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却对彼此期待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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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却对彼此期待更少？

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知道如何连接，但却忘了如何与彼此交谈？

Sherry Turkle,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Basic Books.

[美]雪莉·特克尔著，周逵，刘菁荆译，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Sources:

每当新技术出现，无论是电报、电话、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还是机器人，人们都会争辩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技术如何改变人际关系？悲观的看法认为技术会取代减少真实的人际互动，乐观的看法认为技术会促进真实的人际互动，或者解放人际互动，不受时间地点的束缚，甚至跨越人与物的边界。

雪莉·特克尔所著《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却对彼此期待更少？》一书讨论最新的技术——社交机器人与网络——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特克尔的观点属于“网络怀疑论(cyber-sceptic)”，类似的书有尼古拉斯·卡尔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警告读者，随着我们的注意力不断从一个网页跳到另一个网页，我们的认知能力在不断退化；再如Evgeny Morozov的《互联网幻觉：因特网自由的黑暗面》，批驳“网络有助于推广民主”的观点。在主流的关于互联网“英雄般叙事”中，这类书提醒读者，不要把技术进步等同于人类进步。

《群体性孤独》综合多年的实证研究，观察人们如何与社交机器人互动，如何在网络上互动，进而提出一个哲学问题：人类是否能改变交流方式的同时不改变作为人的本质？

社交机器人：孤独中的新型亲密关系

人类正在临近“机器人时刻”。我们已经通过机器过滤我们的同伴关系，下一步就是接受机器人作为我们的同伴。不久，机器人将担负“照顾”角色，陪孩子玩耍，照顾老人，填充社区退化所留下的空白。与此同时，真实世界的互动变得麻烦，有血有肉的人各种冲动不靠谱，徒增压力，不如通过智能手机、IPads、脸书等电子界面来沟通更好。许多人甚至感到模拟的人生比真实的人生更有吸引力，对于没有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关系感到害怕。

社交机器人预示着一种新型人际关系的出现：我们会在孤独的情况下，感觉相互连接。社交机器人可以做清洁，照顾年迈的父母，照顾孩子，还可以提供可靠的陪伴。特克尔观察到，我们往往把机器人作为解决自己缺点的办法，逃避直面与他人交往的困难，而使用机器人作为容易的替代品。

例如谈话式性爱机器人Roxxxy，预装有6种不同个性女朋友设置。有人发帖说，一个男人如果需要这样的玩偶是有多么悲剧，也有人认为，有个机器人伴侣总比永远做空窗的屌丝好。但是特克尔认为Roxxxy体现了一种危险的信号，机器人的流行让我们不愿意付出维系真人关系所需要的努力。对机器人产生依附感看似没有风险，但当人们习惯于无须付出的陪伴时，再与真人相处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难以应对的问题。对人产生依附感同样时有风险的事情——它让我们可能饱受被拒绝的痛苦，但它同时也让我们可能深刻了解对方。机器人的陪伴似乎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交易，但它却把我们放逐到一个封闭的世界中。

高度仿真计算机生成图像

来源：http://thenextweb.com/creativity/2016/09/09/cgi-girl-isnt-real/

对于与社交机器人长大的孩子，特克尔分析：倘若你把机器人当作朋友或伴侣，第一件缺失的事情就是“异己性（alterity）”，这是换位思考看待世界的能力。没有了异己性，人就缺少了同理心。机器人取代了人的陪伴下成长，与长大成为又社会经验的成人后再接触机器人，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孩子再成长中需要与人交往，才会获得建立亲密关系和换位思考的能力，而和机器互动，则学习不到这些。对已经有丰富社交经验的成年人来说，和社交机器人的互动，更多时为了在较简单的社交生活中得到放松，对于他们来说，心理风险要小得多。但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面对可能损害我们的这些简明易懂事物，我们都毫无抵抗力。

社交机器人的受欢迎不只是因为人们愿意跟机器交谈，也说明人们变得不愿意和彼此交流。社交机器人提供了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逃离彼此，也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对人的失望让机器人的“关心”看上去足够真实。

我们需要社交机器人，因为我们的人生有诸多麻烦，我们需要关爱和关注，机器人会满足我们的这些需求，即使只是在幻想中。人们想从机器人哪里得到满足，这意味着需要帮助机器人，弥补它的不足和过失。我们被吸引着进入一场必然的共谋。我们向机器索取什么，就代表着我们需要什么。

联网：亲密关系中的新型孤独

本书第二部分讨论我们的网瘾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特克尔访谈了各个年龄段各个社会背景的人，发现同样的强迫性的行为模式：我们开始于“技术使我们能够控制”的幻觉，结果却“被技术所控制”。

我们使用智能手机，以便更好管理邮件，结果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和睡觉前最后一件事都是看手机。孩子要与手机竞争得到父母的注意。成长于数码时代的孩子，也是上一代人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特克尔访谈的青少年里，很多病态般地害怕电话。他们不喜欢电话的即时性和不可预测，更喜欢用短信和脸书来交流。

在“后家庭主义时代的家庭”，家庭成员孤独地在一起，每个人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网。我们虽然享受着不断的连接，却极少给予彼此全部的注意力。通过互联网形成的连接并没有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但这些连接却让我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我们因为忙碌而使用网络，但却与技术一起花费了更多时间，而更少与家人在一起。我们坚信网络连接是接近彼此的方法，即便它同时也是有效躲避和隐藏彼此的方法。

机器人技术和网络连接共同之处：和社交机器人在一起，我们是孤单的，但收到的信号却告诉我们，我们在一起。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在，但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可能的风险是：我们开始把其他人视为实用性的客体而接近，并且只愿意接近对方哪些实用、舒适和有趣的部分。

跟社交机器人在一起时，我们把物体设想成人类。上网时，我们发明了与人相处的办法，并把他们变得像物体。这是一种可怕的对称。

无论是机器人还是网络生活，可以帮我们从现实的、复杂的、凌乱的生活浪涛中转移出来，一旦实现这种转移，我们会更不愿意离开，更不愿意冒险。网络使我们做好准备，去接受一段机器人提供的“更单薄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繁荣的社交媒介文化里，我们梦想着社交机器人。尽管彼此连接，我们却依旧孤独，只能送给自己科技情人。如果网络生活太严苛，机器人总是在我们身边。机器人伴侣既是病症，也是梦想。我们可以获得机器人的陪伴，而不必承担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风险。机器人暴露了我们希望能够控制亲密关系的梦想。

我们对科技期待越来越多，对彼此的期待却越来越少，浑然不觉已成了科技的奴仆，但我们自己才是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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