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直面气候变化:城市既是问题根源，又是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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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气候变化:
城市既是问题根源，又是解决办法
今天城市对交通、基础设施、建筑和产业所作的选择，决定了其锁定的技术、制度和行为，也决定了人类是否能在管理气候变化同时，享受资源节约型增长的好处。
Dimitri Zenghelis and Nicholas Stern, Climate change and cities: a prime source of problems, yet key to a solution
Source:http://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5/nov/17/cities-climate-change-problems-solution
Picture source: https://lsecities.net/ua/events/s/global-deb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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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城市时代项目(Urban Age)”十周年之际，LSE CITIES与德意志银行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协会(Deutsche Bank’s Alfred Herrhausen Society)、《卫报》城市版合作，于2015年11月19日至12月3日，在伦敦组织了5场全球辩论(Global Debates)，辩论涵盖五个核心议题：
直面气候变化：城市会是解决办法吗？(Confronting Climate Change: can cities be the solution?)
引导城市增长：规划与建筑能胜任吗？(Steering Urban Growth: can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manage?)
公平的政治学：谁拥有城市？(The Politics of Equity: who owns the city?)
城市基础设施设计:为今天还是明天而投资？(Designing Urban Infrastructure: investing for now or tomorrow?)
包容的叙述：城市有利于人类共同生活吗？(Narratives of Inclusion: can cities help us live together?)
讲者包括世界顶尖环境学者、城市专家、市长、决策者、建筑师、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家，对21世纪城市化的社会和空间动态过程进行讨论。
下文是对第五场辩论”直面气候变化：城市会是解决办法吗？”主要观点的记录。这场关于气候变化与城市的辩论，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之前进行，强调城市对于减少全球能源需求和降低碳排放的关键作用。这场辩论直面决策者最困难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是采取适应策略(adaptation)，例如像荷兰那样学会与洪水泛滥相处；还是缓解策略(mitigation)，例如通过规划建设紧凑城市或者选择更高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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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过半人口居于城市之中，城市生产了世界75%GDP，同时城市排放了世界75%的温室气体。至2050年，65-75%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每年新增4千万人。世界城市人口规模将从今天的35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65亿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按国家和产业分的温室气体排放
城市是经济活动中心，决定经济如何增长，资源如何分配，创新如何发生，创新如何使用——如若使用不当，可能对现在及未来的人类造成巨大伤害。人类暴露于各种气候风险下，例如缺水、洪水和热浪。人类大规模聚居，对资源需求增长，如果组织和管理不当的话，会使城市成为污染、拥挤和浪费的来源。
新德里郊外笼罩在雾霾之下
然而，城市同时又是解决办法的关键所在。城市为实现显著减少碳排放同时维持富裕生活水平提供了多重机会。如果新建城市和扩张城市继续采用蔓延和资源密集的城市发展模式，那就不可能把全球碳排放降到安全水平。
紧凑城市增长模式能够创造经济有活力的健康城市。根据经济与气候全球委员会(由28个企业领袖和前国家领导人领头的合作组织)的新气候经济项目(NCE)的研究，紧凑、连接和协调发展的城市生产效率更高、社会更包容、更有韧性、更清洁、更安静并且更安全，碳排放也更低，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气候行动协同进行的典范。
城市就是效率，这是城市存在的根本原因。人们聚居在交通节点（河流或海港），可以高效进口和运输物质、水和食物，出口商品和废物也可以高效运出。城市更是提高效率的来源——思想的传播。
经济增长由学习和创新、知识资本和技能积累所驱动。知识和创新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促进不依赖资源的经济增长。知识资本不会过时，知识产生于既有知识基础上，具有无限的规模经济。
智力经济往往依赖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新设施促进新想法和新科技创新。例如，投资于综合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基础设施，可以改变人们行为模式，采用新APP监控和报告实时交通信息。
知识提高产出，为后继投资释放资源。知识的产生和使用与环境密切相关。城市包含专业化、多样性和经济活动的高度混合，为理念、技术和过程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创意共享，新技术和新发明被学习、被放大、被应用。城市处于最有利位置来采取降低碳排放的行动，同时提高资源效率、处理垃圾、降低噪音、拥堵和污染。最有活力最有创意的城市吸引了最好的人才。
城市的物理形态影响了居民行为和制度响应。例如，提供自行车基础设施会鼓励人们骑车。骑车人变多会促使官员进一步改善自行车基础设施。物理环境投资和行为改变形成良性循环，改善健康状态，提高生活满意度，降低碳排放。类似的故事也可以在城市步行化(pedestrianization)中观察到。
如果城市的管理和规划系统运行良好，更容易执行高效低污染的政策。城市层面的行动比国家层面的行动更有效。有关垃圾处理、交通和城市环境的政策效果容易观察到，地方官员需要为失败的政策负责。同时，具有共同目标的社区也容易成为孕育创新和改进的土壤。 社区行动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包括回收再用、地区供暖、公交系统和汽车共享。
但城市也为推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陷入资源密集型基础设施和行为恶性循环后果现身说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大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建成，现有城市形态决定了应对未来资源成本的弹性。
北京的交通与雾霾
紧凑的城市增长显著降低提供城市服务成本，大幅降低城市基础设施要求。而城市蔓延则陷入高水平低效率能源消耗中，更难实施高效垃圾处理和区域供暖措施。
例如，蔓延的美国城市的人均资源消耗和人均碳排放水平比类似收入水平的欧洲和亚洲城市高。亚太经合组织(OECD)估算，辛辛那提、休斯顿和明尼苏达人均碳排放为20-30吨，斯德哥尔摩、伦敦和东京人均碳排放为5-10吨。亚特兰大和巴塞罗那人口均为5百万左右，收入水平相近，但是巴塞罗那的城市用地面积只有亚特兰大的4%，巴塞罗那碳排放只有亚特兰大的1/10.
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仍有机会选择高资源密集型或低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短期来看，高资源密集型发展成本低，亦不需要细致的规划，但从中期来看，成本昂贵，并且难以逆转。煤炭看起来便宜，但是考虑到污染成本、气候效应、生活质量和生计，实际成本有4倍高。
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一项最近的报告显示，污染给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国和印度所带来的健康成本（包括过早死亡）每年高达3.5万亿美元。世界银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估算中国污染的成本高达GDP的10%。用占区域GDP比例来估算交通拥堵的成本，开罗4%，雅加达4.8%，圣保罗7.8%，北京1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近期一项研究显示，中国PM2.5污染造成每年160万人过早死亡，换句话说，平均每天有4000人早亡。印度的情况比中国更严重。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英国空气污染医学影响委员会估算，PM2.5污染造成2008年欧洲2.9万人早亡。
良好规划、活力十足的城市中心对于高度流动、高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士仍有相当吸引力，但是需要采取配套政策。例如，为了有效减轻拥堵和排放，需要采取种种互补措施，例如鼓励公交、自行车、电车、汽车共享、城市规划、区划和碳排放定价等。
通过30年协同改变土地利用和交通体系政策的实践，俄勒冈波特兰每年节约20亿美元。措施包括适当增加建设密度、轻轨交通以及鼓励步行与骑行政策等。许多欧洲城市，家庭垃圾的回收率达到50%，哥本哈根只有3%的垃圾需要土地填埋。
即使是那些陷入蔓延发展的城市，通过建设快速公交系统(BRT)也可以极大改善交通连接性。据新气候经济报告，约翰内斯堡BRT建设第一期的经济效益达到9亿美元。布宜诺斯艾利斯的BRT节省一半的通勤时间。BRT以及其他公交系统能够减少交通、提高安全性和生产效率。拉各斯拥堵程度每降低20%，每年可以为地方经济带来10亿元收益。自行车可以提高城市贫民的流动性。
斯德哥尔摩老城区狭窄的街道
欧洲不少城市在成功地去碳化。1993-2010年，斯德哥尔摩的碳排放减少了35%，而经济增长了41%。1990年以来，哥本哈根碳排放减少了超过40%，真实经济增长50%。虽然这些统计数据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但至少说明环境目标未必会降低经济表现或降低竞争力。类似例子还有西班牙巴塞罗那，德国汉堡和弗莱堡，以及新加坡。
世界主要城市和领导者纷纷率先制定减少排放的具体目标。纽约计划在2007-2030年期间减少30%温室气体排放。洛杉矶计划在1990-2030年间减少35%碳排放。首尔计划在1990-2030年间减少40%碳排放。香港计划在2005-2020期间减少50-60%碳排放。中国许多城市包括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和保定等纷纷制定低碳计划。城市强有力的行动可以影响国家乃至国际议程。
国际间的合作也可促进城市高效的气候行动。城市网络例如C40(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城市气候领导小组), ICLEI (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为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 ,世界城市与地方政府联合组织( 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等，可以共享最佳实践，促进新形式的财政。这些城市组织与联合国合作签署了市长协议(Compact of Mayors)，旨在推动追踪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共同负责框架，至2015年8月，已有97个城市代表1.83亿人口签订协议。
协作政策并不因基础设施建成而结束，仍旧需要政策信号从而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和管理，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同时减少交易成本和扭曲。碳排放定价，包括直接的税收或碳排放交易，以及间接的制度制约，可以纠正市场失效，避免政策失败。
通过研究资助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通过公共教育、制定规章制度和标准，克服信息障碍和交易成本。最后，还要在全社会建立起对负责任行为的共识，改变原有社会规范，而不只是简单采取“萝卜+大棒”政策。领导力和社区行动很重要，互相学习经验也非常重要。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减贫、世界健康与气候变化管理，相互紧密交织。高效城市既紧凑，又智能。宽带数码基础设施连接人与人、人与城市系统、城市系统与城市系统，使得城市与居民能够实时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不采取行动听之任之会降低居民福祉、增加成本以及提高风险，当资源耗竭与气候损害累积最终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资源节约型和低碳增长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项。今天城市对交通、基础设施、建筑和产业所作的选择，决定了其锁定的技术、制度和行为，也决定了人类是否能在管理气候变化同时，享受资源节约型增长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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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Nicholas Stern和Dimitri Zenghelis教授分别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主任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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