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土壤 · 塑料大棚 · 混凝土：西藏景观转变的三个关键时期
土壤·塑料大棚·混凝土：
西藏景观转变的三个关键时期
Emily Yeh把西藏自1950年代以来的景观转变分为“土壤”、“塑料大棚”和“混凝土”三个时期，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在西藏地域化的关键时期。
Emily T. Yeh, 2013. 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ource: http://www.cornellpress.cornell.edu/book/?GCOI=80140100581500
Picture source: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604594-communist-party-deepens-tibets-integration-rest-country-taming-west
西藏景观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地理系的Emily Ting Yeh(叶婷?)2013年出版《驯服西藏：景观转变和中国发展的礼物》(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把拉萨自1950年代以来的景观转变分为“土壤”、“塑料大棚”和“混凝土”三个时期，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在西藏地域化的关键时期。“土壤”指1950-1970年代建立国家农场和人民公社进行高强度的农业种植；“塑料大棚”指1980-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时期，主要由汉人移民特别是四川移民主导的大棚蔬菜种植；“混凝土”指2000年以来，国家推进城镇化、征地、迁徙安置和住房建设。城市和城市边缘区景观重构对应西藏一系列的物质、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
土壤：1950-1970年代
Soil：1950-1970s
社会主义农业以国家农场、人民公社的形式在西藏建立发展起来。作为毛时代中国国家权力地域化的关键场所，国家农场吸纳西藏劳动力（尤其是来自西藏下层阶级），开垦农田，种植谷物和蔬菜，供养政府行政和军队人员。通过年长藏人的口述史，本部分讲述了来自贫困无地家庭的藏族年轻妇女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成员的故事。
建立在坑坑洼洼的荒地之上的七一农场和八一农场是国家整合的关键场所，亦是中藏历史的关键节点，包含了不同模式的国家控制：为士兵提供营养、建立认同和吸纳下层百姓、建立新的主体性、把自然纳入国家形成的一部分。
首先，农场的产出不仅为驻兵提供熟悉的食物和营养，还向西藏土地引入新物种（蔬菜）。第二，农场成功吸收来自无地贫困家庭的年轻藏族劳动力，许多农场藏族工人后来成为新政府里有权力的干部。即使那些没有获得提拔的藏族工人，也通过这一过程整合到了新的政治结构中。尤其是藏族妇女。
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国家权力的地域化部分始于“性别流动”的承诺。1950年代的拉萨，把来自无地家庭的年轻妇女归为遭受阶级和性别双重压迫的群体，国家农场给予她们一个机会摆脱上述压迫。
第三种控制的模式通过生产物质景观的劳动实现。征服自然的胜利展示了国家的权力。1950-1980年代，通过各种国家运动（例如农业学大寨），动员劳动力生产新社会主义景观，试图在西藏制造中国东部的农业景观。藏人改变景观的劳动，沉入他们的记忆和主体性之中，后来成为他们参与建设国家的怀旧，或者是辛苦劳作的记忆。
塑料大棚：1980-1990年代
Plastic: 1980-1990s
1980-1990年代，西藏的经济发展以去集体化和人货加速流动为特征。汉人移民尤其是四川移民大量流入西藏，城市经济为汉人主导。叶婷以大棚蔬菜种植为例，说明汉人如何主导这个产业。叶婷试图回答为何藏人愿意将土地租给汉人移民，而自己并不从事这一附加值较高的大棚蔬菜种植。叶婷认为必须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政治压力以及社会与空间共组的关系来加以理解。土地产权、家庭土地的空间分布、村庄道德经济、蔬菜种植的性别分工、汉人和藏人教育的结构不平等等因素综合作用，导致藏人在地方经济中的边缘地位。
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标志着第二次景观转变和国家权力地域化的新形式。1950年代在荒地上开垦出的蔬菜种植地被包上塑料，汉人移民引种新的蔬菜种类。
汉人移民租赁城市边缘区的藏族农民的土地，建造温室种植蔬菜，城市扩张边缘区的可耕地全被塑料布包裹，几乎每一村每一户都把土地租赁给汉人移民种蔬菜。
汉人在蔬菜市场的主导地位部分源自政府在1980年代中期发展蔬菜种植产业的努力，从四川引入种植蔬菜农民。此后，经由亲戚朋友和老乡介绍，内地特别是四川越来越多的菜农迁移到西藏。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西藏有15.9万汉人移民，其中7.7万住在拉萨城关区。拉萨居住在街道的汉人移民占总人口的30%左右。其中，来自四川的移民最多，因此拉萨又被称为“小四川”，不仅因为四川移民的数量多，而且因为四川移民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
西藏的汉人移民作为发展的力量，成为新形式的领域化。政府欢迎外来移民，为西藏带来发展必需的技能，提高本地生活水平和GDP。
混凝土: 2000年以来
Concrete: since 2000
千禧年以来，西藏的景观转变以城镇化、城市边缘区和农村地区住房投资和建设为主。
政府把城镇化视为通往发展和现代化的捷径，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和标志，有助于减小西藏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地方政府资本积累的需要推动着征地、拆迁安置和新住房建设。
不断变化的西藏农村和城镇地区建成景观，通过礼物的逻辑地域化。作者以拉萨郊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安居房工程为例，政府补贴25-33%费用，剩余款项由银行贷款和农民存款或者私人贷款补足。获得新房同时也意味着债务。因此农民既想抓住这个机会获得政府补贴，“免费的礼物”，同时也对负债感到焦虑，并且拿了补贴之后，农民必须认同政府，忠于政府，这是一种“债务工程(indebtedness engineering)”。
总结
Summary
本书分析1950年代以来西藏景观生产的社会关系，特别讨论了不同处境藏人在物质景观转变过程中的矛盾作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景观生产的轨迹有三个关键时期：
第一，1950年代早期，与社会历史相脱离的征服自然的叙述框架，为贫困西藏妇女通过劳动摆脱社会障碍提供了机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分子。妇女的口述史表明早期国家权力的地域化是一个性别的过程。
第二，1990年代，城市边缘地区蔬菜塑料大棚景观的生产与西藏的汉人移民密切相关。
蔬菜市场的形成并不只是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所驱动，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举动，起初是为了满足西藏驻兵和干部的需要，及至后来本地藏人饮食也加入了蔬菜。为了培育蔬菜产业，本地干部试图说服藏人参与蔬菜种植，补贴藏人建造温室，劝说藏人不要把土地租给外来移民，然而这些尝试都失败了，汉人移民在蔬菜种植上，打败了本地藏人。并且，汉人移民并未带来本地的发展，因为汉人移民的收入大多汇款寄了回家。
第三，西藏景观变化最显著的莫过于拉萨的城市化，以及201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边缘区和农村地区巨大的安居保障房项目的建设。拉萨的中产阶级群体可以购买更新更宽敞的商品房，这些住房建设与西藏的物质和文化景观毫无相似之处。城市规划成为发展的技术手段，剥夺式积累造成征地、拆迁安置和城市边缘区农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安排重组和迷失。
在国家影响的生产和物质景观的可见转变中，发展的礼物是一个空间过程，产生新形式的空间与领土。对藏人而言，发展的礼物既带来了更多商品，但也带来了日益增强的一种“非山羊非绵羊(ra ma lug, neither goat nor sheep)”的迷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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