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 | 草婴：我的翻译道路
草婴（时年22岁）
“草,是最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
——草婴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拿翻译作为终身工作。我的回答是历史。我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而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时期，也是苦难最深重的一个时期。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我随家从宁波避难上海，那年我十四岁。我父亲是西医，同济医学院毕业后不久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他具有爱国思想，也有人道主义精神。他对我的成长有一定影响。
我到上海后，接触一些进步书刊，眼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忧国忧民的心情不断滋长，而鲁迅的思想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一部初版《鲁迅全集》成了我最重要的生活教科书。我竭力探索一条可以解脱中国人民苦难的道路，而当时的苏联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想多了解一些苏联，就决心学习俄文。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教俄文的小广告，按址来到环龙路（今南昌路），见到一位中年俄国女教师。她看见我就问：“小孩，你要什么？”我说：“我要学俄文。”我问她怎么学，她说：“一块钱一个钟头，你要学多少次？”我心里一核计，我父亲每月给我五块零花钱，一星期学一次就得四块钱。我就回答她说一星期学一次，但我不能告诉她我每月只付得出四块钱。这样，我就从1938年3月1日起开始学俄文，每星期日上午去她家一次，我坐在她对面，用的是当时惟一的教科书《俄文津梁》，她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我的这位启蒙教师是家庭妇女，没有教书经验，也不会用中文解释。在那个年代，既没有俄汉词典，也没有一本语法书，学俄文确实很困难。
肖洛霍夫《顿河故事》，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我这样学了一年多，通过进步组织新文字研究会，认识了姜椿芳同志。他是地下党的一位领导，同夏衍同志一起领导上海文艺界。当年我16岁，他27岁。他知道我这个中学生在课余用功学俄文，就问我学习的情况。我对他讲了学习上的困难，他就主动提出每个月一两次在一位地下党同志家里同我见面，他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这种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更增强了我学好俄文的信心。
1941 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当时姜椿芳同志代表地下党同塔斯社上海分社负责人秘密商量，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份中文刊物，及时报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 8月20日中文《时代》周刊创刊。当时上海虽在日本军国主义控制下，但苏日还存在外交关系，日本军方明知这是一本反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但不能公然禁止，只能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加以破坏。《时代》周刊内容主要采用塔斯社和苏报刊文章，但当时上海懂俄文的只有几个人，姜椿芳同志要我也参加一些翻译工作。这样，我从《时代》创刊起就每天晚上和周末利用课余时间为《时代》译稿。当时我十八岁，这也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开端，离现在已有六十五年了。
1942年继《时代》之后，上海又创办了《苏联文艺》月刊，我也为这本刊物译过稿。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普拉东诺夫的《老人》，内容主要写一个普通苏联老人怎样单独抗击德国法西斯分子，发表在《苏联文艺》第二期上。
草婴译托尔斯泰
从1941至1945年，苏联反抗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战争中，我一直参加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因此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我大致还留有印象。我怀着激情从事这工作，因为抗日战争也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战争胜败可以说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
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8月6日美国在广岛丢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丢下第二颗原子弹。其间苏联又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当时我已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8月9日早晨我到位于淮海中路盖斯康公寓的办公室上班。一到办公室就知道苏联已向日本宣战，同事们都在匆忙整理文稿，大约过了半小时一卡车日本宪兵就前来包围公寓大厦。我们的办公室在公寓三楼，我和另外几个同事慌忙从后楼梯往上跑，跑到上面几层，日本鬼子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下面办公室里的情况。我们在上面躲了两小时光景，直到中午，觉得不能再在上面躲下去，就装作楼上的居民，若无其事地经过日本鬼子的岗哨，走出弄堂口。一到马路上，各自赶快跑回家去。回家后就考虑到哪里去避风头，而这时日本军国主义眼见德意两个法西斯伙伴都已灭亡，又受到两颗原子弹的威慑，再加上苏联出兵，已无法维护残局，终于在8月15日由天皇出面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时世界形势和中国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共两党开始内战，国民党政府由重庆东迁，上海又由国民党市政府控制。我仍在塔斯社工作，除了翻译电讯和报刊文章之外，还协助社长罗果夫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包括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汉译俄的工作对我提高俄文水平很有帮助，以致遇见俄罗斯友人常会问我在哪里学的俄文，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我回答说是在上海，他们多半不相信。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姜椿芳同志负责中央编译局工作，他希望我能去北京参加他们那里的工作。1952年我去北京，但肺结核病复发，无法工作，只得回上海养病。我回沪后，一面养病，一面翻译苏联文艺作品。不久上海作家协会成立，我成了第一批专业会员。每周两次在作协参加学习。
五十年代我主要翻译肖洛霍夫作品，包括《新垦地》（《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和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小说和电影文学本）。此外，我还在1955年翻译了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新垦地
我为什么翻译肖洛霍夫和尼古拉耶娃的小说？应该说这同斯大林去世有关。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爱伦堡首先发表小说《解冻》，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个人迷信受到揭露和批判。尼古拉耶娃不久也在刊物上发表《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内容主要反官僚主义、关心群众疾苦。译文在《世界文学》发表后，引起广泛关注。时任青年团中央领导人的胡耀邦同志特别关心，他立刻拿它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转载，号召全体团员向书中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当时《中国青年》的印数是三百万，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了单行本，初版印数就达一百二十四万册，影响极大。
斯大林去世后，揭发批判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我的注意。我渐渐明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强调人对人的恨，缺乏人对人的爱，也就是缺乏人道主义精神。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在俄罗斯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占据首要地位，而托尔斯泰就是杰出的代表。也因为这样，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在苏联文学中，肖洛霍夫被公认为托尔斯泰的继承人，说他在写作技巧上继承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在思想上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当年对肖洛霍夫的评价也是有分歧的，有人批评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宣扬人性论，不是社会主义作家。在中国当时同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我通过反复阅读肖洛霍夫的作品，完全肯定他是最伟大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应该首先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样，在五十年代，我就主要翻译他的作品。
到了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我翻译肖洛霍夫作品也从受到赞扬转变为受到批判。“文革”一发生，我就受到冲击，我被说成是肖洛霍夫的吹鼓手，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全家遭殃，我两次处于生死边缘，好容易才挺了过来。
“文革”结束后，我更加感到，像中国这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社会特别需要宣扬人道主义思想，需要强调人对人的爱，因此下决心系统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于是我用了二十多年时间翻译了《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以上就是我的翻译经历。
2006年10月
两篇神秘的，导致飞地被关小黑屋的雄文：
诗 歌 朝 向 未 来
我们的领土，我们的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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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你不敢回复下面的词给我——
[来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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