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人类如何摆脱贫困？经济学家们的探索
人类如何摆脱贫困？
经济学家们的探索
本书讲述不同时代数十位经济学家对“人类如何摆脱贫困”问题的不同探索。
（美）西尔维亚·娜萨著，马韧译，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题图来源：http://www.vox.com/2015/8/13/9145467/extreme-poverty-global-poverty
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十之八九深陷贫困。一个困扰人类至今的问题：人类如何能够摆脱有限的物质和自然资源限制，让所有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摆脱贫困？对这个问题答案的追寻，催生了现代经济学。“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源于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为人类整鞍备马，将之送上文明的坦途。”马歇尔如是写道。
所有的经济学家在寻找一个”思考的工具"，以解决凯恩斯所说的，人类终极的政治问题：如何才能把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推手：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天才》(Grand Pursuit: the Story of Economic Genius) 讲述了马克思、恩格斯、马歇尔、韦伯夫妇、费雪、熊彼特、凯恩斯、哈耶克、费里德曼、罗宾逊、萨缪尔森、阿玛蒂亚·森的生平和主要思想，各自针对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提出的新疑问和新解答。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伦敦
在人类前工业历史上，随着古今众多帝国的兴亡和财富的聚散，地球上稀薄而分散的人口始终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增长。唯一基本没有改变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和条件，这决定了大部分人的悲惨生活无法得到改善。但工业革命证明，只需二三十年时间，一个国家的财富便能得到成倍而不仅仅是百分比式的增长。它向人类生存最根本一个假设提出挑战：人类必须臣服于自然，来自大自然的惩罚是无法抗拒的。
英国的GDP在1750-1850一百年间增长了4倍，这一增幅比此前一千年的总和还高。认为人类十有八九能够挣脱他们千百年来悲惨宿命的观点终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站住了脚跟，随后不断向外传播，重新塑造人类社会。
伦敦是十九世纪经济奇迹的典范之作。十九世纪中期，伦敦城市人口已膨胀到250万，相当于排名在伦敦之后的八大英国城市人口的总和。
伦敦港是全球最大最高效的港口。位于伦敦城里的伦敦金融中心把握着全球商业命脉，伦敦是“世界银行”。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聚集地，雇佣了50万男女，是全英国工人总数的1/6，相当于曼彻斯特棉纺工人数量的10倍。
每六个英国人就有一个住在伦敦，伦敦人的平均收入比其他英国城市居民高出40%。在吸引来世界巨富同时，伦敦也吸引了众多贫民。
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大打折扣。在疾病的传播理论发明之前，在统一收集垃圾和下水道及净水供应得到普及前，虽然英格兰乡村生活水准低得多，但是乡村地区的人均寿命在45岁左右，而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只有区区32岁或31岁。流行性疾病也成了日常威胁，即使富人中的富人也不能幸免，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被伤害夺去性命。
伦敦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在这里，“你可以第一手地接触到你想研究的一切事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受到了他们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新颖之处，痴迷于揭示它所蕴含的意义。他们认为虽然社会物质财富与生产力在集聚增长，但分配机制存在致命的缺陷，将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资本主义必将破产给出两点原因：一，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恶化程度与资本积累速度成正比；二，财富创造得越多，周期性爆发的金融与商业危机所涉及地区越广泛，后果越严重。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吗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家境不好，父亲是银行小职员，养活一大家子人之外，几乎没有余力供马歇尔上学，但父亲却设法说服了银行里一个主管资助马歇尔上学，而聪颖的马歇尔后来确实冲破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向上流动。
马歇尔的父亲就是个虎爹，每天逼马歇尔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等古典语言直到深夜。
但马歇尔兴趣不在古典语言，对数学感兴趣，以至于忤逆父亲的期待：放弃牛津古典学习的奖学金和毕业后成为牛津研究员的前景，转而去剑桥读数学。马歇尔能够成功抗命去剑桥读书，是因为他从远在澳大利亚的叔叔那里借了一大笔钱，加上数学专业奖学金。他在剑桥的优异表现，赢得奖金，毕业后留在剑桥当讲师，加上兼职，一年后还清欠叔叔的贷款。
马歇尔摆脱了原有阶级出身，但始终关注贫困这个问题：为啥在创造了极大丰富物质的工业时代，仍然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吗？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绅士呢？
与马克思认为工人工资水平长期越来越低的观点不同，马歇尔认为工人工资水平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加以提高。提高工人生产力水平重要途径就是教育。企业主为了吸引有技术水平的工人，必须给工人加工资。企业为争夺拥有最高生产力水平的工人而展开竞争，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必须与工人分享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成果。企业是推动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提高的主要力量。
韦伯夫妇与福利国家
比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不要跟英国的童书作家Beatrix potter混淆）出身上层阶级，年轻、漂亮，她前头的几个姐姐都嫁了门当户对的丈夫，没有什么理由她不会走上同样的幸福道路。总之，作为少数被上帝眷顾的白富美，还能要求更多吗？——比特丽斯有个家境贫寒的表妹，曾酸溜溜地质问她。
每个卓越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开明的父亲。虽然时代所限，比特丽斯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但是她家里各种藏书和期刊杂志、她家往来的鸿儒，包括托马斯·赫胥黎、赫伯特·斯宾塞、达尔文的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等人，成了她教育的来源。她渴望同时得到知识、工作和爱情。
她曾经对年长她二十多岁、丧偶有娃的内阁成员张伯伦有过BIG CRUSH，即使开明如她的知识女性，也必须等男方提出求婚。她创造了很多机会，等着张伯伦开口。但张伯伦就是不求婚，她也就死了这条心——很久的后来，她在报上看到张伯伦跟一个25岁的美国女贵族订婚了。
著名的伦敦贫困调查发起人查理·布斯(Charlie Booth)是比特丽斯的表兄，比特丽斯跟着表兄参加贫困调查，撰写报告，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费边社的西德尼·韦伯和她未相识之前，互相读过对方的文章，互相欣赏。及至见面，西德尼·韦伯对她一见钟情，但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比特丽斯一开始也不认为两人可以谈婚论嫁，但西德尼答应比特丽斯婚后仍可以过她想过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于是首肯，只是要求瞒着她病重瘫痪的父亲，直到她父亲去世，她才跟西德尼正式成婚。
两人志同道合，合作写书，还创办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新政治家》周刊。
比特丽斯在家里举办晚餐沙龙，汇聚伦敦的社会名流和政界人士，虽然食物很差，但是影响力很大，大家以受邀进入为荣。
1908年，韦伯夫妇撰写《少数派报告》，提出建立福利国家，贫穷是可以避免的，政府在教育、卫生、粮食和医疗等方面提供的实物帮助对私营企业生产力和工资提升比税收压制作用大得多，要求国家为极端贫困的人提供最低限度文明的生活保障。“任何人，无论其性别和阶层，国家都将保障他能过上最低标准的文明生活……在他年轻时会有充分的受培养和受教育的机会，在他能够工作以后会有一份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他生病时能受到医治，即使在他伤残或年老之后也有办法安度余生。” 后来这些观点的确影响了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
欧文·费雪与控制货币供应
费雪出身一般，父亲得肺结核去世，丢下孤儿寡母，而他才17岁，刚刚拿到耶鲁的入学通知。以为从此与大学无缘，结果他父亲一份遗产被发现——曾经在朋友处投资500美元，指定留给费雪教育所用，费雪才得以上大学。
肺结核是19世纪的艾滋病，20世纪初，大城市每3起死亡就有一起与痨病有关，年轻男性多发，称为白色瘟疫，治愈率极低。费雪在31岁被诊断得了肺结核，所幸痊愈。从此，他成为了一名公共健康事物的改革家，大力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智控制。
狄更斯、亨利·梅休和卡尔·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类一直因为物质条件的局限陷入贫困。马克思认为虽然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能够用同样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他认为，人们无法把生产力的提高转化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1880年代马歇尔则认为，竞争迫使企业寻求提高生产力，并且促使企业将获取的收益用以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方式。
欧文·费雪则认识到货币对实际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提出，政府应该通过对货币的管理来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他指出导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社会痼疾的共同原因，找到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工具，政府可以借此缓解或避免通货膨胀下经济高涨或通货紧缩下的经济萧条。
阿马蒂亚·森：自由与发展
阿马蒂亚是“注定永垂不朽”之意。
阿马蒂亚·森的经历显示了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毅力与决心。森快满19岁时，感觉口腔上部有一个肿块，医生认为是鱼骨，并无大碍。森向一个学医同学请教，了解到口腔癌在印度男性中高发。于是借了一本医书，独自钻研几个小时后，给自己下诊断：鳞状细胞癌二期。
几个月后在医院切片活体检查证实，当时印度普遍治疗方法是手术，但手术会加速癌细胞扩散，死得更快。
森从医疗杂志了解到当时欧美最新治疗方法是放疗，于是他在印度找到一个肯给他做放疗的医生。那个医生也狠，给他标准剂量的4-5倍，戴着铅制面具，用镭放疗一个星期。
放疗有很多可怕的副作用，逐渐摧毁骨骼和组织，有些副作用甚至迟至森中年才显现。但无论怎样，森战胜癌症，活下来了。
这场经历对森有着深远影响：
一是对处于苦难中人深切的认同感和同情，影响他日后的研究方向。
二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让森对自己的直觉和进取心有了极大的信心。
病愈后，森以优异成绩从印度国王学院毕业，并获得剑桥大学录取。毕业后先后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基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对东西方哲学的精湛了解，森毕生研究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人们，对当地经济思想的方方面面都提出过疑问。
森试图把经济学家对优越物质生活的一贯关注与政治哲学家们对个人权利和公正的传统结合起来。森反对用人均GDP作为衡量进步的主要标杆，认为人们能够享受多少自由，而不是他们的富裕程度，才是衡量一个良好社会的最佳尺度，而且自由还应该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目标和手段。森构建了许多新的福利指标，包括后来被联合国采用的人类发展指数。
结语：世界贫困图
19世纪时的世界，大多数人处于绝对贫困中（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1820年，94%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1910年，这一比例缓慢下降到82%。1999年，只有29%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20世纪，人类战胜贫困取得了迅猛进展，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进步举世瞩目。
2011年，世界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人群的比例进一步降低到1999年水平的一半：14%，大约仍有10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绝对贫困率的降低，是为现代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进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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