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旁听吴宓先生“英诗”课的哲学感受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旁听吴宓先生讲课时的感受。张世英先生1946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张世英先生回忆当年西南联大多位先生的风范，感慨颇多：“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谈到吴宓先生时写道：“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这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感悟是如何得来的呢？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旁听吴宓先生“英诗”课，对“万物一如”的哲学感受

文 | 张世英

“一”与“多”的关系本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从“西洋哲学史”课程中已经学到了一些，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和与之相联系的“万物一如”这样有诗意的命题，却是从文学家吴宓先生那里旁听得来的。有一天，上课铃声正响，我赶着要去上本系的一门什么课，途经一个大教室，见窗外站满了人，便也挤上前去探头看窗里，原来是吴宓正在上“英诗”课。一看黑板，满满地都是one(“一”)和many(“多”)两个大字，一个大one在最上端，两旁包括一个小one和一个小many，然后在小one和小many下面又分别写上更小的one和many，如此类推，层层叠叠，一直叠到黑板最下端，便是许多省略号。这有点像魔术，我顿时被吸引住了，足足站了50分钟，本系的课自然也就放弃了。吴先生的“英诗”课是一个学期，我旁听了几乎大半个学期。联大所有讲课的老师在开课之前都要先公布参考书单，我原以为“英诗”是英语系的课程，吴先生又是研究西洋文学史的教授，参考书一定全是英文的，没想到他的参考书单很长，大部分却是中国古典文学书，什么《论语》、《孟子》、《庄子》、《史记》都有。我心想，这些中国经典的书名我也很熟，就想听听吴先生是怎么讲的。他讲的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离不开一,一也离不开多，美就是讲多样性的统一，即多中之一，亦即和谐；基督教的上帝是离开了多之一；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万物一如”则是与“万物同一”，这是一种“无我之境”。记得吴先生好像还引证了《庄子·马蹄》篇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几句话。吴先生似乎把我引入了一个“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德之世”。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

吴先生特别从“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的道理中引申出美之为美的原理，他认为美就是从多中见一。他强调中国文学中讲的“典雅”的重要意义，“典雅”就是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发人深思，让你从特殊（“多”）中见到普遍（“一”）。我近一二十年来的许多美学观点，就有当年吴先生课堂讲演的蛛丝马迹。他在课堂上不时讲到翻译问题，主张翻译要以“信达雅”为目标 ，直译、死翻不足道。当时联大同学每到周六，多爱到市区的南屏电影院看美国电影，什么《长相思》、《鸳梦重温》、《翠堤春晓》、《蝴蝶梦》等影片，都是联大同学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据传，这些电影的片名大多是吴宓的译作。同学们议论起来，无不称赞这些译名之典雅，但实际上皆非从原文直译而来。例如“长相思”的英文原文是old maid,直译应是“老处女”，显然不够典雅，意译成“长相思”，而在括号内注明原文“old maid”，这就既典雅又不失原意。我从联大毕业以后，还经常在人前称道吴先生的这些影片译名，无不点头赞许。不料几年以前，一位大学宣传部部长、中文系教师却提出了异议，我不禁感慨系之，写了一篇短文以寄意，题曰《长相思与老处女》，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20000907）。

吴先生为人耿直，不拘小节，爱顶撞人。我和经济系一位好友在图书馆前见到吴先生，想请他为我们私人教英文，给他报酬。在联大，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前面提到，我就是这样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然而吴先生却不等我们把话说完，就劈头一句：“我是岂能靠钱买得的？我再穷也不会！……”我们原来是一番好意，觉得抗战时期，教授们也都生活艰苦，自己在外“兼差”，赚了点钱，也算给老师一点补助。当时年轻，做事太冒失，可我们对他更增加了一分敬畏之心。同学中盛传吴先生在昆明大街上看到一家饭馆，招牌名曰“潇湘馆”，吴先生勃然大怒：“潇湘馆只能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如此这般！”举起拐杖就要砸。与他这种放荡不羁相对照的是他备课之认真，也广为英语系同学所传诵。听说，他每次讲课前一夜，都要写出详细的讲授提纲，哪些先讲，哪些后讲，哪些多讲，哪些少讲，他都要仔细斟酌，即使熟悉的引文也要核对再三。临到讲课的那天清晨，他还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默想一遍当天讲课的内容。他讲课效果很好。我亲身看到，他讲课不看讲稿，偶尔瞟一眼，马上又面对学生，即便是引文，他也背得很熟，极少拿起书本照念。上课之准时，可与经济系的陈岱孙教授媲美，他更多时候是提前进课堂。同学们说，守时间，严谨，这是清华的作风。吴与陈都是清华的教授。

吴先生是一个性格多方面的人：为人不拘小节，教学却严谨认真；讲西洋文学史，却重中国经典；爱《红楼梦》，却崇奉孔子。据说，他是一个思想保守之人，凡胡适提倡的，他都不苟同，反对白话文是其一例。可以说，吴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之人。

像吴先生这样的人，在西南联大尚不乏其例。西南联大很赞赏这样的人，这也许是西南联大自由之风的一个标志。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也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中入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西南联大是百花园，学子在这里可以任意采摘；西南联大是万神庙，学子在这里可以倾心跪拜。我和我的联大同学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旁听在西南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旁听老师的课，而且老师之间互相旁听之事也经常有之。我亲身经历的是，闻一多与沈有鼎，一属中文系，一属哲学系，两人同开《易经》课。这种冷门课，选课的人不多，旁听的人却不少，我是其中之一。闻一多的《易经》课上常见沈有鼎旁听，沈有鼎的《易经》课上也常见闻一多旁听。课后两人并肩而谈，有时似乎在争论。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我在联大几年期间，共旁听了四五门课程。从旁听中学到的东西似乎更牢固，更多启发性，吴先生的“英诗”课是我从中受益最大者。也许因为那完全是个人兴之所至，无任何强制之意的缘故。与此相反的是，当时由于国民党教育部的规定，西南联大和其他大学一样设有政治课性质的“公民”之类的课程，不但绝无一人旁听，而且听者也只是出于必修要求混个学分而已。被逼而修，有何学术自由之可言！

《九十思问》一书是著名哲学家张世英教授对九十余年人生及学术的回顾，也是对中华文化未来走向的思问。第一部分“归途——我的哲学生涯”着重记述了作者在西南联大时的故人往事，兼及各个重要时期作者的求学历程及其时代背景。第二部分“随想漫谈”是近两年来的学术随笔，主要内容是讲自我的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