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前，救亡图存！战火下的照明企业
对国人来说，每年的7月7日，是一个弥漫着悲痛、孤愤的日子。
85年前的今天，卢沟桥外响起了一阵炮火，七七事变爆发。从此，中国卷入了一场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
那是一段充斥着屈辱、痛苦、怒吼与血泪的岁月，也是中华民族醒觉的一个起点。在那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无数英雄健儿选择了以热血荐轩辕。他们有的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决绝和勇气，奔赴疆场；有的则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救亡图存”的运动……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便是硝烟战火下国内照明企业的故事。
国运飘零，艰难求生
上世纪20年代初，洋火一统天下，市场被美国的奇异厂、德国的亚司令、荷兰的飞利浦等占据。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独钟上海，这里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的起点。十里洋场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然而却没有一盏电灯是中国制造的。
1921年4月，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不久的胡西园和南洋公学的周志廉、南洋路矿学校钟训贤等人（周、钟两人另有他职，进行业余协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终于研制出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
▲胡西园
到初夏，胡西园又变卖部分家产，以勉强筹集的3万元微薄资金开始了灯泡的生产。1923年，亚浦耳灯泡厂成立。
随后，许石炯的公明电珠泡厂、李庆祥的华德光电等先后创立，生产灯泡、小电珠、霓虹灯等产品。据《上海地方志》记载，至1933年，全市共有华商灯泡厂11家，从业人员1200余人。
▲/上世纪30年代亚浦耳工厂外景
那时的灯泡厂，多是手工作坊，设备落后，许多原材料，尤其是被称为电灯泡灵魂三丝的“钨丝、钼丝、导丝”都需从外国进口。在洋货倾销、国民政府盘剥的双重压迫下，苦苦挣扎。
在这期间，抵制洋货，尤其是抵制日本货，成为商业竞争的一个武器。据胡西园自述，彼时的中华国货维持会常在会刊中提倡，中国人应用中国电灯泡。
▲/亚浦耳的广告，特别标注“中国首创”
“中国人请用中国货”、“国货亚浦耳电灯泡”、“中国首创、省电耐用”等也成为亚浦耳常用的广告语。在南洋群岛一带，国外华侨因激愤于日本对中国的欺凌，因此憎厌日货而欢迎国货，亚浦耳灯泡在国外销路剧增。
▲/工人吹制灯泡玻璃场景
不过，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们也深知，仅靠打爱国牌是不行的。在战乱年代，亚浦耳就对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十分重视。1935年的《申报》上曾刊登了《电器工厂参观记》一文，记者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在亚浦耳灯泡厂看到的一套校准轮：每一只灯泡在出厂前必须经过校验，悬挂起来不停放光，以试验灯光的亮度和灯泡的耐久力。
1936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二厂专制各种电灯泡、电子管。这是一家官僚资本企业。
誓不以厂资敌，西迁！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抗战全面爆发。
▲/淞沪会战时场景
彼时，胡西园预测上海战事肯定难免，7月11日，在上海旧法租界永安街租了一幢大堆栈，7月15日起，开始陆续把杨树浦辽阳路亚浦耳总厂部分机件、原材料向永安街搬运，并计划将一部分人力及机件设备搬迁至内地，在战争的后方开工生产，为抗战提供军需物资，为百姓补充生活供应。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虹口的亚浦耳杨树浦总厂随即沦陷，被日军占为沪东作战指挥部，门禁森严，不许工厂人员进厂。
战火威胁下，许多民族企业家誓不以厂资敌，愿意为国民政府生产军用物资。他们纷纷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协助安排工厂内迁。8月底至9月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及经济部组织迁厂委员会，计划将机器业、重要的日用品生产工厂迁到内地。
电灯泡在当时亦属重要的战略物资。9月中旬，胡西园和几位上海企业家到南京去联系迁厂事宜。10月6日，亚浦耳厂开始迁厂离沪。
那时，公路已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车辆只得夜行，恐惧时时盘旋在头顶。
从八·一三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留给上海工厂内迁的时间不足三个月。据史料记载，这期间，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而这期间，也充满了无数牺牲。曾有史料记载当时西迁诸多民营企业的景况。
“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抢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看见前面同伴被炸死了……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
敌机狂轰乱炸下，冒死入川
内迁的目的地起初是汉口。但随着战火的蔓延，大家意识到武汉可能也会很快面临上海的遭遇。为避免物资资敌，又赶紧准备进一步内迁。于是，一批迁汉工厂将已出箱的材料物品重新装箱，已装的机器再拆卸下来，再次内迁。
亚浦耳厂的机器分两路，一路运湘西辰溪，一路运四川重庆。笨重的机件存在德商美最时洋栈，全部迁厂人员于11月初动身入川。
▲宜昌大撤退
他们先搭小轮到宜昌。那时，在宜昌候船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耽搁一个多月还没买到船票，候船准备运入重庆的机件物资更是堆积如山。这让胡西园心凉了半截。而更让人焦急的是，汉口已常有警报，而宜昌的人、货如此密集，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轰炸目标。
胡西园心急如焚，四处张罗。终于弄到了一张二等舱船票，并把小件的轻型原材料与行李一同装船上运。11月14日，胡西园等启航去往重庆。
▲民生公司船头高挂“运输救国”旗帜
在西迁的途中，企业家们除了时时担心日军的轰炸外，沿途还常常受到国民党匪兵的“检查”勒索。据胡西园回忆，亚浦耳南京发行所货船沿江西上被抢劫达7次之多。
他们翻箱倒匣，凡可以拿走的东西都搜刮走。最后一次实在一无所有，匪兵把三个押运员的全身衣服剥光，每人只留一条短裤。时值寒冬，三人最后只得以麻袋草裹身。
另据史料记载，1938年10月武汉失手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亲自安排指挥轮船、木船、渔船等，冒着日军狂轰滥炸的危险，展开了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央电工器材厂一部分被抢运进川，落户在重庆长江南岸黄桷垭；一部分则分迁到湖南湘潭、广西桂林等地。
▲/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委会西迁至湘潭拍摄
战时后方办厂，命途多舛
从上海搬迁到重庆的过程中，亚浦耳工厂的物资损失颇多。而到战时后方办工厂，亦是异常艰苦。
一是敌机轰炸和死亡的威胁。武汉沦陷后，战时陪都重庆就处在日军日夜轰炸的阴影下。日军轰炸，有许多名目，夜袭、偷袭、迂回轰炸、疲劳轰炸等、1939-1940年，重庆遭受过几次惨烈的大轰炸，整个市区成为一片瓦砾场，死伤无数。
那时的空袭警报，有时一连几日不曾解除，甚至一日数次，各行各业基本处于半休息状态。警报期间，工厂必须停工，大家都躲入防空洞。
而对于电灯泡生产来说，其中的玻璃制造环节，一停工，坩埚里的玻料过了一定时间就成为废品，需要重新加料再烧，等到几小时或十几小时后玻料刚可制品时，敌机又来了，玻料再次变成废品。如此反复，往往千次之多，不但浪费原材料还大大影响了电灯泡的产量。
而中央军工企业聚集的黄桷垭一带，更属日机重点轰炸区域。为避免伤亡，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大都是在夜间生产。
其次是原材料、燃料等的紧缺。电灯泡很多原材料本就需要进口，战时状态下，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严密封锁，原材料、燃料、交通运输等的供应更难了，工厂很多时候面临“无米下锅”的境地。
再者，是官僚资本的盘剥。胡西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也想在搞一个灯泡厂。先是拉走了亚浦耳的一部分技工，继而轻松发一封电报到纽约，便偷天换日把亚浦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弄到的一批原材料（钨丝、钼丝等）订单转到他们企业名下。后又有一批钨丝、钼丝，在印度加尔各答转运时又被其窃去一大半，运到重庆不过20%-30%。
直到后来，为避日军空袭，孔令俊的企业将钨丝等藏在山洞，灯丝受潮成废品，她才知道做灯泡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方才放弃。
最后，是战时灯泡厂面临的一种特种困难。因为重庆等各地频遭日军轰炸，被炸毁的地方电灯灭绝，未炸毁的大城市亦实行灯火管制令，电灯泡的需求大为减少。
“亚浦耳迁川生产，难如过鬼门关”，胡西园曾如此总结1937-1945年这八年期间的经历。到日本投降时，亚浦耳厂已经被蹂躏得支离破碎，凄惨万分，百废待举。
不过，即便等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亚浦耳等工厂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无尽的深渊。
直到解放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才迎来了真正的希望和曙光。
写在最后：
这是一段非常遥远、模糊，快要被遗忘的历史。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并不能描述那段岁月里企业和企业家们游丝般命运下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抗争。
而打捞起这些时光尘埃里的记忆碎片，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环境”对“生意”的左右。产业乃至组织个体的发展，始终与国运兴衰、时代更迭紧密相连。
今天，疫情尚未结束，产业转型升级艰难跋涉。然而，站在浩渺的时间河流里，我们依然生活在几千年历史中难得的安宁、繁荣、美好时代。纵使前路多辛苦，但让我们始终怀着一束光，追光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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