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落幕，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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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2021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这一年是市场经济的调整之年，民营行业的动荡之年，互联网平台的失色之年。
同时也是科创主题的深化之年，专精特新的弘扬之年，双碳文明的启动之年。
还是第三次分配的点题之年。
当“市场经济”前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定语，如高质量发展、专精特新、自主可控、绿水青山、促进共同富裕、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显然，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上一个大逻辑，是“地产+基建+间接融资为主”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逻辑。
谁敢借钱，借的多，投到土地房产上，躺赢就是大概率事件。那时的资本市场乱象横生，玩家充斥，一个壳资源就值几十亿，很多人关心的不是壳里究竟如何，而是如何弄到壳，往里装概念。
现在，资产负债表的黄金扩张期基本结束。银行市净率超过1的寥寥无几，万科这样的房地产龙头，市净率也就刚过1。
新的逻辑，是“科创+内需+直接融资为主”的生产性价值创造逻辑，是通过科技创新、消费升级、制造业向中高端转型、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
这一逻辑更多靠直接融资支持，如2010年诞生的小米、美团、宁德时代、百济神州，2012年诞生的头条、滴滴、喜茶、喜马拉雅FM，2013年诞生的小红书，2014诞生的微众银行、蔚来、小鹏、商汤科技、石头科技，2015年诞生的拼多多、理想汽车、地平线，2016诞生的抖音、元气森林，2017年诞生的完美日记、花西子，等等。
我们不必用新逻辑否定旧逻辑，因为总是先要发展基础设施、城镇化，2000年中国人均GDP才突破800美元，毕业大学生才刚过100万。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几千美元的阶段，科技创新、进口替代、自主可控，可以想，但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但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人口老龄化和宏观负债加剧，房住不炒、卡脖子和双碳等约束性因素加强的今天，新逻辑将越来越占上风。
从宏观上说，新逻辑的方向就是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从微观上说，新逻辑的方向就是促进生产性价值的创造与创新。
由于城镇化和都市圈化还在继续，所以前一个逻辑不会骤然结束，仍将稳定延续，逐渐调整并优化。
而后一个逻辑，即生产性价值的创造逻辑，将迎来充满机会和想象力的新黄金时代。中国今天的资本供给能力、研发投入能力、工程师红利，以及消费者对品质品位的更高要求，将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造、智造、创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技术、中国服务、中国标准”等方方面面的超越，提供支持。
每当感到时代逻辑的变化，我通常会到深圳这样的创新热土做调研，从现实中寻求依据，并校验自己的想法。
为什么是深圳？因为深圳在一张白纸上，依靠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对人民创造力的信任与鼓励，在科创领域走在中国的最前沿。
谈创新，国人言必称华为。而任正非多次说，没有深圳就没有华为。
1987年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明确科技人员可以自愿联合投资、从事科技开发及有关的生产、销售、咨询服务等经营活动，“除了资金，商标、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同样可以入股办企业，而且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任正非等5人就是在这一激励下集资2万余元创立了华为。
所以，莫道世间无人才、无创新，只要宽些尺度，给些空间，多些信赖。
上周我在深圳调研了大疆创新、迈瑞医疗、安克创新、TCL华星、OPPO这5家都有浓厚科创色彩的企业。印象最深的是，它们不仅在“造饭碗”，更在“造知识”“造技术”。
中国优秀企业在生产和传播新知识方面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外溢到社会后的价值，可能被大大低估了。
我以大疆创新为例来说明。
大疆创新的使命是“做空间智能时代的开拓者，让科技之美超越想象”。听起来很高大上。为便于理解，我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疆TT教育无人机从入门到精通》教材中摘出几段话，把“空间智能”拉到你身边——
“折一架纸飞机，轻哈一口气，掷向天空，这可能是生活中最容易的飞行。想象一下，若是这架纸飞机变得智能，有了自己的动力，可以规划飞行航线，可以自主避开障碍，甚至自动返航降落……
“当飞行遇上了智能，如同机器人获得了飞行的能力，从而诞生了无人机……
“日新月异的科技与创新使无人机得到了迅猛发展，以至于在各个行业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例如无人机在有大气层的外星球上飞行探索，军事上使用无人机进行侦查，植保无人机飞行在田地的上方播撒种子，可拍照的无人机进入了千家万户，可编程的教育无人机也飞入了学生们的课堂。”
这本教材的两位作者，蔡冬冬是安徽肥东县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科技工作者，胡波是合肥八中信息技术学科的老师，他们长期辅导学生参加机器人、无人机等竞赛，大疆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让前沿科技足够简单，孩子们能轻松上手。课程的案例都来自教学和竞赛实践，无人机飞行程序大多由学生进行测试。兴趣驱动着孩子们自愿利用数十个节假日学习无人机，他们反复测试，确保每个程序都能让无人机成功完成任务。
在大疆帮助下，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基础教程》及《进阶教程》，分教师用书和学生用书，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机甲大师成长指南》。
我属于折纸飞机的一代，今天的中小学生则在学习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遥控飞行、编程飞行、编队飞行和场景应用，而且通过无人机编程去体验飞行的乐趣。大疆教育的RoboMaster TT无人机，极大降低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学习门槛，为学生和老师打造出可飞行的开源硬件平台。通过开源硬件与可编程模块，老师轻松教，学生轻松学，学生学习了嵌入式编程后，可以自己动手，开发空中机器人的各种应用。
如果没有大疆，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知识也是有的，但是是分散的，碎片化的，象牙塔里的。而通过一家创新企业基于市场规律“实践出真知”的持续努力，这些知识变成了活知识，普惠知识，初级水平的孩子可以把组件装成无人机，中高水平的孩子可以自己写程序开发一个小应用，大学生们开发的创新应用就更多更高级了。在这个生趣盎然的过程中，知识在外溢，扩散，重构，更新。
我是站在地上长大的一代，现在的学生是以天空作为思维起点的一代。好羡慕他们。
我长期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但在大疆意识到，企业的本分就是做好企业，用创新的方式生产出好产品、好服务，生产新的知识，让整个社会与之相关的知识文明得以提升，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成为爱迪生”的土壤。这是真正的天职，比慈善捐款重要的多。
无论是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是以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来衡量，中国的人口红利都在减弱，所以经济增速下台阶是必然的。
但这并不可怕，只要在此过程中，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环境友好性和社会友好性，能不断提升。
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有些路是绕不开的，一定要在核心技术能力的提高上下功夫。不是简单复制别人，或东拼西揍组合，而是要在纵向上，向基础层深挖，向中高端挺进，在复杂创新方面求突破。苹果、三星、华为，都是这样的典范。
在第三届OPPO未来科技大会上，我看到了他们发布的自研影像专用NPU——马里亚纳X，我对于“将手机计算影像推向4K+20bit RAW+AI+Ultra HDR时代”这样的技术语言不熟悉，但还是能明白：它像是为手机内置了一个专门服务影像系统的“智能大脑”，为做这款专用芯片（还不是主芯片），花了一两千名工程师三年时间，投入极大，过程也非常曲折。市场上的影像芯片涵盖手机、平板、笔记本等多种载体，而马里亚纳X专攻手机，开发专用AI算法，更聚焦，可以实现40倍的AI能效比提高，使手机在消耗既定电量时能够处理更多数据，明显提升人像拍摄和静物拍摄中的暗部的细节，同时高光部分也没有过曝现象。
马里亚纳是已知的海洋最深处。OPPO高管说，这个命名是因为芯片研发中走过了异常艰难的路，也代表着他们探索技术“深水区”的决心不会变。在完成这第一步的闭环后，他们觉得，做芯片也没有像过去那样高不可攀了。“有些事，做了也不一定能成功，但不做一定没有出路。”
安克创新成立于2011年，去年成为创业板注册制首批上市企业之一。它的智能硬件产品97%都在海外销售，有四个自主品牌：Anker、Soundcore、eufy、Nebula，它从创立起瞄准的就是全球市场，特别是欧美日等发达市场，其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拥有的用户已超过1亿。
1982年出生的安克创新CEO阳萌说，安克全球员工42%都是做研发的。智能硬件行业速生速死、研发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不确定，国际知名消费电子公司如GO-Pro、Fitbit、Arlo等上市时受到追捧，但往往昙花一现。安克要想基业长青，除了要善于洞察消费者需求，不断提升组织能力，还必须始终坚持研发投入不动摇。“以前都是做应用型的研发，这两年开始进入基础技术的研发，10%-15%的研发人员研究基础的、底层的技术。”
TCL今年创立40周年，现在看，如果不是2009年李东生毅然决然进军液晶面板，做关键的、难的、长周期的事，TCL可能已经沦为一家平庸的公司。TCL华星积极布局下一代Mini-LED、Micro-LED、柔性OLED、印刷OLED等新型显示技术，已构建起全球面板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截至2020年底，TCL华星累计全球专利授权数15362件，其中发明专利超99.3%，广泛覆盖美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迈瑞医疗的成功也和研发息息相关。迈瑞全球员工过万人，研发人员占比近26%。2017年国家发改委《发明专利拥有量前50名企业》中，迈瑞是唯一上榜的医疗器械企业。2018～2020年，迈瑞医疗的研发投入分别为14.20亿元、16.69亿元、20.96亿元，稳定在同期营收的10%左右。迈瑞除了在深圳、武汉、南京、北京、西安、成都有研发中心，在硅谷、新泽西和西雅图也有三个研发中心。
正是通过持续的自主创新，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专业的本地化售后支持，迈瑞在医疗技术门槛最高、技术法规最严格的美国，已进入约2/3的医院、近万家医疗机构，并在ICU、麻醉科、急诊科等核心科室广泛应用。全美排名前10的心脏医院，9家在用迈瑞产品。
我上一次到深圳调研时，去了微众银行。这是一家2014年成立、2015年正式开业，没有一家线下网点的数字银行，目前服务的个人客户已突破3亿人，小微企业法人客户超过240万家。这背后正是科创的力量。
微众银行依托自研的全球首个基于安全可控技术架构的分布式银行核心系统，做到了高可用、高弹性、高扩展，建成了同城多数据中心多活架构，所有业务在多中心之间动态流量调控，所有业务产品7*24小时服务，可以实现单日交易峰值近7.5亿笔，每账户运维成本降至国内同业的1/10以下。
微众银行CFO王立鹏给我举了一个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例子。
“比如需要仲裁的时候，我们要和很多仲裁庭合作，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供材料。传统模式是把材料打印出来签字盖章，非常耗时，把海量的电子业务数据打出来，可能要用卡车运，对方验证的压力也无法想象。通过区块链存证技术的研发，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电子文档全部加密打上数字戳，然后放到和仲裁机构共同运行的仲裁联盟链上。有了这套体系，每次提供资料都可以提交电子文档，对方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戳来验证资料的真实性，而且绝不会出任何错误，因为只要错一个字节就无法验证了。这使整个仲裁效率从原来的几天十几天几周，缩短到几乎瞬间完成，即便加上一些附加流程，也可以在一两天内搞定，这样也使得我们的成本越来越低。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迭代领先，我们的运营成本降不下来，在商业上就不可行。”
每当看到这些生动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案例，我的内心就会被阳光灿烂照亮，禁不住想和更多朋友分享。社交媒体上的阴雨连绵和狂风暴雨，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生产性创新实践及其带给社会的“正外部性”，才是中国的真正希望。
当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确定性在增加。一些部门的管制政策和行业调整，没有把握好时度效，有的力度过大、过频、过激，且叠加共振，使市场主体的活力和预期下降，信心不稳。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领导经济工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要加强经济学知识、科技知识学习，要加强调查研究，坚决防止简单化、乱作为，坚决反对不担当、不作为。
这篇基于深圳调研的文章，是希望朋友们看到，中国经济确实有收缩的调整的一面，但更有扩张的向上向前向善的一面。包括底层技术突破、制造业升级、现代服务业、中国品牌的全球化、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绿色产业等等在内的生产性创新（productive innovation）已经蓬勃展开。加上经济韧性和大市场规模，这些新力量会不断生长，让市场经济在中国越来越现代化、专业化、清洁化。
一个伟大的经济体不会只依靠一种红利，而是多种红利的接力。
中国的第一种红利是人口红利、成本红利。支撑了中国加工工业的发展。这是第一棒。
中国的第二种红利是人才红利，在产业中主要表现为工程师红利。这是第二棒，依然很强劲。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长江商学院甘洁教授指出，在深圳做新硬件创业，其成本相当于首尔的1/5到1/3，硅谷的1/8到1/5，慕尼黑的1/10到1/5。“在慕尼黑找物联网相关的软硬件工程师，可能招聘广告发出来半年都找不到人。如果在美国，要么花高薪去挖例如苹果大公司的人才，或者去找五六十岁的老工程师。西门子曾出过内部报告，中国工程师每年工作时间是外国工程师的两倍。”
中国的第三种红利是设计师红利、品牌红利。这是第三棒。
中国产品的质量、功能、科技和智能化程度已经很有竞争力，但设计、美感、艺术性、品牌软实力等和国际一流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现在已经起步，且发展很快。
我最近接触了一些设计达人，他们有的是博士、副教授，在大学教设计，自己也创业，将设计融入中国供应链，打造“不一样的产品”；有的是所谓“TCK一代”（Third Culture Kids），海外留学，在国外有开店经历，因为疫情回来，就留在上海，他们对国潮元素的应用既有本土色彩，也非常国际化，还很注重环保。他们设计的产品在年轻人热衷打卡的上海TX淮海|年轻力中心这样的新消费地标很受欢迎。
TX淮海|年轻力中心的策划人司徒文聪说：“今天年轻人不喜欢的地方有四类：父母喜欢去的地方、没有故事与话题的地方、千篇一律的地方、没有社群认同的地方。那什么才能吸引他们？就是有策划、有展览、有设计、有新意、有社交符号、不断闪变的地方。”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张旭东教授最近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孩子是来学习基础学科的，比如数学、哲学、生物学和美术史等。这和过去为出国而出国、读一个会计或计算机专业就找工作留在美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新一代留学生，越来越多是出于个人兴趣出来读书。”我相信在这样的多元化、个性化成长趋势下，未来中国产品与服务中的设计、美学气质、内容等短板会慢慢补起来，甚至成为长板。
中国的第四种红利应该是未来的科学家红利，基础研究红利。这是第四棒。科学家的发现和理论突破才是一个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支撑。
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维萨里等科学家；17世纪的英国，“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加速了科学进步，产生了牛顿、波义耳等大师；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营造了向往科学的氛围，产生了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拉瓦锡、安培等科学家；19世纪的德国，产生了爱因斯坦、普朗克、欧姆、高斯、黎曼、李比希、霍夫曼等科学家；20世纪的美国，集聚了费米、冯·诺依曼等顶尖科学家，产生了贝尔、爱迪生、肖克利等顶尖发明家，美国获得了近70%的诺贝尔奖，集聚了全球近50%的高被引科学家。
科学家红利不仅来自大学和研究院，也来自企业。美国IBM实验室涌现过5位诺奖得主和6位图灵奖得主，贝尔实验室在历史上更是有15人获得了9项诺奖，晶体管、激光、电荷耦合器件、信息论、UNIX操作系统、计算机C语言等都诞生于此。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指出，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必须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深研究，冷研究，独树一帜的研究，看似无用的研究，可能代表着更高的价值，但往往不被认可和鼓励。
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还需要第五种红利，那就是思想红利、艺术红利、人文红利。这是第五棒。
经济的长远竞争，离不开制度、价值观和文化，是创造力、想象力的比赛。乔布斯、马斯克的背后，是改变世界、make different的抱负和奇想，这是需要教育、文化、社会认知等支撑的。
以上这五种红利，中国现在处于前三种红利的交融阶段，尤其是第二种红利如何和第三种红利相结合非常重要。第四种红利的培育刚刚开启。
我谨希望，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第四种红利能接棒绽放；到建国百年之时，第五种红利能让中国经济不仅在规模上世罕其匹，而且以春风化雨的软实力为人类文明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
不信东风唤不回。但需要我们超越今天的很多认知、情绪和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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