起来就写，在一段时间里全情投入，别的什么都不管。
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但我认为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作斗争也是作家的任务，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任务。同样，我很清楚这是一项永远不会结束的任务，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终结谎言、错误和阐释的体系，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在跟这些东西作斗争。
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感到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