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列国志（终）“欧陆佛国”卡尔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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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高加索列国志系列写完达吉斯坦就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既然讲了高加索以北“三藩”中的两藩，没有理由不把卡尔梅克共和国继续说完。

卡尔梅克是我“旅行必去清单”上的一个地方，能够列上我这个清单的目的地并不多，都是诸如巴格达、大马士革这种有着特殊意义但又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卡尔梅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之所以会在这个清单上，是因为我对藏传佛教特殊的情结。自从我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地方之后，就特别好奇何以藏传佛教会有这么一支独苗孤悬欧洲，想要去那边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

南俄之行既然已经到了达吉斯坦，前往卡尔梅克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卡尔梅克跟达吉斯坦北部相接壤，从地图上看近在咫尺，可两个共和国的首府之间却没有能够直达的长途交通。我们需要从杰尔宾特坐短途城际火车先到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再换乘卧铺火车到伏尔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最后从阿斯特拉罕乘坐长途汽车到到卡尔梅克的首府埃利斯塔（Elista），绕了一个大圈，光是路上的时间就花了整整24小时。

越是不容易到达的地方，意味着越是原生态，这更让我对卡尔梅克充满了期待。从阿斯特拉罕出发的长途大巴直直往西，才刚刚驶过阿斯特拉罕省和卡尔梅克共和国的边界，我就看到三三两两熟悉的“中国人”脸庞，对于已经在中亚旅行了两个月的我来说，这些面孔显得十分新奇——他们正是卡尔梅克人。

搭乘公共交通从杰尔宾特到埃利斯塔需要绕路

一进入卡尔梅克境内，就冷不丁看到几张熟悉的黄种人脸庞

卡尔梅克人的历史要从蒙古人的历史说起。

我们现在一说起蒙古人或者蒙古族，往往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觉得这些人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但大家想想，成吉思汗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总该有个起源和传承吧？而且成吉思汗就算再怎么天降猛男，也没法儿以一己之力生出整个蒙古族吧？“原始蒙古族”究竟起源于何地，至今学界尚无定论，但可以追溯和考证的是，原始蒙古族早在先秦时代就曾建立过东胡政权，后来被并入匈奴帝国，与原始突厥人及通古斯人进行了通婚；尔后又分化出了鲜卑、乌桓、柔然、契丹、吐谷浑、室韦等古代“蒙古系”民族——成吉思汗的部落正是来自室韦，他的子孙后代有个专门的称谓叫做“黄金家族”。

我们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亚欧大草原上那些游牧民族也不例外，一直处于“融合”与“分化”的循环中。蒙古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就跟匈奴、突厥一样，通过结盟或征服的方式吸收了大量游牧民族部落。其中不少民族甚至说的都是突厥语而非蒙古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团结在蒙古帝国的大旗下，将“蒙古人”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

蒙古帝国分崩离析了之后，“蒙古人”也迅速随之分化。西边的金帐汗国和伊尔汗国先后伊斯兰化，融合进了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他们长期跟中亚民族的混血，长得越来越不像蒙古人，文化习俗上也丧失了蒙古特性……但这些“蒙古人”后裔中的一支后来跑到印度次大陆时，倒是以“蒙古”之名建立了莫卧儿王朝（Moghal是“蒙古”一词在波斯语中的异化）；投降了明朝的那一支蒙古人被收编成了“朵颜三卫”（也叫“兀良哈三卫”），为明朝在北方戍边；退据回草原的蒙古人则分化成了东边的鞑靼和西边的瓦剌。

蒙古帝国扩张与分裂

先说“鞑靼”，“鞑靼”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下曾是汉人对蒙古人乃至所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统称，跟欧洲说突厥语的鞑靼人（Tatars）是两回事儿。满清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对“鞑靼”这个具有歧视性的蔑称深恶痛绝（他们自己也被称为“鞑子”），因此“鞑靼”这个词在清朝之后就被禁止使用了。

鞑靼蒙古算是元朝的正统后裔，整个明代期间退居大漠又继续闹腾了几百年，分裂成了几个部族，并以漠南漠北相划分。漠南蒙古最后归附了后金——也就是满清——被称为“内扎萨克蒙古”，简称“内蒙古”。“满蒙一家”说的正是满清和内蒙古的亲密关系，有清一代好多皇亲国戚都是内蒙古的。继续在漠北生活的蒙古人归附清朝相对较晚，跟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部落一起被称为“外扎萨克蒙古”。但“外扎萨克蒙古”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外蒙古，“外蒙古”这个概念始于清朝后期对漠北蒙古的“喀尔喀四部”的称呼，如今的外蒙古人以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Buryats）、图瓦人（Tuvans，即唐努乌梁海），主要就是漠北喀尔喀蒙古的后裔。

“外扎萨克”是清朝的一个行政概念，相当于“外藩”。这张图中的灰色部分，后来大都归入了“外扎萨克”

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和内蒙古

“瓦剌”在元代被称为“斡亦剌”，到了清代则被称为“厄鲁特”、“卫拉特”，都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发音不同译法。瓦剌蒙古这一支自古以来就相对独立，源自于“林中百姓”的森林部族——过去传统游牧的蒙古人属于“草原百姓”，那些主要以渔猎为生的被称为“林中百姓”。瓦剌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并不以蒙古人自称，觉得鞑靼蒙古才是“蒙古”，自己就是瓦剌。鞑靼在东，受汉地影响较大；而瓦剌在西，受突厥影响较大，这一因素也增加两者的差异化。瓦剌在蒙古帝国的时代，是一支重要的部落加盟力量，曾经跟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世代通婚；蒙古衰败之后，瓦剌便趁机脱离了蒙古，从此跟鞑靼蒙古之间经常互殴抢地盘，彼此的竞争关系远大于合作关系。明末清初鞑靼蒙古归降了满清之后，瓦剌曾一度实现了复兴。

壮大起来的瓦剌分成了四大部——杜尔伯特、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一旦分化自然意味着内斗的开始。

这张图中的北元即鞑靼蒙古，其他部分后来都曾被瓦剌控制

话说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部跟准噶尔部闹了点矛盾。矛盾的起因还挺朴实的——双方是由于伊犁河谷地区牧场分配问题产生了纠纷。由于准噶尔部的势力比较大，土尔扈特部有些进退两难——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犯不着跟人家拼了命操家伙，可要是就这么算了今后免不了经常受气。于是土尔扈特的首领一赌气带着27万部众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草原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人家游牧民族，本来也就是逐水草而居，在哪儿不是放牧？除了大部分的土尔扈特人之外，有一部分杜尔伯特人也加入了这场“旅行”。没想到他们这一走就走了两年，来到了水草丰美的伏尔加河下游流域。

土尔扈特人找的这地儿正是当年原始印欧人的“龙兴之地”，雅利安人、斯基泰人都在这里放过马。他们一看这地儿好，赶走了在这儿放牧的诺盖人（Nogais），扎根了下来，还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卡尔梅克汗国。“土尔扈特”怎么会变成“卡尔梅克”的呢？“卡尔梅克”这个名字的来源已不可考，有说源自于突厥语Kalmak，意思是“残留”；也有说源自蒙古语Khalih，意思是“离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名字是外族对他们的称呼，土尔扈特人通常只在跟外族打交道时候自称“卡尔梅克人”，而在部族内部、蒙古部族之间依然按照传统方式来称呼——很可能是因为哈萨克、俄罗斯等外族长期以来习惯了用“卡尔梅克人”称呼这片土地上的游牧民族，就好像明清汉人管蒙古叫鞑子，换了满清也叫鞑子。

土尔扈特人看中的这块地盘，在当时属于“无主之地”——虽然有些游牧民盘踞，但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在这里实施了有效统治。沙俄那会儿刚好在搞扩张，而卡尔梅克南边紧挨着穆斯林的地盘，于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新兴帝国的征服战争。论战斗力，土尔扈特人是真正马背上的民族，打仗从来没怕过谁。为了巩固自己在当地的势力，他们积极地配合沙俄的军事行动，从背后突袭那些伊斯兰汗国，因而受到了沙俄的优待和册封，这就成为了后来俄国把卡尔梅克视作自己领土的依据。

然而土尔扈特人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根本没怎么把沙俄太当回事儿，不过将其视为临时的利益伙伴。所谓的册封、效忠在他们看来只是走个过场，宣誓完效忠之后，照样去沙俄的殖民定居点打家劫舍。沙俄一开始还不够强大，只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可不希望在跟穆斯林交手的时候被人从背后捅刀子。

沙俄当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土尔扈特人虽然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但他们和之前在这里放牧的其他游牧民族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信佛。藏传佛教是一种实现了政教合一的宗教，具有强大的组织性。所以哪怕像土尔扈特人这样离散在外，却是人心不散，队伍好带。假如不是因为皈依了藏传佛教的话，那么这些土尔扈特人现在大概率就跟东欧大草原的突厥民族一样，不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就是被斯拉夫民族所同化。

这里又得说说蒙古人跟藏传佛教的关系——蒙古人不但信佛，甚至可以说藏传佛教都是蒙古人重新发明的。

话说元代忽必烈那会儿，藏传佛教萨迦派出了个牛人叫八思巴（Drogön Chogyal Phagpa），当上了忽必烈的国师，《神雕侠侣》里面金轮法王的原型正是八思巴。八思巴虽然不会武功，却是个藏传佛教学者，掌握着远比武林高手更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可以控制人心的宗教文化知识。

蒙古人的战斗力有目共睹，武力值爆表，但他们吃了没文化的亏——成吉思汗之前连文字都没有，制度更是跟动物世界里一样崇尚弱肉强食，统治阶级政权的合法性全靠打出来，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这种制度在小部落里面搞搞可以，但家大业大之后，“换届”成本显然太高了。成吉思汗驾崩之后，蒙古帝国立马就由于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跟着分崩离析，因此他们非常迫切需要一种先进制度来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这种制度在古代世界广泛地被表现为“君权神授”。

那么为啥要找藏传佛教呢？我前面说过，跑去中亚的蒙古人都自动自觉地皈依了古代“先进文化”伊斯兰教，而东边的蒙古人当时能接触到的“先进文化”只有中原的儒家和西藏的佛教。

我们中原的那套儒家文化虽然先进，但这套玩法根植于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来说有点水土不服。早些时候西藏就跟蒙古一样都信奉万物有灵的萨满教（即苯教），没事儿搞搞跳大神之类的封建迷信活动，每逢“换届”免不了部落之间杀来杀去。然而自打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之后，藏人的精神文明得到极大发展。虽然他们还是杀来杀去，但更讲“文明”了，从“明争”转为了“暗斗”，得要演戏给老百姓看。有了神权的加持（尽管佛教本质上是无神论），西藏在制度和文化上立马挺直了腰杆儿，对原始的部落文化足以形成降维打击——你成吉思汗不就是个蛮王吗？能比得上我们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松赞干布吗？

另一方面，佛教传到西藏这种半农业半游牧社会后，本身也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融合了萨满信仰的苯教，因此刚好跟蒙古人的萨满信仰无缝衔接。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传佛教可以看做是一种升级进化版的萨满教，简直是为蒙古度身定做的，在蒙古人的社会组织里如鱼得水。

蒙古的“佛教化”始于忽必烈和八思巴，无奈元朝实在太过短命，藏传佛教还没来得及落地生根——但没关系，是你的总是你的，藏传佛教与蒙古人终究会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相遇。

蒙古人分裂了之后，不同的部族老大都自立为“可汗”，互相杀来杀去；无独有偶的是，西藏那边不同的藏传佛教教派，也正在开展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于是呢，西藏和蒙古之间居然默契地产生了一种共生关系——藏传佛教教派喇嘛找蒙古部落老大做靠山，部落老大找教派喇嘛搞认证。这情况就跟东西罗马分裂后搞出两个教廷分别认证两个皇帝是一样的——君权扶持神权，神权认证君权，从而确立统治的合法性。不过呢，藏传佛教派别跟蒙古部落老大互相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忠诚绑定关系，可能昨天找的是黄教格鲁派，今天又找红教宁玛派了——你是渣男我是渣女，谁也别嫌弃谁。

这种随机组合的情况下，一旦出来个把猛人，就可能对后来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代时候鞑靼蒙古出了一个很会搞事情的俺答汗，是鞑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黄金家族。黄金大汗当时找了萨迦派搞认证，俺答汗不甘落后，大力扶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独尊黄教，并且还禁了萨满教活动。俺答汗最大的成就是造神——以一己之力无中生有造出了“达赖喇嘛”。

俺答汗在皈依藏传佛教之后，去找了当时格鲁派的一位大上师索南嘉措，两人在青海面基的时候那叫一个“惺惺相惜”——俺答汗给索南嘉措封了一个尊号叫“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认证了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思是“执金刚”；“达赖”是蒙语 “大海、海洋”的意思，对应藏语中“嘉措”（རྒྱ་མཚོ་）一词；至于“喇嘛”则是藏语中上师的意思，相当于梵语中的Guru，意思是“知识的赋予者”。大家看，就连“达赖喇嘛”（ཏཱ་ལའི་བླ་མ་）这个词都是半蒙半藏的缝合怪，因为蒙古人才是“达赖喇嘛”的亲爹。

这位新晋的“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也很识抬举，回赠了俺答汗一个尊号叫做“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认证了他是成吉思汗的化身，是全蒙古的大汗——你们黄金家族又能咋滴？不就是成吉思汗的龟孙子嘛！老子直接那可是成吉思汗下凡！

越是缺啥就越爱显摆啥，当时那些个汗王热衷于搞认证就跟现在有些人考证书似的上了瘾，俺答汗同时还在明朝这边被册封为“顺义王”。索南嘉措一看，大哥有那我也要有，上书要求册封。明朝政府给封号一向都很大方，只要你别闹事儿就行——天庭册封“齐天大圣”的故事可不就是明朝人写的嘛！1587年明朝不但正式承认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还往前追封了两世，从索南嘉措算起来是第三世，“达赖世系”就此横空出世。顺便说一句，八思巴也被追认为了达赖的前世——达赖的前世据说可以往前一直追溯74代，最早是佛陀时期的一位婆罗门男孩。

这还没完呢，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正是俺答汗的亲孙子，成为了史上唯一一位蒙古裔的达赖喇嘛。所以这个俺答汗恐怕在名义上是空前绝后最牛逼的蒙古人——不但是成吉思汗再世，而且还是达赖喇嘛的“亲爹”和亲爷爷。

蒙古人造完达赖还不过瘾，又造了一个班禅出来。

在17世纪格鲁派壮大之前，西藏势力最大的是白教噶玛噶举派。西藏自己有个汗王叫藏巴汗，就是噶举派认证的，在他的扶持下，噶举派自然是权倾天下。随着黄教格鲁派的蠢蠢欲动。藏巴汗将其视为一大威胁，联合了宁玛派认证的察哈尔部林丹汗（黄金家族的末代大汗）、青海外喀尔喀部首领却图汗以及康巴土司，组成反黄教联盟，想要将格鲁派一举剿灭。格鲁派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五世达赖和他的师父罗桑确吉坚赞大喇嘛搬来了天山附近和硕特部的蒙古救兵，粉碎了藏巴汗的阴谋，确立了格鲁派的地位。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被认证为“护教法王”、“大国师”，而达赖的师父罗桑确吉坚赞则被固始汗认证为“班禅博克多”，往前追认了三世，从他算起第四世，“班禅世系”横空出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传统，也正是缘于此。

五世达赖搬救兵的举动有如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不同的是，固始汗虽然在藏地建立了和硕特政权，但由于他从一开始打着保护黄教的幌子，于是就让五世达赖做了自己的代理人，并在名义上巩固其宗教地位，这一地位成为了后来达赖进行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基础。达赖喇嘛被“神化”的全过程，说到底是蒙古人一手主导的。

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蒙古人并非不懂这个道理，因此才会另外造个班禅出来搞制衡，但他们依然低估了神权的强大。神权的稳定性要比君权高多了，可谓是“铁打的达赖流水的大汗”——蒙古大汗的君权要靠武力值来维持，达赖班禅的神权却有“保底”，即便像六世达赖这样的傀儡依然有大批信众顶礼膜拜。固始汗生前掌握着西藏的军权，但他去世之后，他儿子作为“和硕特可汗”的头衔本身是由达赖册封的，其影响力被边缘化；再加上摄政王和四世班禅也相继去世，西藏的政教大权终于全部落入了五世达赖手中。

蒙古人一手制造出达赖班禅倒有点像是作茧自缚，后来想要做点啥都得仰仗达赖的名号。蒙古重塑了西藏的政治，西藏反过来对蒙古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段时期蒙古部落首领纷纷将家里儿子送去西藏留学，出了不少高僧大德。其中有一个蒙古首领的小儿子，法名叫“咱雅班第达”（Zaya Pandita），师从达赖和班禅，1638年学成之后曾代表五世达赖前往西蒙古的瓦剌部弘法。

咱雅班第达这个人在蒙古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一方面他将大量的佛经翻译成了蒙古文，推动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另一方面他确立了蒙古族的游牧生活规范。1640年他参加了卫拉特和漠北蒙古喀尔喀部的领导人峰会，用佛法的智慧成功调解了部落之间领导人的矛盾，让他们在许多事情上达成了共识，从此团结在了格鲁派的旗帜下。这些共识被写成了一部“蒙古-卫拉特法典”（这个名字就能看出“蒙古”和“卫拉特”是两个相独立的民族认同），演变成了一套“游牧大法典”（Iki Tsaadzhin Bichig），成为了蒙古游牧民族的重要生活行为规范。

咱雅班第达曾千里迢迢跑去卡尔梅克弘法，让土尔扈特人很感动，如今的埃利斯塔矗立着咱雅班第达的塑像。因此土尔扈特人彼时虽然远走他乡，但他们的自我认同依然建立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信徒”这一基石之上，通过“游牧大法典”中的法律规范进行自治，并没有把自己当做沙皇的子民。他们跟沙俄的合作更多是基于经济目的，比如说跟俄罗斯互市，以换取砖茶、谷物、纺织品、金属制品等游牧民族必需品，同时还借由优惠的贸易政策跟中亚、中原、西藏进行贸易往来；一些卡尔梅克贵族假装自己皈依了东正教，前往莫斯科寻求实际的利益；后来又在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摇摆不定，两头拿好处……

卡尔梅克的咱雅班迪达塑像（图片来源：Wiki）

“人离乡贱”的定律对游牧民族恐怕不大适用，尽管卡尔梅克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日子却过得相当滋润，该有的权利全都有，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流亡”生活。与其说是沙俄的附庸国，卡尔梅克在17世纪的时候更像是一个位于沙俄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缓冲区的边境强权，他们是雇佣兵、商人、机会主义者，有着高度的独立自主性，与卫拉特本部和西藏的达赖喇嘛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卡尔梅克的首领阿玉齐还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了“汗”号的认证，一时春风得意。

有道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日后拉清单”——老毛子显然容不下卡尔梅克人这样左右横跳，随着沙俄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终于腾出手来收拾卡尔梅克，卡尔梅克人的好日子就此到了头。

首先，沙俄往卡尔梅克汗国的领地上塞移民，在这些移民主要是一些哥萨克人，以夷制夷，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还奴役了卡尔梅克人；其次，逼迫卡尔梅克人皈依东正教，强迫他们修建东正教堂；第三，削弱卡尔梅克汗的权利，给卡尔梅克人的首领强行设置了一个议会；最后，强行征兵，要求卡尔梅克提供骑兵为沙俄作战，数万卡尔梅克战士死于跟他们毫不相关的战争。

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以下简称“叶二娘”）时代，卡尔梅克人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叶二娘好大喜功征战不断，更多的卡尔梅克青年被强行征召而战死沙场；战争的巨额开支，也使得沙俄加重了对卡尔梅克的盘剥。

心高气傲的卡尔梅克人当然不会甘心被毛子欺负和压迫做二等公民。话说康熙年间，卡尔梅克曾经想跟清廷结盟夹击新疆的准噶尔汗国——清廷志在消除准噶尔的威胁，土尔扈特人则志在一雪前耻，统一整个卫拉特。当时阿玉齐曾对清朝使节说：“我虽外夷，然冠服与中国同，俄罗斯乃嗜欲不通，言语不同之匿也。”——相比毛子的文化，还是对中国的认同程度更高。但这一结盟最终未能成功，一方面沙俄从中作梗，不想让大清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卡尔梅克汗阿玉齐去世，土尔扈特人陷入了继位权之争的内斗。

虽然与土尔扈特人夹击准噶尔的计划流产，清廷却仍是一心一意想要消灭这心腹大患，待到乾隆年间，终于大功告成。

由于准噶尔部常年三心二意叛乱无常，因此乾隆下了格杀令，对准噶尔人进行了种族灭绝。根据《海国图志》作者魏源在《圣武记》中的记载：“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大部分准噶尔人都死于瘟疫和战乱，只有少数逃去国外的难民幸存了下来。

清代时候准噶尔部的势力范围

这些战争难民有相当一部分逃到俄罗斯投奔了卡尔梅克，虽说准噶尔从前欺负过自己，但看他们落难到这种国破家亡的地步，跟自己又是同文同种，卡尔梅克还是不计前嫌接纳了他们。难民中不仅有准噶尔人，也有一部分和硕特人和土尔扈特人。当年土尔扈特大部队西迁的时候，有些土尔扈特人没跟着一起走，归附了准噶尔部苟且偷生。其中有一个叫舍棱的土尔扈特贵族，也算是有些小小的影响力，在准噶尔部溃败之后带着土尔扈特族的难民团跑到了卡尔梅克投奔老乡。

那会儿是1760年代，手段强硬的叶二娘刚上位，卡尔梅克人日子那是越过越惨，大家伙儿都对现状很绝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舍棱抱着卡尔梅克汗渥巴锡（Ubashi）的大腿给出了个主意：清军这才刚刚跟准噶尔打完仗，准噶尔人虽然被杀绝了，清军自己肯定也元气大伤，现在他们在伊犁尚未站稳脚跟，不如咱们杀个回马枪，趁虚而入打他个措手不及，把伊犁给抢下来。

渥巴锡权衡了一下国内外的形势——留在这边的日子也忒苦了，倒不如背水一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远程祝福和占卜也坚定了他的信心——行！就这么办！

我不知道渥巴锡有没有读过兵书，打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兵贵神速”。渥巴锡的战略是奔着偷袭去的，可他的战术却是“迁徙”——军事史上拖家带口搞偷袭，大概也就这么仅此一例了。

按照卡尔梅克人原本的计划，他们准备等到伏尔加河结冰后，带着整个汗国将近20万男女老少一起上路。可那么多人如何可能守得住风声？出走计划被俄罗斯人给知道了，于是不得不提前行动。彼时伏尔加河冻得还不够结实，这就导致伏尔加河西岸的一万多族人没能走成（也有说法是他们自己不愿意走，但结合他们后来的反俄表现，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这些人正是现代卡尔梅克人的先祖。

东岸的三万户卡尔梅克人可谓是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临行前将所有的宫殿、村落等带不走的东西付之一炬。从1630年初次抵达，到1771年离开，土尔扈特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也就是说这些人连同他们祖上三代其实都是出生在这里的。对他们来说，伏尔加河畔才是自己熟悉的家园，而遥远的伊犁却是陌生的他乡……可以想象他们在沙俄治下受了多大的屈辱，才甘愿做出这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定。

据估计，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出发的时候一共有17万人，他们另外还带着包括马牛羊狗骆驼在内多达600万头动物，如此浩大的一支队伍把一场“出其不备”的偷袭，搞成了“前有拦截后有追兵”的长征。

对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描绘

叶二娘一看卡尔梅克人要跑路——这还了得？反了不成！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

古代帝国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口，有了人口才能收税和征兵；再说了，假如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卡尔梅克人谋反逃跑了，叶二娘面子上也挂不住啊！其他臣民有样学样咋办？于是立马派出哥萨克骑兵追击，命令沿途哈萨克人派兵拦截……

这一路上土尔扈特人过五关斩六将，经历了重重突围，损兵折将无数；爬雪山过草地穿沙漠，恶劣的生存条件造成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当他们终于千辛万苦抵达伊犁的时候，原来的17万之众，幸存下来的只有大约7万人。

动静闹得那么大，清廷自然是早有防备，在伊犁严阵以待；土尔扈特人虽然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却已是强弩之末，打又打不过，回又回不去，成天在清军关卡外头晃悠打探。渥巴锡评估了一下形势，跟贵族、喇嘛们一合计——哎，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投降吧！为了表示诚意，把祖上受明朝册封的玉印都上缴了。

乾隆皇帝其实很清楚土尔扈特人千里奔袭的真正目的，所谓“归顺”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一来吃软不吃硬，土尔扈特人千里迢迢从俄国来“归顺”简直挣足了国际面子，是大清朝国际声望的体现；二来他脑子也很清醒，这波人能安顿下来管理起来是最好的，放任他们到处流窜只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于是顺水推舟称赞其“诚信归顺，甚属可嘉”，给渥巴锡封了一个世袭的虚衔，大手一挥拨款二十万两外加粮草牛羊棉布给了土尔扈特部众，让他们在伊犁定居了下来，最终皆大欢喜。历经磨难东归的土尔扈特人对朝廷感恩戴德，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再也没有闹过事儿。这些人的后裔，现在大部分依然生活在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少部分在内蒙和青海。

现代蒙古族在亚欧大陆上的分布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这段历史被拍成过电影《东归英雄》和电视剧《东归英雄传》，渥巴锡是马景涛演的。我写这章的时候专门去瞄了几眼，画面十分魔幻，把蒙古、藏传佛教、东正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等元素混搭在了一起。

伏尔加河西岸留下来没走的卡尔梅克人比较惨，大部队跑路了之后，叶二娘震怒之下废除了卡尔梅克汗国，将其并入阿斯特拉罕省，失去了原来的一切自治权，成为二等公民。卡尔梅克人的生活方式被渐渐同化，他们从蒙古包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永久性的房屋，建起了永久性的庙宇，于是有了埃利斯塔这座城市。

埃利斯塔是一座草原之城，意为“沙地”，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有一大片沙坡。埃利斯塔的历史很短，始建于1865年，在此之前，这里曾是当地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

从阿斯特拉罕坐长途车到埃利斯塔的一路上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但这大草原跟我去过的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和呼伦贝尔那边不太一样——实在太平坦了，完全没有起伏，在村庄之外的地方，看不到任何树木。草原的状况看起来并不特别理想，隐隐有荒漠化的迹象——这种荒漠化是苏联时代对当地的农业和灌溉项目规划不善，以及过度放牧导致的。

卡尔梅克的乡下看起来就是这样的

我那年去俄罗斯正值草长莺飞的五六月间，埃利斯塔却是我整个行程里到过最热的地方，看天气预报显示将近35度——要知道这地方的纬度比哈尔滨还要靠北啊！这么热真的正常吗？

你如果看卫星地图就会发现，首先，现在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并不是当年土尔扈特人初来乍到时一见钟情的那片位于伏尔加河两岸的土地，整条伏尔加河如今都在阿斯特拉罕省境内，并不流经卡尔梅克；其次，俄罗斯联邦境内其他地方都是绿色的，只有卡尔梅克这里是黄色的，就跟哈萨克斯坦差不多。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当地的气候，发现这地方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大部分地区的海拔低于海平面，气温波动剧烈，容易走极端。夏天的温度能够高达40度，冬天又会低至零下30度。而且吧，这地方常年干旱，平均年降雨量只有300多毫米，是整个俄罗斯最干旱的地区之一，还经常刮大风……就生存环境而言，感觉这里还不如大高加索那些山地。

流经埃利斯塔的河看起来就是一条小水沟（图片来源：Wiki）

埃利斯塔号称是“欧洲唯一的藏传佛教城市”，可是吧，乍看之下这里既没有欧洲的感觉也没有藏传佛教的感觉，前苏联的特征倒是十分鲜明。抵达埃利斯塔刚好是最为炎热的中午时分，给我留下第一印象的是埃利斯塔汽车站，俄罗斯的火车站普遍很豪华大气上档次，但汽车站往往简陋到你根本看不出这是个汽车站。埃利斯塔汽车站看起来相当有时代感，建筑外墙上是一幅巨大的马赛克浮雕画，融合了苏联时期学院派现代主义和拜占庭东正教风格。这幅画里面的元素构成相当特别，中间有一个蒙古装束的大爷以及一匹奔腾的白马，背景看起来则好像风云日月星辰之类的自然元素，这些都挺正常的……可是吧，冷不丁地会发现边上居然有一颗人造卫星，充满了社会主义宣传画的特色，有一种穿越回五六十年代的感觉。

埃利斯塔汽车站

在南俄旅行的时候，总是会让我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我前面章节曾写过在弗拉季高加索转车的经历，城市的空旷和荒芜甚至让我怀疑司机是否把我送到了正确的地方。无论是光鲜亮丽的格罗兹尼，还是英雄之城伏尔加格勒，我都感受不到城市的活力，这种情况一直到我旅行到喀山之后才有所改观——归根结底是因为紧邻高加索地区的南俄由于其局势不稳定，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俄罗斯平均水平，年轻人大量外流。

埃利斯塔位于南俄腹地，如果不是因为藏传佛教的话，我绝对不可能关注到这个地方。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方看起来就好像典型的社会主义苏联“遗物”——社会主义苏联留下的东西要分成两种，一种可以叫做“遗产”，比如埃利斯塔汽车站的马赛克壁画、莫斯科地铁站内的装饰、埃里温的一些城市建筑，无论其艺术价值的高低，都代表了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审美；还有一些功能性的事物则应当称之为“遗物”，比如前面亚美尼亚章节里提到的天线阵列、废弃工厂，以及第比利斯章节里提到的“工人新村”。

莫斯科地铁站随手拍。这种富丽的装饰在莫斯科地铁里极为常见

在俄罗斯旅行的过程中，我住过很多次这样的工人新村，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整个前苏联都随处可见这种“工人新村”式的建筑，即便进行过翻新，仍抹不去旧时代的烙印。我在爱彼迎订的埃利斯塔民宿正是这样的“工人新村”——整体规划风格呆板陈旧，楼梯走道等公共设施看起来饱经沧桑。新村外面有配套的购物超市和公交车站，而不远的地方有两处战争纪念碑，一处是在城市路口环岛中间的卡尔梅克骑兵塑像，另一处则摆放着一辆卫国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的T-34坦克，用来纪念当年解放卡尔梅克的苏联坦克手（卡尔梅克在二战中曾被德国占领过）——很典型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虽然外边看起来是新的，但这些公房的设计都相当老

埃利斯塔街景

解放卡尔梅克的纪念碑

在我的想象中，埃利斯塔应该就像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地方一样，三步一座白塔，五步一座寺院，没想到自己这么大老远过来，却跑进了一座典型的社会主义苏联“工人新村”。那么埃利斯塔究竟有寺庙吗？有的，但一共只有两座，而且还很新。如果不是专程去找的话，说不定就会错过。

第一座寺庙在埃利斯塔郊外，叫做Geden Sheddup Choikorling Monastery，意思是“格鲁派理论与实践的圣地”，供着一尊觉沃佛像——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某喇嘛1991年夏天第一次来卡尔梅克时候，埃利斯塔连一座寺庙都没有，于是亲自在这里选了址让他们建寺庙。这座寺庙于1996年建成开放，是我所到过的最小的寺庙之一，只有普通藏传佛教寺庙一间大殿的规模，孤零零地位于广袤的草原上。

郊外小庙

庙外的白塔

第二座寺庙在埃利斯塔市区，叫做Burkhan Bakshin Altan Sume，意思是“释迦牟尼佛的黄金住所”，以下简称金庙。金庙于2004年落成，原来这地方是一座废弃的混凝土工厂，由于某喇嘛要来传法，于是只花了9个月的时间仓促给他修了一座“行宫”。

建造金庙使用的是现代建筑工艺，虽然其整体参照了佛教中的坛城设计，却不同于平面式的传统藏传佛教寺院布局，而是采用了垂直结构。它的主体是一栋多功能的单体多层建筑，底层是图书馆、博物馆、会议厅，二层是祈福大殿，供着9米高的释迦牟尼的金身造像，三层是接待室和办公室，四层是卡尔梅克当地大活佛的住处，五层是某喇嘛的住所，六层是储藏室，七层专供闭关冥想。

金庙最外围有108座佛塔，围绕着主体建筑的是17座六角亭，每个亭子里都有一尊佛教高僧大德的塑像。但金庙正南门的雕像却让我摸不着头脑——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穿着汉服，杵着龙头拐杖，拿着带计数器的佛珠，脚边蹲着一只鹿……我从未在藏地见过这一造型的雕像，感到十分迷惑。而几乎每个来这里朝拜的信徒，都会在这尊雕像前驻足祈福，并给他披上经幡。

金庙的大门，典型的汉地风格

围墙栏杆上挂满经幡

空中看一下整个金庙的布局

大殿台阶前的老人塑像。不明真相的话可能会把他当孔子

经过考证，这位老人是蒙古萨满教中的象征长寿、生育和繁荣的神祇萨根·乌布根——俗称白长老（Sagaan Ubgen the White Elder）。佛教传入蒙古之后，白长老被吸收进了佛教体系中，相关的民族神话里新增了他皈依佛教的经历。有一个版本说佛陀和他的弟子在外云游时遇见了白长老，白长老的智慧给佛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佛陀封白长老为“圣人”；另一个版本说白长老原来是个猎人，打猎时候偶遇了闭关修行的米拉日巴大师（Milarepa，藏传佛教噶举派宗师），在米拉日巴的劝说下放弃了打猎皈依了佛教——这就跟藏传佛教中莲花生大士降服苯教的外道邪魔并将其吸收成为护法的传说是一样的。

白长老被吸收进了蒙古藏传佛教之后，出现在了蒙古版金刚神舞（Cham Dance，也叫金刚面具舞）中。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曾经在蒙古流亡了一段时间，了解到了白长老的相关文化后，以“托梦”为由把白长老引进到了西藏的金刚神舞中……因此藏地一些寺院金刚神舞的表演中，会有类似白长老的形象。

白长老的形象中具有龙头拐杖与鹿等元素，同时又是长寿之神，因此他很可能跟中国道教中的南极仙翁有一定的渊源，但究竟是谁吸取了谁的形象，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考证。

白长老在蒙古文化中非常重要，埃利斯塔街上也能看到祂的塑像

被吸纳进藏传佛教金刚神舞的白长老，这张照片里非常像南极仙翁

康巴地区格鲁派神舞中出场的白长老（拍摄：林泉）

我们在金庙刚好撞见了一场法会，主持传法的是功德林仁波切（Kundeling Rinpoche）。我当时挺纳闷的，“功德林”不是个素菜馆吗？上海和北京都有功德林……再一了解，人家是拉萨的功德林——我仔细一回想，拉萨四大林好像确实有个功德林，难道这个仁波切是从拉萨来的？

事实上这个功德林仁波切是从印度来的，而且非常巧的是，我们6月在埃利斯塔碰见他之后，同年8月在拉达克去藏斯卡的路上又遇见了一次，关于这个故事我会在《拉达克往事》系列第12集中联动展开。

金庙内偶遇的法会

功德林仁波切，也叫“达察活佛”

金庙内的壁画装饰

功德林仁波切传法用的是标准藏语，我太太可以直接听懂，但卡尔梅克人却听不懂，现场有同声传译翻译成俄语。卡尔梅克就跟俄罗斯其他地方一样，对俄语的掌握程度反而比本民族自己的语言更高，街上的指示牌都是用俄语写的。卡尔梅克语目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绝对濒危语言”，这种语言跟新疆和硕县、和静县的蒙古族方言相通，与内蒙古的蒙古族稍有区别——这种“相通”印证了土尔扈特人东归的传奇历史；而这种“区别”则印证了过去瓦剌蒙古和鞑靼蒙古彼此认同的割裂。

卡尔梅克佛教文化的复兴堪称奇迹，犹如从一片废墟中绽放的明亮花朵。在这两座寺庙落成之前的整整六十多年里，整个埃利斯塔都没有任何寺庙。卡尔梅克经历了苏联社会主义化的狂风暴雨，佛教的传承一度彻底中断……如今埃利斯塔的佛教寺庙与苏联“遗物”呈现出了一种巨大的反差，你或许无法想象卡尔梅克人为了坚守自己的佛教信仰曾经付出过多么巨大的代价。

【福利时间——给所有能读到这里的读者送福利，这是杰尔宾特和卡尔梅克相关视频素材的剪辑】

1771年留在伏尔加河西岸没走的土尔扈特残部，用整个民族的命运示现了佛法中的“无常”。这些留下来的土尔扈特人，在后来几乎每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都选了最艰难的那条路。

由于没能跟大部队一起东归，土尔扈特人对族群的前景十分迷茫，他们原本享有自治权的汗国被取消，人数上的优势也不再。土尔扈特残部与当地的其他民族进一步融合——包括从中国逃亡来卫拉特部蒙古人——逐渐接受了新的“卡尔梅克人”的自我认同。彼时适逢沙俄爆发了反抗叶二娘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卡尔梅克人加入了叛乱，他们寄希望于推翻沙俄之后能够重新获得独立……这场起义以失败告终，而卡尔梅克人作为参与叛乱的民族被一划为三分而治之。

沙皇保罗一世统治的时期，他跟卡尔梅克人做了一笔魔鬼的交易——给他们更多的权利，以换取他们的军事服务。在整个十九世纪，卡尔梅克人的生存条件虽然得到改善，但部落的年轻人被一批又一批送往血腥杀戮的战场上，以满足帝国永无休止的扩张野心——俄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吞噬掉无数年轻的生命，却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曾经草原上凶猛的狼，在沙俄铁链的驯服下，竟变成了家养的猎犬。但他们并不甘心，从不曾忘记身为蒙古人的古老荣光，也不曾忘记上师的谆谆教诲。当1917年推翻沙俄的二月革命爆发时，卡尔梅克人看到了曙光——他们相信，在新的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统治下，一定能在文化、宗教、经济等各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

然而同年的十月革命很快就把这一缕曙光给熄灭了——共和民主党不敌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接管了政府。卡尔梅克人固然憎恨沙俄政府，可也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原因跟两百多年前反对沙俄是一样的——信佛。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实际统治着卡尔梅克的贵族和喇嘛立马慌了神——这是要来革我的命啊！共产主义一来，贵族的财产、神职人员的特权可不都没了吗？

于是在这些“地富反坏右”的带领下，卡尔梅克人加入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组成的白军，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展开了内战。白军里头主要两种人，一种是维护沙皇旧秩序的保皇派，另一种则是不愿意被“革命”的自由主义者——卡尔梅克人正是后者，他们想要回归自己传统自由的生活方式。

在白军的宣传中，将红军描绘为恶龙，而白军则是屠龙的圣乔治

红色条纹地带就是反抗布尔什维克最活跃的地方，卡尔梅克有份

结果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卡尔梅克人遭到了清算。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对先前反抗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报复，处决了一万名卡尔梅克人——尤其是组织反抗的贵族和喇嘛阶层；可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却在卡尔梅克成立了自治州，给了卡尔梅克人梦寐以求的自治权，同时也没有公开执行任何反宗教的政策。

之所以对卡尔梅克的手下留情，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当时还有更大的野心——他们想要将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和西藏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得要展现自己对宗教宽容的姿态。

既然设立自治州只是“政治作秀”，这也就意味着卡尔梅克人的真实生活并不好过。

由于一战、连续的革命、内战以及苏维埃政府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经历了六年多的暴力和动荡之后，1921年到1922年期间俄罗斯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大约有500万人丧生，而重灾区正是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流域。当时蒙古跟苏联提议将卡尔梅克人迁到他们那里去，但苏联没同意。据统计有七万多卡尔梅克人死于饥荒。

竖条纹为饥荒重灾区，卡尔梅克又有份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在1917到1933年之间曾执行过一个叫做“去哥萨克化”（De-Cossackization）的政策，旨在消灭作为独立民族、政治、经济实体的哥萨克人。有人可能会疑问，哥萨克人不是一直都帮着沙俄南征北战吗？没错，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哥萨克人确实是俄罗斯帝国内重要的军事力量，正因为如此，这支立下赫赫战功的力量也曾被沙俄政府用来保卫政权，杀害了很多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哥萨克人就好像东厂锦衣卫一样的存在，不免对其恨之入骨，将其视为旧势力的走狗。

然而“去哥萨克化”政策所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哥萨克人，几乎波及了所有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能造反的民族，卡尔梅克人自然是毫无悬念地被列在黑名单上。

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卡尔梅克人在1926年进行了第一次起义，起义被镇压后，苏联将两万名卡尔梅克人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29年斯大林下令强制农业集体化，不顾地方上的特殊情况，逼迫卡尔梅克人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在根本不适合农业耕种的草原上搞农业，这一政策彻底导致卡尔梅克人的生活生产无以为继，在1930年进行了第二次起义，然而再一次被镇压。

这次起义失败后，斯大林终于忍无可忍狠狠地惩罚了卡尔梅克人。1931年他下令摧毁卡尔梅克的所有寺庙，烧毁他们的所有宗教经典，禁绝佛教的传承。

斯大林一向视宗教为毒药，对宗教的铲除极为彻底。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整个俄罗斯境内总共有175座登记在册的佛教寺庙，而到了194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为0——这就是为什么从1931年到1996年之间，埃利斯塔都没有任何佛教寺庙（现代卡尔梅克第一个佛教社区则是1988年成立的）。

俄罗斯革命之前的卡尔梅克寺庙

土尔扈特的蒙古包寺庙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把所有喇嘛和拥有超过500只羊的牧人都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强迫剩下的人继续进行农业集体化……由于农业集体化而引发的1932年到1933年饥荒中，又有约六万卡尔梅克人死去。

卡尔梅克人多舛的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话说在俄罗斯内战期间的1920年，白军溃败之际有15万人从克里米亚渡过黑海逃往了伊斯坦布尔，其中包括了不少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散落于欧洲各地，大部分选择了在贝尔格莱德定居，因此贝尔格莱德反而在1929年就有了一座藏传佛教寺庙（Belgrade Pagoda，已于1960年代被拆除），还有一部分去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等地。

卡尔梅克人曾经在贝尔格莱德修建的寺庙

二战期间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纳粹党的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找到了一些欧洲的卡尔梅克人，希望他们能够去说服苏联的卡尔梅克人，做德军的带路党，反抗苏联的统治。德国人许诺将会把卡尔梅克人从斯大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拥有自己的土地、成立自己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允许他们重新信奉佛教。

卡尔梅克人又一次和魔鬼做了交易，当1942年德军部队进入卡尔梅克时，这些侵略者受到了酥油和奶茶的款待——这是传统卡尔梅克人欢迎贵客的礼节。迎来了德军之后，卡尔梅克人再一次以为“曙光”到来，挖出了之前偷偷埋起来的佛教经典，还建起了一座临时寺庙。五千名卡尔梅克人组成了“卡尔梅克志愿骑兵团”，加入德军与其并肩作战。

有一些资料声称，跟纳粹德国合作的卡尔梅克人只是少数，倒是有23540名卡尔梅克战士在苏联红军中服役，其中还有8人获得了苏联英雄金星奖章。但不管卡尔梅克人中究竟有多少带路党，斯大林对于这种行为都必然是“零容忍”，用脚趾头也能想到他们会由于这一行为在战后遭到什么样的清算。

1942年12月红军收复了卡尔梅克之后，斯大林决心要将这个通敌的民族从地球上抹去，不由分说地将包括卡尔梅克红军战士在内的所有人口都流放到了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罪名是与纳粹合作、反苏，以及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为了预防抵抗，苏联军队提前包围了卡尔梅克人的定居点，执行流放的特工给他们12小时收拾行李，每个家庭最多只能携带500公斤财产……总共有29359个家庭的93139名卡尔梅克人被送往不同的地方。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这一行政划分被废除，一切卡尔梅克人存在过的痕迹被清除——原来蒙古语命名的城镇和村庄都被改成了俄语，埃利斯塔一度被更名为Stepnoi，俄语意为“草原之城”。

按照斯大林的打算，这种流放是永久性的，还在1948年一本正经地颁布了一个《关于对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流放苏联偏远地区人员逃离永久性强制定居地追究刑事责任的法令》。但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死亡是永久的——斯大林一死，他那些自以为“永久”的功绩，立刻被“永久”否定了。就像车臣和印古什的韦纳克人一样，卡尔梅克人也终于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1957年得以重归故里，并在卡尔梅克这片土地生活至今。卡尔梅克人在流放中的死亡率约为17%到19%，略低于韦纳克人；这场流放永远改变了卡尔梅克地区的民族人口结构，卡尔梅克人在当地的人口占比从1926年的75%下降到了1989年的45%。

卡尔梅克人被送往的地区

卡尔梅克博物馆中对当年流放场景的沙盘重现

重现当年流放人员的住所

这则是苏联时期典型卡尔梅克家庭的布置

如今俄罗斯境内大约有18万多卡尔梅克人，算上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总人口，也不过20万上下，人数甚至还没有17世纪初他们刚刚抵达伏尔加河畔的时候多。这几百年里，卡尔梅克人所经历的苦难是如此频繁，仅仅是那几场迁徙、处决、饥荒、流放中死于非命的人数加在一起，都要远高于现在的卡尔梅克人口总数。

这些历史，如今可以在卡尔梅克共和国的博物馆里看到——成吉思汗的开疆拓土、土尔扈特的西迁、渥巴锡的东归、佛教的传承、文化的变迁、帝国的征战、民族的离散……卡尔梅克人从未忘记自己的历史，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祖先从中国来到这里之后经历的故事。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坚守自己的文化、宗教、信仰。

一走进卡尔梅克博物馆，就能感受到他们尚武的习气

末代卡尔梅克汗渥巴锡的画像

土尔扈特人西迁与东归的路线

传统的土尔扈特服饰

服饰边上有捐赠者的留言，看起来应该是一位中国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女士于2009年捐赠的。服饰大约制作于17到18世纪

卡尔梅克人过去的毡房内饰

博物馆里有不少明代的佛像，是1628年西迁之时带到地方，躲过重重劫难，一直保留至今

博物馆内还有为数不少的唐卡

布达拉宫也被作为了唐卡的题材

金刚神舞所用的面具

人的头盖骨制作的密教法器

土尔扈特人与沙俄的谈判

如果不是对藏文化有了解，估计想不到这是打酥油茶用的

博物馆里还有不少卫国战争时的物件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难道不是一种“幸存者偏差”吗？不正是因为这个民族留存了下来，我们才能记得并且评价这些历史吗？那些被彻底灭绝的民族，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譬如由于“叛乱无常”被乾隆屠戮殆尽的那些准噶尔人，其命运无人知晓也无人关心；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卡尔梅克人的“叛乱无常”不就跟准噶尔人一样吗？没有对其种族灭绝而只是流放难道不应该算是文明的进步吗？可为何乾隆成了一代英主，斯大林却是万世独夫？

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却亘古如常——一切伟大叙事的背后，都深藏着无数卑微渺小不为人知的牺牲。

当我梳理史料的时候，动不动就看到多少万人死亡的数据，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往往毫无波澜。但历史本身并不是数字，而是由一个个跟我们一样会哭会笑会疼会饿有血有肉有名有姓的人组成。在查阅俄罗斯饥荒的资料时，我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影像照片——伏尔加地区的六个农民站在他们吃剩的人体残骸跟前；乌克兰地区一个名叫伊拉里昂·尼申科（Illarion Nishchenko）的瘦骨嶙峋的孩子瞪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镜头，他刚刚杀死并吃掉了他3岁的弟弟；饿殍像木柴一样堆积在一起等待着焚烧或填埋……将照片以及背后的故事乘以一千倍一万倍十万倍百万倍千万倍，才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

杀死并吃了自己三岁弟弟的伊拉里昂·尼申科

饥荒中的农民与被他们吃掉的人（还有更恐怖的我就不发了）

请永远记得，构成历史不是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说来讽刺的是，之所以这些影像会被拍摄和留存下来，是因为这场饥荒被当时的政治斗争所利用——布尔什维克以此指责东正教长期以来剥削人民，将其作为迫害东正教的借口，大肆没收教会财产……

人类的丑恶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幸好，人类的坚韧也是一样。

当今的这个时代，或许是卡尔梅克人在此定居以来最好的时代。历史上第一次，他们不再需要担心由于自己的民族、宗教与众不同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敌视。走进埃利斯塔的最中心的区域，会发现各种民族和宗教元素的装饰——曾经给他们带来苦难的身份，现在成为了他们的骄傲。

当我看到卡尔梅克的儿童时，有时会产生一种非常错乱的心情——他们的穿着打扮看起来跟我们中国的孩子一模一样，却是说着俄语的俄罗斯人，同时还是蒙古族……追溯既往，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先祖没能穿过伏尔加河，差点就能成为我们的中国蒙古族同胞。他们的先祖经受了如此多的苦难，终于将血脉和传统延续了下来，我由衷地希望他们不用再经历先祖们经历过的那些事情……

谁能想到在那遥远东欧大草原有这样一个地方，列宁的雕像与佛陀的金身，苏联的英雄与那烂陀的高僧，在此遥相对望；汉地的亭台楼阁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藏地的六字真言经幡经筒白塔法轮，在此相映成趣；蒙古汉子的脸庞和斯拉夫人的面容，亚洲的沧桑与欧洲的古典，在此融合交汇……

暮鼓在冬不拉的琴声中回响，晨钟在佛教经文的吟诵中悠扬，草原的风拂过沙化的土地也拂过五彩的经幡，阳光落在废弃的厂房也落在寺庙的金顶……这一切都讲述着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