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不婚时代，社会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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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今天，你还结婚吗？
根据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2022年中国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这一数据创下了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比2013年最高峰时的1346.9万对，更是跌去了近一半。虽然其中不乏适婚人数下降以及疫情冲击等因素，但从长周期看，结婚人数随着世代更替逐渐递减，已经是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家庭，同时又正在为少子化、老龄化等问题困扰的国家，结婚人数的持续下降令许多人忧心忡忡。不过站在全球的视野，这其实已成为常态，甚至有人称赞它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但不管是忧心，还是赞扬，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婚姻制度，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而它又会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哪些影响呢？
年轻时的四姑，外形靓丽、性格开朗，而且还颇有商业手腕和雄心。1982年，30岁出头的四姑，由于工作能力出众，在单位领导的鼓励下，正准备承包国营餐馆，大干一番。不料却突然被查出得了鼻咽癌。
虽然凭借她超级无敌的乐观心态——癌症界有句话，七成病死，三成吓死。当年和四姑一同在省肿瘤医院接受化疗的病友，后来都病逝了，只有四姑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多年以后，她们“抗癌俱乐部”组织体检，发现四姑体内的癌细胞竟然全部消失了。
但四姑的人生，还是因为癌症而被彻底改变。
此后的她，或许是因为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看透了生死，曾经的商业雄心，烟消云散，结婚大事也不再提及。尽管仍不乏追求者上门，但她都躲着不见，深恐拖累人家。所幸那时候，由于住房紧张，都是一大家子几户群居。靠着家族的庇护，以及左邻右舍几十年的交情，倒也没啥闲言碎语，四姑一直活得很自在。
或许是受她的影响，我们家的人结婚都很晚，无一例外均超过了30岁。有好几位姐姐，出嫁前都曾被长辈半开玩笑半揶揄：是不是想成为“四姑第二”呀？
话虽这么说，但在那一代人心中，结婚还是人生头等大事，无病无灾的话不能不结婚。所以在我们这辈70后、80后成长过程中，催婚是一件几乎人人都遇到过的事情。特别是四姑后来因为独居期间突发中风，身旁无人及时报医而不幸离世，更是给了家中长辈们以巨大刺激，并经常拿此血的教训来劝导我们，不结婚的后果有多严重！
不过最近这两年，不知是因为自觉年岁大了，管不了小一辈的事了，还是身边朋友同学子女不结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所以父母催婚的情况明显少了。可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话不虚。但私底下，他们还是会纳闷嘀咕：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为啥都不结婚了？现在不结婚，以后老了怎么办？
是啊，人类的婚姻制度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回顾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历史，真正把婚姻和爱情结合起来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无论是古代西方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还是古代印度不同种姓之间互不通婚，本质上都是出于经济目的，即财富合并、风险共担，所以才会特别讲究门当户对，而毫不关心有无爱情，甚至不需要男女双方同意。用中国的一句古话讲，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至于爱情，过去中国文人寄托于笔下的戏剧小说，为什么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千古传颂，就是因为现实中几乎没有。而西方贵族则选择在外寻找情人，所以我们读17、18世纪的欧洲历史或小说，但凡有点名气的人物，几乎都有情人。
同时，古代社会因为战乱频仍，男子死伤惨重，所谓“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而无论农耕还是游牧社会，又都需要劳动力，所以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
中国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才开始推广一夫一妻制，但真正严格执行、全面落实，要等到1950年《婚姻法》出台后。而在港澳地区，由于《大清律例》的延续，甚至到六七十年代都还存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况，比如著名的赌王何鸿燊，就有四房太太。
相比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无疑是一种进步。它的出现伴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财务地位的日渐独立，只是在很长一个阶段，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财务实力都不足以独立应付生活，同时生命科学的滞后，也使得要想繁衍后代，就必须结婚。
但这个阶段现在也正在过去。从经济角度讲，结婚的几大经济学好处，比如夫妻搭配，优势互补；降低生活成本；保险机制；分享家庭商品增值等，都已经可以自我满足，或者通过别的交易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聘请专业养老护理或入住养老院等来实现。
甚至就连生育这件事，现在都已经不需要另一半面对面配合了。比如有些高龄单身女性就选择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生子……这种情况下，婚姻的吸引力自然逐渐下降，而其负面影响，比如遇到不合适的人所产生的时间、情绪、金钱内耗等则被放大。
不婚群体急速扩大，就连曾是最愿意结婚的省份河南，2022年比2021年结婚对数都下降了六分之一，超10万对。
至于外国，比如法国，签署同居协议（PACS）的人已经快赶超正式结婚的人了；而在瑞典，20～34岁年轻人中，与伴侣共同居住的年轻人占比为46.98%，其中以婚姻形式或注册伴侣形式共同居住的年轻人仅占17.57%，其余29.41%则是以未婚同居形式共同居住。
难怪有人喊出，“婚姻制度即将解体”的口号。
毫无疑问，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提高人口生育率，努力恢复至2.1的更替水平是非常必须的，虽然很难。但如何提升生育率，是不是非得通过婚姻的方式，却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从全世界范围看，非婚生育的比例都在持续上升。
其中，智利“私生子”比率最高，达到了73.65%，哥斯达黎加、冰岛也都超过了70%。法国是60.4%，英国是48.2%，美国虽然总比例为39.6%，低于欧盟（41.3%）和经合组织（40.74%）的平均值，但其国内的黑人新生儿中，非婚生比例高达72%，西班牙裔则为54%。
在东亚国家，由于社会对于非婚生子的接受度还较低——日本、韩国都只有2%多一点，所以结婚数低就意味着生育率低。这也是为什么面对持续恶化的人口问题，焦虑的国人会如此关心结婚数据。
但这种社会意识，正在发生变化，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家族亲戚联系正在减弱，这两年甚至流行起一个词——断亲。既然亲都断了，来自家族亲戚的催婚压力也随之消解，青年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更自由地选择婚恋及生活方式。
近些年，城市青年婚恋形态日趋多元化，除了较为常见的姐弟恋、丁克族，还有日渐流行的独身生育、或是领养孤儿等等。
看看国外，领养孤儿是一种常态，有些明明自己已育有子女，仍会去领养一两个孤儿。一些中国孤儿被外国父母领养长大，返回国内寻找亲生父母的新闻，也时有报道。总体来说，中国对于领养孤儿这块的限制和门槛是过多过高的，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精简、放宽。
当然，需要改变的远不止领养制度这一个方面。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单身不婚潮将对经济结构、社会需求带来冲击与改变。比如对住房数量的需求会增加，但面积需求会减小；又比如对社区型配套，如健身房、口袋公园、邻里中心等的需求会增加，而对大型中央公园、商业综合体的需求会减少……
相比浪费口舌争论结婚数量下降是危机还是进步，不如接受现实，对其可能带来的变化，及早做好准备。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对婚姻制度的变迁是如此，对少子化、老龄化亦然。
作者：长三角区域城市观察家、“为父亲写史”计划发起人、公众号“三土城市笔记”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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