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振兴的五个根本问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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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上篇《中国乡村振兴的五个根本问题（上）》从“一老一小”的显性问题，和乡村经济主要矛盾解析。本篇从政治、文化与社会理论创新角度思考。
乡村政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广大农民对政治“不感兴趣”。
这个结论不稀奇，毕竟自古如此。史学家秦晖就将中国传统政治概述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传统社会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参与政治的。
国家政权真正进入乡村，广大农民全面接触政治，始于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在于“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在于通过“彻底推翻乡村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
此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80年代确立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都是相应历史背景下组织三农的有效探索。
今天，市场经济下的村民自治面临两极分化。一种是，由于经济利益，或上面的扶持资金充足，乡村富人、强人踊跃参政，拉选票、宗亲好友票乃至贿选屡禁不止。一旦当选，除了执行上级政府任务，更倾向于代表自身或小团体利益，在行政+自治体系中，两头占好处，难以防范。
另一种更为典型。以我家乡小村为例，地方经济落后，国家补贴有限且直接到村组、农户，村里没有“油水”，大家对谁当干部没有兴趣。村民直选通常成为一个过场，往往是镇里定好方向、村里提前打好招呼，大家照着填选票就行。还有不识字的，“你填谁我就填谁，帮我打个勾就行”。“村民自治委员会”也就基本成为上级政府的延伸机构。
这条线是明线。还有一条线与乡村无直接关系，却更为根本，那便是——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公司化之间的矛盾。
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公司化，都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中央集权不必说，除春秋外，中国自古盛世基本都是中央集权时期，结合中国多元、内倾型文化特点，中央集权更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存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地方政府公司化，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税制改革下，财权上交中央，地方要发展，必须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一方面，GDP、招商引资、发展速度成为地方政绩主要指标，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公司”之间形成了充分竞争，彻底激发了地方政府的活力。可以说，没有地方政府之间的自由竞争，恐难有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也要看到，正是这两项制度的汇合，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乡村的边缘化。
尽管历届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三农，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对“乡镇企业是否挤占城市工业”争论的定调，即明确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原材料市场和产品市场，以及裁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等，三农领域在决策中的影响力被削弱。
到地方政府，由于庞大的公共支出、经济发展和竞争需求，向经营要效绩成为必然。最能出绩效、最快有产出的地方在哪里？招商引资、贩卖自然资源、产业园、新城区、房地产……便成为必然。
基层乡镇政府更难。可卖的东西有限，权限又小，既无财权，又无执法权、处置权，还必须冲在三农工作第一线。现今法治社会，农民自我意识增强，特别是老年人无所忌惮，往往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基层干部权轻责重，普遍两头受气，工作压力巨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囫囵吞枣、应付了事、形式主义等问题，在所难免。
对地方政府“公司”来说，农业产出慢，且上限明显，缺乏想象空间。加之取消农业税费，三农不但不赚钱，反而要不断投钱、补贴，不但加不了分，反而成为“拖累”。如此，只有责任没有利益，只有风险缺乏回报，必然导致“公司”管理者的疏远，这再正常不过。
若非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性要求，如此发展，在一般国家，三农与基层政府恐怕已产生矛盾对立。
一方面，中央已经高度认识到这个问题，要求五级书记共管乡村，打通上下条线，并加强基层治理、党性教育，三农管理正在改善。
同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乡村政治建设不过七十年历史，从土改到大集体到村民自治，已经历过三次重大改革，虽都无法尽善尽美，但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我们才刚起步，而且始终在进步。
另一方面，中央集权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政治架构，中间存在一定的社会空隙、管理空白，需要进行制度完善，这也是重大课题。中央提出的生态经济、生态文明转型，谋于长远，方向明确，相匹配的行政管理改革，相信也在路上。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幸未偏航。
客观来说，若把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分个轻重缓急，乡村问题，目前并不紧急：
乡村一老一小，虽被遗忘，好在生存无忧。以“发展”眼光看来，市场优胜“劣”汰，牺牲也是难免；
乡村经济，虽难以突破，但自给还是有余。农村居民虽然收入较低，但要算上庭院、副业经济，如种菜养鸡、种点果树、挖个笋抓个鱼等隐性收入，差距并没有数据显示的大。加上没有房贷、自然环境较好，生活质量甚至优于不少城市居民；
乡村政治，虽有改良空间，但当前情势，除了建房、新生儿办户口，农民常年无需找政府，基层政府呢，既无需向农民征税派粮，也无需靠三农出政绩。大家互不打扰，相安无事，也是不错；
要说政通人和，风平浪静，也是可以。真正的危机，在于被广泛忽略的乡村文化断裂。
今天去到中国的许多乡村，所见，物质盈余之下，往往是精神的极度空虚。
留守乡下的中老年人，麻将、扑克是主要活动。家乡小村，不管春节还是平时，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吃完早饭、中饭，几个固定打牌点必然人满为患。三顿饭、两场牌，就是许多村民的生活日常。
大人们打牌，省得小孩吵闹，又不懂如何与孩子们交流，随手丢个手机。去到各家一看，孩子们或独自端着手机，或三五成群，不是王者就是吃鸡，不是抖音就是快手，成天头都不抬。当城里孩子被各种培训、养成自律习惯的时候，早早放飞的乡下孩子，恐将越飞越低。
这些还是显性，移动互联网文化正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率侵袭着乡村。许多平常我们听都没听过的“垃圾”APP、小程序，最大的市场，恐怕就是老年群体和广袤乡土。今年过年回家，我就发现我60岁的父亲除了打麻将就是抱着手机看小说，说是免费、能攒金币“提现”，最后钱没提几块，倒是往里冲了不少钱。瞄了一眼，多是“特种兵回家发现妻子被侮辱复仇恶霸”“农家娇妻桃花多”之类。
老人在看，小孩在“写”。譬如一些“写”小说的APP，只需要简单设置人物，取个名字，打一些关键词，然后在对话框“快点”，就能自动生成“对话体小说”，堪称AI智能写作“高科技”。
我11岁的小侄女、10岁的外甥女就热衷于此。小侄女取了个“人间美女XXX”的名字，课“余”“写”了三个月。我偷偷关注了一下，全是《国民校草爱上我》《温柔错付人》之类，点击量数百万，是我写几年乡村、财经观察和文学作品阅读量之和。我是要羡慕呢，还是该自叹不如？
现代市场经济往乡下倾销劣质工业品的时代逐渐过去，倾销劣质文化商品的时代已经到来。
如果说劣质商品还有其客观市场需求，防不胜防，那黄赌毒、迷信、变种宗教的侵入则必须高压防范。此类情况，笔者此前文章已有不少描述，也是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多少清楚一些的事实，此不赘述。它们造成的社会隐患，则是直接且违法的，必须严防死守。
诸如此类的现象后，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是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在加速消失。文化失魂，又缺乏自律和外部约束，面对现代市场经济的降维打击，只能没有抵抗力、分辨力的被动接收。
有一个现象，至今许多人包括知识精英都不能理解。我之所见，今天的乡下，包括偏僻的西藏、新疆牧区，农民家里普遍还贴着毛泽东的画像、供着其铜像。按理说，集体大公社下，农业价值被超常提取，农民普遍穷苦，吃不饱饭是常事。现今生活富裕，吃穿不愁，为何还怀念那个时代？
大集体时代，农民个人虽被压制，但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彼时，集体虽不富裕，除了吃饭问题，集体同步（虽然是初步）解决了农民的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虽不富裕，但有依靠，令人心安。
重要的还有文化教化。在传统被打倒后，集体承担起乡村教化工作，除了平常的政治、信仰教育，农闲时，县、乡都有戏团、放映、文化站，村里往往也有地方戏团、舞龙舞狮队、文艺宣传队等，农民的精神世界并不贫瘠，且具有极强的向心力。
这里并没有任何要倒退、回归的意思，这也是不现实的。当前的现实是，千百年来维持乡村运转的传统文明，诸如宗族、乡绅长老教化、乡规民约等传统文化，已经被暴力革命打倒或被意识形态消解，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教化又被放弃，一面是旧的已去。
另一面是新的不来。改革开放以来，出于财政压力及发展经济，国家对三农领域逐步退出，农村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在文化、精神文明领域，又实在退之过快。
如果说城市、现代工业文明的信仰是自由市场，那市场并不能成为乡土信仰。传统文化虽弱化，但依然维持乡村运转，而市场虽好，却始终难以有尊严地融入。
现代自由市场下，对广大农民来说，一个灵魂拷问逐渐浮出水面：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传统社会，中国农民主要为前人和后人活着：光宗耀祖、培育后代，这辈子贡献出去，时间到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走。他将欣慰地去见祖宗，他将活着子孙后代的记忆里。
今天呢？光宗耀祖不再重要，后代掌控不了，也没法培育。“育”多了，反而被否定甚至攻击，适得其反；
为自己？好像想象空间又有限，拼死拼活，也就这个样。而真要不管不顾前人、后人，也还会被戳脊梁骨；
为信仰？主义来过一段时间，又不知道去哪了。被市场经济教育过后，再去捡回来，好像也不是那么个意思；
为钱？好像也只有为钱了。管他钱怎么来，有钱就有地位，就能获得尊重，说话声音就大。但怎样才能有钱？又好像没什么机会……
算了，反正日子过得去，那就得过且过，那就听之任之，那就还是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就发发牢骚、有机会就骂骂干部，那就信一信谁谁谁传过来的XX教……
如此，没有意义，无所依凭，无从信赖。旧的已去，新的不来。文化的断裂，才是乡村各种乱象的根源所在。而精神的空洞，也容易给黄赌毒、邪教、不良意识形态可乘之机。
问题的问题，往往不是问题本身。市场经济下，就土地谈土地、就经济谈经济、就政治谈政治，都恐将有失偏颇，都难以系统解决三农问题。文化的振兴，人心的振兴，恐怕才是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问题。
从百年前的梁漱溟、晏阳初，到今天遍布大地的广大乡建者，以及以河南修武乡村美学教育、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等地方实践，都明了于此，也都不约而同地从文化教化、唤醒自觉、重建乡土内生力量的角度着力。虽缓慢，却是根本的、正确的，值得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重视与借鉴。
百年前，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特意在书名旁加了个副标——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他看来，乡村文化断裂，不过是中国社会文化失调的缩影，乡村建设，也不过是以乡村为切入口，以图民族之复兴。
于今而言，虽不至如此，但仍具参考意义——今日乡村问题，何尝不是社会问题在市场弱势主体身上之投影，今天乡村振兴，何尝不是民族复兴之新切口？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总结到，“任何一个社会，定要有大家共同尊崇的一些对象，这社会才能团结。这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才是教育的最高精神所寄托，所凭依。”
今日中国乡村建设之成就，主要来自市场经济的反哺，但问题的根源，也在于市场经济的唯“物”主义，与百年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叠加、糅合。当唯“物”成为当今社会“大家共同尊崇的对象”。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将人与社会不断“物化”。
此时，乡村与农民，能“物化”的东西实在有限——只有有限的土地产出和自身劳动力，再退一步只有更为有限的“器官”。
换句话说，面向“物化”的社会价值取向，乡村能贡献的只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劳动力因其市场弱势地位，不管是经济还是心理，始终难以真正接受、融入城市市场。同时，国家体制，决定了城市无法获得其最感兴趣的乡村资产——土地，使得城市与现代市场对乡土始终打不起足够热情。
能卖的东西太少，又不值钱，自然要陷于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底端。在现代市场经济话语体系下，中国农民的处境，恐难有本质改变。
未来在哪里？更根本的出路，在于社会发展模式的创新。
放眼中国近现代史，总体来说是一个学习西方的历史，工业化、城市化、商品经济、科学、民主、法制、生活方式、世界观……今天，诸多领域陆续反超“老师”，独领风骚。
要问何所缺？相对物质、外在，恐怕更是内在：有一些松动，有一些失去了点什么、又一时难以找补的空洞。
这个“空洞”，曾是传统文明、革命精神、共产主义建设精神、“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市场化精神……今天的中国，就像武侠小说中，一个好学上进、历经磨难的青年，终于学成各种武林绝学，成为一代大侠。各种场面游刃有余，但装的东西太多（且越来越多），又都不可能放弃，就得承受各种内力冲突——如不加以融贯、突破、开创新功法，恐将面临走火入魔、经脉寸断之困局。
好在，当今的世界大变局，为我们创造着机遇。
百余年前，当中国的寻路者将目光投向西方，许多西方寻路者就已认识到西方发展模式埋藏的巨大隐患——西方哲学的主客体、二分法、二元论，西方市场经济的无限分工、细化，必将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化、对立。西方模式可以靠物质、靠不断细分推动科学进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本身的问题。
他们将目光投向中国的“道”，中国的“天人合一”，乃至中国高效的自然循环农业、庞大却稳定的村社群体架构……“绿色GDP”概念提出者、世界生态文明学科泰斗小约翰·柯布就认为，中国可能是高速现代化过程中，唯一还保留着悠久且完整乡村文化的国家，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面向未来，我们只有从意识形态及自由市场唯“物”的禁锢中跳脱出来，以“中国所拥有的伟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长远历史的可持续农业传统，以及理性化低消费观的悠久传统，为人类发展引领另一种模式——即利用其生态和政治伦理传统，作为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基础，替代当前‘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指标为基础的世界观，构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机制”……这既是对当下的批评，也是挑战，更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今天，碳经济、生态经济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轴，从马列毛邓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正构建起新时代发展框架。以融贯传统与未来的生态文明为OS（底层操作系统），搭载并融合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数字化时代（而非相反），才是民族复兴与崛起的星辰大海。
而传统文明去哪里找、生态经济向哪里寻求突破？
答案显而易见。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杭州鼠打猫互动合伙人。 部分素材：一渡-周林 / 提供。 参考书籍/文章：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温铁军等，《八次危机》/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美）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美）贝一明（Emanuel Yi Pastreich）《为治愈积重难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国寻找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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